引子

每个博物馆都有自己的镇馆之宝。当然，“防火，防盗，防国博”，国博和中国考古博物馆里集齐了更多的镇馆之宝。这些器物都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文化内涵、学术价值或者唯一性、稀缺性。但是，对于不懂文物的我来说，镇馆之宝远不如“萌宠”的含糖量高。

这么多萌宝中，第一个被我惦念的是山西博物院的鸮卣，早在他还没有成为“愤怒小鸟”时，我就爱上了他，然后经常以“顺路”为借口去看他。

图片来源，山西博物馆

最萌的天禄

近日，我又发现了另一个软萌，这个更小，更不容易被发现。那就是河北省邯郸市博物馆国家一级文物——刻度天禄架铜熨斗，上面的天禄。仔细看，这只萌兽独角凌风，双翼凌云，不仅有胸，还有肚脐眼儿。端坐时，造型逼真，憨态可掬‌。

图片来源，山西博物馆

虽然早在先秦文献中就已有“天禄”“辟邪”词汇，不过当时并不用以指代神兽，而分别作为虚指的吉语、或者贬义词。入汉以后，这两词既延续了先秦的语义，也逐渐指代神兽。如《续汉书·與服志》载：“皇后谒庙服，步摇，以黄金为山，一爵九华，熊、虎、赤罴、天鹿、辟邪、南山丰大特六兽，诗所谓‘副筓六珈’者。”

在现代学界，对天禄、辟邪的命名问题存在广泛争议，这一争议不仅体现在理论探讨中，也反映在考古实物与古典文献的对比研究中。目前，学界大致形成了四类主要说法：

第一类说法‌以朱希祖先生为代表，通过角的数量来进行区分，认为独角者被称为“天禄”，双角者则为“辟邪”，而天禄和辟邪的总名则被称作“桃拔”‌。

‌第二类说法以朱偰、罗宗真及李蔚然先生为代表，他们主张独角者为“麒麟”，双角者为“天禄”，而无角者则被命名为“辟邪”‌。

‌第三类说法则是由杨宽、曾布川宽、刘敦桢、林树中、梁白泉及卢海鸣先生提出，他们认为无论是独角还是双角，都应被归类为“麒麟”‌。

‌第四类说法以孙机及宋震昊先生为代表，他们坚持独角者为“辟邪”，双角者为“天禄”‌。这一观点与第一类说法在命名上完全相反。

而就考古实物来看，天禄、辟邪的形象与古典文献中的描述存在明显的冲突。如今可考的天禄、辟邪陵墓石兽集中在东汉。实物材料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二维平面性质的，如铜镜、铜牌、画像砖、画像石以及墓葬壁画等；另一类则是三维立体性质的，包括大型的神道石兽、中型器座、小型玉雕石雕等器物。在这些实物材料中，带有“天禄”“辟邪”榜题的，主要出现在神道石兽、铜镜、铜牌及画像石这四类上。然而，即便是在这些实物中，天禄、辟邪的形象也并未统一。例如，在孟康的笔下，天禄、辟邪被描述为“似鹿，长尾”，但考古实物中的形象却并非如此。其中，情况最为混乱的是铜镜图像，由于铜镜的制作工艺、风格以及流传过程中的变化，使得铜镜系统难以作为判断天禄、辟邪形象的准确标准。

总之，现代学界对于天禄、辟邪的命名问题仍存在较大争议，而考古实物与古典文献之间的冲突也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

刻度天禄架铜熨斗

整件器物出土于1972年的邯郸张庄桥汉墓，是东汉时期工艺技术的杰出代表。刻度天禄架铜熨斗高达52厘米，斗长44厘米，底径26.7厘米，重约9公斤。熨斗，又称“火斗”或“钴鉧”，其历史可追溯到3000年前的商代。最初，它是用来烧烫犯人皮肤的刑具，但在秦汉时期，这一功能逐渐被熨烫衣物所取代，并逐渐在民间流行。这只熨斗与博物馆常见的熨斗不同，它由支架和熨斗两部分组成，使用时只需将熨斗从支架中抽出，放入燃烧的木炭，待底部热得烫手即可使用。其体型之高大、厚重，在众多古代熨斗中堪称翘楚。熨斗通体呈青绿色，历经千年的岁月洗礼，依然散发着古朴而神秘的气息。其器形比例匀称、稳定，展现出东汉时期工匠们高超的设计能力和审美水平。想象一下，虽然现在熨斗看起来是古色古香，但其材质是青铜，那当年可是金灿灿的呢~引人注目的还有熨斗的支架部分。支架柄细长而优雅，中部巧妙地设计了一个小孔，用于插置熨斗，既实用又美观。熨斗的柄上还铸有12寸刻度，以三个圆圈代表一寸，九个圆圈呈菱形图案表示五寸，十一个圆圈则以菱花团表示十寸。这种图示不仅作为装饰，更可以利用刻度功能用于日常衣物尺寸的丈量，显示出古代工匠们的智慧和匠心。关于这件刻度天禄架铜熨斗的用途，专家们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它可能是一件实用的熨烫工具，用于熨烫衣物或织物；也有人认为其更多地具有礼仪陈设的功能，象征着权力和地位。特别是熨斗上“天禄”的装饰和柄上的刻度设计，被一些专家解读为“持权柄以熨天下”的寓意，暗示着这件器物可能曾是古代权贵们用来彰显身份和权力的象征。

（下图来源：邯郸博物馆）

（来源：官方媒体/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