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心探窥中国陶瓷史的底蕴，那么首先应该留意的或许就是“河滨遗范”的来龙去脉了，说它是进入中国陶瓷史深层结构的通关密语也不为过。
一、 舜陶河滨
“河滨遗范”是缅怀圣人虞舜在河滨成功地烧造出无瑕陶器的故事，其典出《史记‧五帝本记》：“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苦窳意谓粗劣、瑕疵，然而舜之可以制成无苦窳陶器的原因，是在于他以谦让无私之德图利百姓，无瑕的陶器于是诞生在秉持着至德的圣人虞舜之手；借用南宋至元蒋祈《陶记》的话，即是“河滨之陶，昔人为圣德所感，故器不苦窳”。完美陶器的制成因此和德产生连结，彼此紧密依存。
在中国历史上，“河滨遗范”并非只是遥想昔时圣人德行的空泛典故，而是往往被统治者做为一种符瑞征兆进行操作，甚至将之和天命连结，成为帝王治国的合理根基。就像历史上许多地方官乐意地向朝廷呈报各种天人感应的吉象征兆，并且总会博得帝王的欢心般，由柳宗元（773-819）写就的《代人进甆器状》颇耐人寻味。兹抄录如下：“甆器若干事，右件甆器等，并艺精埏埴，制合规模，禀至德之陶蒸，自无苦窳，合太和以融结，克保坚贞，且无瓦釜之鸣，是称土铏之德。器惭瑚琏，贡异砮丹，既尚质而为先，亦当无用而有用，谨遣某官某乙，随状封进谨奏。”柳宗元在德宗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德宗驾崩、顺宗即位时被拔擢为礼部员外郎，同年八月却随着顺宗让位宪宗而被贬外放，在赴任邵州刺史途中再次被贬往湖南南方偏地永州零陵郡任司马，元和十年（815）更被流谪到更南的蛮荒地广西柳州任刺史，元和十四年（819）病死任上，享年47岁。小林太市郎指出该瓷器状应成于其赴柳州就任之前，职司永州司马期间（805-815），进而主张瓷器状所提及的进贡瓷器乃是湖南永州零陵郡烧造之尚待考古证实的所谓永州窑；傅振伦则认为上引瓷器状是元和八年（813）为饶州刺史元洪所作；而刊刻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的朱琰《陶说》则考证其是河南道岁进瓷器。不过，本文在意的其实是进瓷状“禀至德之陶蒸，自无苦窳”、“土铏之德”等文句，以及柳宗元被贬的际遇和他捎予至友刘禹锡（772-842）信札所透露出自身或将命丧蛮荒的无奈和恐惧。也就是说，柳宗元似乎是有意识地操作陶河滨的古典，将地方陶瓷的精致完成度等同帝王德行的反映，并以此对当朝天子歌功颂德，冀盼浩荡的皇恩来纾解自身的困境？
二、 窑神德应侯
烧陶和德的连结，也反映在民间的窑神传说。中国的窑神不定于一尊，有以“雷工器”闻名的雷祥（陕西地区），烧成“青龙缸”的火神童宾（景德镇），襄助越王句践复国有陶朱公之称越国大夫范蠡（宜兴窑），以及流行于北方地区复数窑场被敕封为“德应侯”的长寿老翁柏林（也称伯林、柏灵、柏翁）。晋身窑神的条件不一，有的是技艺精湛而不藏私，也有因襄助家国有成却不居功者，甚至包括怜悯同役之苦而以骨作薪，舍身跃入窑火的悲壮英雄，但其共通的特质不外乎是有着高尚的情操且能造福人民，如果借用《管子》解舜陶河滨的说法，即“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举利之，此所谓能以所不利利人也”（卷二一，〈版法解〉）。
图1 陕西省耀州窑《德应侯碑》拓本 北宋元丰七年（1084）立
从现存的资料看来，传晋永和年间（345-356）游览至北地，传授时人“火窑甄陶之术”的伯林，很值得留意。立于北宋元丰七年（1084）的《德应侯碑》（陕西耀州窑）碑文载耀州太守奏请朝廷封山神、土神为德应侯，立庙设祠，庙中立寿人柏林祠堂（图1）；明代弘治三年（1490）《重修伯灵庙记》（山西榆次窑）也记录当地旧有神祠“世祭伯灵仙公，或者以为上古始为陶□之人”，又提到圣人虞舜“尝陶于河滨，当时器不若窳，无非盛德所致也”，将伯灵的功业与上古舜陶河滨的故事相提并论，河北临城东磁窑沟的窑神庙甚至被称为“尧舜庙”。至如乾隆三十七年重修《柏林硚》碑（河南汤阴鹤壁集窑）也载柏灵为“我汤邑尊也，后封为德应侯”。
从成书于西元前一世纪《史记》舜“陶河滨”的记事，迄清末咸丰二年（1852）重修窑神庙（陕西耀州窑）碑文所见“昔舜陶于河滨”，近两千年间，秉持至德圣人烧陶之“河滨遗范”典故，以其强韧的生命力存活在陶瓷的世界中。事实上，中国史上也不乏暗自厕身于至德圣人行列，自许或者操弄当朝无苦窳陶瓷的帝王。明白此点，我们才能更为周全地评估地方贡瓷，或帝王赏赐瓷背后的意涵，至于官窑制度的成立也应在此脉络中予以掌握。
三、 德与天命
窑神庙碑除了提及舜陶河滨器不苦窳，也引用了《周礼‧考工记》“髻垦薛暴不入于市”的训诫，髻为变形，垦是损伤，薛指裂璺，暴为偾起或剥落，亦即损伤有瑕的陶瓷不能贩售市肆。收录于《文苑英华》的一则中晚唐期《对陶人判─市称陶旊者髻垦薛暴》载：“惟彼陶者，为艺之卑，读邃古之书，岂功埏埴，异河滨之迹”，说的是市肆贩瓷者以髻垦薛暴等瑕疵品冒充完器出售，是异于舜陶河滨的败德行为。此一情事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陶瓷史官窑遗址瑕疵品处理方式及其意涵。如明代景德镇珠山御窑厂遗址就曾发现刻意毁损瑕疵制品并集中掩埋的坑窖，其唯恐髻垦薛暴陶瓷外流的防范措施，既说明了由帝王所垄断的官窑制品具有等级的象征意涵，不容僭越，同时也需杜绝瑕疵成品在民间流通交易以免招致败德之讥。相对而言，自信本朝陶瓷精绝的清乾隆皇帝则乐意其辖下陶瓷外输，如他予英国王的著名敕谕就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磁器丝绸，为西洋各国所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对于乾隆皇帝而言，陶瓷外销也是他德政的一环，自以为是舜陶河滨“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的承继者。
图2 绿釉陶壶 东汉（1~3世纪） H 38.7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皇帝对于陶冶不遗余力，既责成内务府员外郎唐英编明《陶冶图》，也令臣下编绘《燔功彰色》、《埏埴流光》等陶瓷谱册，大力宣扬舜陶河滨的典故，从多方面着手进行操作。他有多首与河滨遗范相关的咏瓷诗，并且往往将诗文镌刻在清宫藏古陶瓷之上，如乾隆十七年（1752）《古陶窑歌》：“腹椭口弇德能畜（中略）陶于河滨此其躅”；乾隆二十四年（1759）《陶尊》“其响清越如泗滨，乃悟陶器成神甄，苦窳髻垦非所论”（图2）；乾隆三十八年（1773）《咏古陶罐》：“陶出河滨卧茧成”；乾隆五十七年（1792）《题陶器弦文壶》：“陶则始虞此器留”，成诗年代自其壮年期以迄古稀之年，应该可以说是乾隆皇帝终其一生念兹在兹、乐此不疲的课题，甚至将清宫收藏的宋瓷刻上“比德”（乾隆四十四年，1779）、“德充符”（乾隆三十八年，1773）等字铭。“德充符”典出《庄子》，充指充实，符为验证，即对德的充实与证验。毫无疑问，乾隆皇帝乃是以至德的圣王自居。在中国史上自我感觉良好，以圣王自居的帝王当然不止于乾隆皇帝一人，但乾隆皇帝对此斧凿至深，显得极为突出，就如西周史官记载周文王治国有方，懿德让他得以持拥天地，合受万邦。清初皇帝特别是乾隆皇帝显然对此一德与天命的古典了然于心，故而不时强调其自身正是因禀赋了至德而承受天命统治中国，而他的父亲雍正也曾引《孟子》“舜东夷之人也”的说法来证明夷人有德也可以成为圣君（《大义觉迷录》），如此双管齐下，做为满州人的乾隆皇帝就屡次借由东夷人舜陶河滨的故事来宣示其统治汉人的合理性。
四、 宋瓷“河滨遗范”铭记
南宋咸淳己巳（1269）茅一相（审安老人）撰《茶具图赞》列举了茶道相关道具，并以拟人化的手法赋予茶具姓名字号或官爵。其中，表现茶盏盏壁内外满布纵向细密条纹的点茶用兔毫盏“陶宝文”，被系以赞曰：“出河滨而无苦窳”，故入藏皇家秘阁，当之无愧（图3）。弥漫着复古、慕古风潮的宋代，朝廷上下既热衷追寻三代古物，也致力于器物铭文的释读和考证，“陶宝文”（兔毫盏）虽只是当时流行的点茶道具，也被赋予了古典赞词。
图3 《茶具图赞》之“陶宝文” 南宋 审安老人撰
舜陶河滨的古典在宋瓷当中屡见不鲜，如现藏日本的一件北宋至金磁州窑白釉珍珠地牡丹纹枕背底涩胎处有“舜陶佳皿”墨书；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大溪窑窑址出土了在内底捺印“清凉河滨”字铭的宋元时期青釉碗（图4）；浙江省龙泉窑大窑也曾采集“河滨”印铭标本（图5）。不过，最为常见的无疑要属在碗内心处押印“河滨遗范”字铭的龙泉窑青瓷碗，后者带单方框，口沿呈五花式，花口下方饰白泥堆线（图6）。
图4 钤印“河滨遗范”“清凉河滨”“金玉满堂”字铭的青瓷标本线绘图 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大溪窑窑址出土
图5 “河滨”字铭青瓷标本 D 10cm 浙江省龙泉窑大窑采集
图6 “河滨遗范”印铭龙泉窑青瓷五花口碗 南宋（12世纪） D 12.4cm 浙江省博物馆藏
结语
在中国古代，既曾将无瑕陶器的制成归功于至德圣人，而制作陶器的陶钧（辘轳）有时也被赋予了实际功能之外的其他意涵。
中国大约是在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出现了用来修整陶器的慢轮，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如龙山文化陶器就已采用快轮拉坯成形。就是因为以陶钧拉坯，制器者可随心所欲决定器之大小高矮，所以也是王者治理天下之喻，如《史记‧邹阳传》：“是以圣王制世御俗，独化于陶钧之上”，《集解》：“汉书音义曰，陶家下圆转者为钧，以其能制器为大小，比之于天”，把家国万物视为一个大的辘轳（大钧）。颜师古注《汉书‧邹阳传》说得更为具体：“陶家名转者为钧，盖取周回调钧耳，言圣王制驭天下，亦犹陶者转钧”，而原指陶人作陶的“陶甄”，也成了圣王治理天下之喻，如《晋书‧乐志》：“弘济王忧，陶甄万方。”前已提及，对舜陶河滨之德与天命象征意涵运作至深的乾隆皇帝，也把陶钧视为他所统领的天下。如乾隆二十二年（1757）御制《咏龙泉盘子》提到由侍卫哈青阿进呈的该宋代龙泉窑盘乃是发掘出土自吐鲁番，因此“今远人内面，入我陶钧，袭而藏之，用示柔远”，真的是全身充满政治细胞的帝王。
文末，应该申明的是，龙泉窑“河滨遗范”印铭青瓷的品质档次不一，精良者口沿切成五花口，花口下饰白泥堆线，其年代约在十二世纪后期，粗制者因笔者所见限于碗底残片，故其口沿是否呈花口？而除了南宋制品之外，部分标本是否可能稍晚？此均有待日后的追踪。
（原载《故宫文物月刊》432期［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