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七年，值三年一度的大计考绩之际，江苏省有三位知县以“卓异”之名获举。彼时，巡抚庄有恭郑重具折，呈递于吏部。旋即，吏部批复下达：武进知县张采擢升为知州；句容知县何广生改调长清知县；睢宁知县李庆云则移任合肥知县。
同获“卓异”之评，然为何仅一位知县擢升为知州，而另外两位仅得调任之安排？
经御史详查，此三人皆以进士身份入仕，资历亦颇为相近。而之所以呈现如此情形，究其根源，实在于其任职所在县之等级差异。
【清代各县的等级划分。】
在历史长河的不同朝代，县的行政等级划分标准各异。以秦汉时期为例，彼时依据人口规模对县进行分类管理，若一县人口逾万户，则设置县令一职，其俸禄为一千石至六百石；若人口不足万户，则设县长，俸禄范围在五百石至三百石。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同朝代对于县的等级划分呈现出各异的标准。唐代，县的等级被细致划分为八等；至宋代，其等级划分体系有所调整，县被归为七等。而明代，在县的等级界定方面制定了明确且以税粮数额为基准的标准：税粮达十万石及以上者，被划定为“大县”；税粮处于六万石至十万石区间的县，归类为“中县”；税粮不足三万石的，则被定义为“小县”。
清初，各县等级划分延续明代旧制。至顺治末年，朝廷鉴于以赋税数额作为划分县等级标准时，弊端丛生，遂重新厘定准则，依据政务之繁简程度，将各县别为简、中、要、最要四等。
雍正年间，为进一步完善行政管理制度，朝廷以“冲、繁、疲、难”四字为准则，对县级行政单位的等级划分制度进行重新厘定。自此，这一制度成为定制，稳定延续。
在行政事务的考量范畴中，“冲”所指代的乃是处于交通枢纽、位置显要之地；“繁”，则意味着该地政务繁忙、事务繁杂。“疲”这一概念，表征的是税赋征缴方面存在较多滞纳现象。而“难”所指涉的，是当地民风强悍不羁，刑事案件频发，尤其是命案与盗窃案件数量居高不下。
基于此标准，吏部对各县知县的职位设置展开重新厘定。具体而言，将其划分为具备四字特征的极重要缺、三字特征的重要缺、两字特征的中等缺，以及呈现一字或无字特征的简易缺。
依据《大清会典》之载，知县之缺分，四字最要缺与三字要缺，其任命归为“题缺”与“调缺”类别。在此情形下，需由地方督抚履行保举程序，并奏请圣上旨意定夺。而两字中缺及简缺，则划归于“选缺”范畴，此类知县任免事宜，由吏部负责题名确定。
【哪些县属于四字最要缺？】
在清代的行政区划体系中，被归为四字最要缺的县，其总体数量相对有限，具体情况阐述如下：
顺天府下辖大兴县与宛平县。
奉天府下辖区域包含承德县、锦县以及宁远县。
直隶地区涵盖清宛县、献县、天津县、静海县以及青县。
江苏省范围内，下辖吴县、元和县、武进县、阳湖县、丹徒县、丹阳县、山阳县、江都县以及甘泉县等区域。这些县在江苏的行政区域划分中占据着特定位置，构成了江苏地方行政体系的重要部分。
安徽省下辖之地，灵璧县，地处该省特定区域之中。
山东省辖下包含长清县、泰安县、滕县、阳谷县以及恩县等地。
陕西地区，彼时辖有长安县与咸宁县。
甘肃省下辖地区包括皋兰县。此外，在历史行政区划中，宁夏县、宁朔县曾处于其相关区域范围内；同时，西宁县、武威县以及平番县，也曾是甘肃行政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
浙江省辖下之平湖县。
福建地区下辖闽县、侯官县、福清县、晋江县、同安县以及龙溪县。这些县份在福建的行政区域划分中占据重要地位，共同构成福建地域治理架构的一部分。
江西省下辖区域中，包含上饶县、玉山县以及庐陵县。
湖北省域内涵盖汉阳县、孝感县以及江陵县等地。
湖南省域内包含衡阳县、巴陵县以及武陵县。这几处地域在湖南的地理版图中占据一定位置，于当地的历史发展与地域文化构建等方面有着独特意义。
在广东省境内，涵盖南海县、番禺县以及高要县等地。
广西地区，在历史行政区划中，曾设有宣化县。
云南省辖下，有昆明县一地。
在全国范围内，此类事物总计达54个。值得注意的是，山西省、河南省以及贵州省等省份，并不存在该类事物。
县之等级并非恒定，而是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以浙江石门县为例，在雍正王朝时期，依地方治理的冲要、政务繁简、治理难易程度之考量，其被划定为“冲、繁、难”的要缺等级。然而，至乾隆十三年，基于特定的行政规划与考量因素的变动，石门县的等级被调整为“冲、繁”的两字中缺。
以福建莆田县为例，在过往的行政区划界定中，其仅属于“冲、繁”二字中缺之地。然至光绪年间，鉴于当地社会地理环境的演变，闽浙总督何璟与巡抚张兆栋联名上奏，请求将莆田县调整为“冲、繁、疲、难”四字兼具的最要缺。
【不同“缺”知县的任职资格。】
依据吏部既定规制，初膺知县之职者，依例当出任无字简缺或一字简缺之任。此类人员涵盖新科进士外放知县、举人经大挑选任知县以及县丞擢升知县等。
若于简缺知县任期内，展现出卓越的政绩表现，于三年一次的官员考核“大计”中获评“卓异”等级，则具备调任至两字中缺或三字要缺知县职位的资格。在此基础上，若后续履职依旧成绩斐然，进而可获得调任四字最要缺知县之机会。
在清代的官僚体系中，知县晋升之路颇为艰难。其升迁遵循严格既定程序，需循序渐进。通常情况下，由简缺知县直接擢升至知州之位的情形极为罕见。
如前文所述，武进县知县所在的武进县，按地方官职缺分制度，属四字最要缺。依据相关任官规制，在此类缺分任职且获卓异评价者，可晋升为知州。与之不同，句容知县，其所在句容县为两字中缺。依循官员调任原则，此类中缺知县仅能调往四字最要缺的长清县任职。至于睢宁县知县，睢宁县属无字简缺，按调任惯例，只能调至两字中缺的合肥县任知县。
然而，情况并非全然如此。若为翰林出身的知县，其仕途轨迹则有所不同。此类官员，通常乃朝廷选派至各省进行历练，实则意在积累基层政务经验。其任职知县、知州或知府，可视作一段过渡性经历。待任期届满，依例或擢升为省级要员，或调往京城出任京卿之职。
县之等级划分，在历史行政权力架构中，成为各省督抚与吏部权力博弈的关键领域。具体而言，四字最要缺与三字要缺，于官员任用机制里，被归为“题补缺”及“调补缺”范畴。在此情形下，此类知县的任用决策权，掌握在各省督抚手中。相对应的，二字中缺与简缺，被界定为“选缺”，其选任权力则归属吏部。
在历史的权力博弈格局中，督抚为谋得人事任免权，常将某些政务相对简易的知县职位，设法提升为事务繁剧的要职。然而，从历代王朝的统治态势审视，皇帝通常不会草率应允。皇帝会审慎考量其中利弊得失，致力于维系督抚与吏部之间的权力制衡关系，以此巩固自身统治架构的稳定性与合理性。
晚清之际，政权结构发生显著变动，朝廷人事任免权力渐趋下移。在此情形下，存续逾二百载的县等规制，虽形式犹存，实则已丧失其原有实质效能。彼时，地方势力崛起，以督抚为代表的实力派于朝政中扮演关键角色。在保举用人方面，影响力极为深远，不仅知县一级，即便是知府、道员这类层级的官员举荐，朝廷大多予以准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