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若从全球撤军并保留现有军力，能否像中国一样实现经济与社会的蓬勃发展？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则涉及国家战略、经济结构、工业基础、社会凝聚力等多重因素的复杂交织。

首先，美国的全球军事存在与其经济霸权密不可分。二战后，美国通过海外驻军巩固了美元的国际地位，维护了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的主导权。例如，美军在关键航道和地区的部署，保障了能源运输和供应链的稳定，间接支撑了美国金融资本在全球的扩张。若撤军，短期内可能节省巨额军费（美国2023年海外军事支出超过1000亿美元），但长期可能削弱美元信用和跨国企业的安全感，动摇经济根基。反观中国，其发展模式以实体经济为核心，依托完整的产业链和庞大的国内市场，即便不依赖海外驻军，仍能通过“内循环”推动增长。

其次，工业基础的差异是关键。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起逐渐“去工业化”，制造业外流导致产业空心化，军工复合体效率低下，甚至出现“一艘航母需15年建造”的窘境。而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从钢铁、芯片到无人机均能自主生产，战争潜力巨大。例如，yi情期间，中国工厂迅速转产口罩和呼吸机，展现了极强的应变能力。若美国撤军后试图重振制造业，需面对劳动力成本高、技术工人断层、供应链重构等难题，绝非一蹴而就。

再者，社会动员能力与凝聚力是另一道鸿沟。中国在汶川地震、yi情等危机中展现的高效组织能力，源于政府与民众的高度互信和集中动员体制。而美国社会分裂严重，联邦与州政府常因政策对立（如德州边境问题），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低迷，疫情期间的混乱便是一例。即便撤军后美国将资源转向国内，若无法弥合政治极化与社会矛盾，发展仍会受阻。

此外，军费使用效率的差距不容忽视。美国军费虽为中国的三倍，但大量资金被军工利益集团消耗，甚至出现“500亿美元伊拉克重建资金不知所踪”的丑闻。而中国军费投入聚焦实战能力提升，近年歼-20、055型驱逐舰等装备的井喷式发展便是明证。若美国撤军后未能改革低效的国防开支体系，节省的资金可能难以转化为发展动能。

当然，美国并非毫无优势。其科技创新能力、高等教育资源和金融市场成熟度仍领先全球，若能将撤军释放的资源投入基建、教育等领域，或可激发新的增长点。但问题在于，美国的政治体制更倾向于短期利益分配而非长期规划，例如两党博弈常导致基建法案拖延数十年。相比之下，中国“五年规划”的连贯性为发展提供了稳定预期。

综上所述，美国撤军后的发展前景取决于多重条件：能否重构经济结构、修复社会裂痕、提升资源效率，并找到替代军事霸权的增长引擎。然而，这些挑战的难度远超技术层面的调整，涉及深层的制度与文化转型。中国的崛起路径根植于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治理模式，美国若简单效仿，恐难复制同等成功。正如一名美国学者所言：“我们擅长用航母投射力量，却未必懂得用工厂重塑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