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夏季战役的推进，沈阳城里流言四起，人们纷纷议论东北战区可能更换指挥官。不少人都向行营主任熊式辉求证这一传闻的真实性。

当时的熊式辉，正处在志得意满的状态。他以为这次人事变动，只是杜聿明被替换，根本不会牵扯到自己。在他看来，这次调整不过是高层之间的正常轮换，自己完全可以置身事外，继续稳坐钓鱼台。熊式辉甚至觉得，这种变动反而可能对自己有利，因为杜聿明的离开或许能带来新的机会。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场人事调整背后可能隐藏着更深层次的变化，自己也可能被卷入其中。

不久后，熊式辉和杜聿明分别卸任东北行辕主任和保安司令部长官职务。原班人马经过调整，整合为新的东北行辕机构。陈诚接任行辕主任一职。（1946年8月，东北行营正式更名为东北行辕。）

【一、如何评价杜聿明？】

杜聿明自1945年10月起驻守东北，直至1947年8月撤离，期间在该地区驻扎了将近24个月。

杜将军即将离任，现在正是对他进行客观评价的适当时机。

谈到杜聿明的形象，不得不提《大决战》系列电影中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的刻画。影片中的他，既有对国家和人民的深切关怀，又展现出非凡的英勇气质。这种塑造方式，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他的评价。

在我看来，他的为人可以用两个词概括——忠诚和勇敢。

在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中，忠诚和勇敢被视为军事指挥官必须具备的核心品质。

自古以来，要被称为杰出将领，必须具备特定的素质。这些将领不仅要有出色的军事才能，还得具备卓越的领导力和战略眼光。他们通常在战场上表现出色，能够迅速应对各种突发情况，带领军队取得胜利。此外，他们还懂得如何激励士兵，提升士气，确保部队在艰苦环境中依然保持高效战斗力。因此，真正的名将不仅仅依靠武力，更需要智慧和人格魅力来赢得尊重和信任。这些特质共同构成了他们被称为名将的基础。

杜聿明的性格特点中，忠诚和勇敢的比重约为八比二，其中忠诚占据了主导地位。

杜将军是一位卓越的军事指挥官，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以及远征军的多次重大战役中，他为蒋介石的事业做出了显著贡献。从早期的北伐到后来的抗日，再到率军远征，杜将军凭借出色的军事才能和战略眼光，赢得了无数胜利，为蒋介石的宏图大业奠定了坚实基础。他的战绩不仅体现在战场上，更在关键时刻为蒋介石的势力扩张提供了有力支持。

此人极其顺从，对蒋介石的指示言听计从，从未有过任何违抗。

在缅甸战场，孙立人与杜聿明对蒋介石的命令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孙立人考虑到士兵的安危，拒绝执行蒋介石的撤退指令，选择带领部队安全返回。相反，杜聿明则严格遵守命令，导致其麾下一万五千人的部队中，仅有两千余人成功回国。这一决策差异不仅体现了两位将领的不同指挥风格，也直接影响了部队的命运。

二战结束后，杜聿明受蒋介石指派前往云南，负责镇压地方势力龙云。他成功协助蒋介石削弱了龙云在云南的统治地位，巩固了中央政权对西南地区的控制。这一行动标志着国民党进一步加强对地方军阀的掌控，为后续的政局变化埋下伏笔。杜聿明的军事行动体现了蒋介石清除地方割据势力的决心，也反映了当时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实力派之间的权力博弈。

这次事件为他带来了丰厚的收益。

为了表达对杜聿明的信任与器重，蒋介石在东北保安司令部长官的任命上做出了明确表态。他不仅否决了李宗仁提议的黄绍竑，还撤回了对关麟征的原有任命，坚持让杜聿明接掌这一重要职位。这一决定充分体现了蒋介石对杜聿明的特殊关照与支持。

杜聿明之所以能够出任东北保安司令部长官，很大程度上与他在“清剿龙云”行动中的表现密不可分。这一经历成为他获得该职位的关键因素。

然而，龙云事件的处理也让他的名声大受影响。特别是从云南调来的两支军队，对他的不满尤为强烈。

滇军60军抵达东北后，被分割成三个部分，分别驻守不同区域，成为该战场上唯一被分散部署的部队。其下属的184师则开创了先例，成为东北地区首支全师起义的部队。

驻扎在锦州的滇军93军，其下属士兵私下里常用“臭老陕”这个绰号来称呼他。

杜聿明刚接手东北保安司令部长官职务时，便与周边部队的指挥官频繁发生冲突。

进入沈阳之初，关于部队进城顺序的安排，52军第25师被优先考虑，这直接导致了13军军长石觉的不满，他公开指责这种行为是出于个人私利。

当部队向长春推进时，关于谁先进入伪满洲国首都长春的部署，上级再次选择让廖耀湘的新6军打头阵。这一决定让孙立人和他手下的几位师长极为不满，他们干脆丢下前线的指挥工作，直接跑回沈阳打麻将去了。

陈明仁率领的第71军刚到东北，其下属的第88师就被划归廖耀湘指挥。廖耀湘将这支部队的三个团分散部署在前线各处，这种安排让88师师长胡家骥极为不满，最终选择辞职。随后，杜聿明下令撤职并调查胡家骥，任命韩增栋接替师长职务，韩增栋与杜聿明同为陕西人。

陈明仁率领的71军刚到东北，杜聿明就撤换了他手下的一位师长，这让陈明仁非常不满。之后，陈明仁直接无视杜聿明安排的亲信师长韩增栋，军令完全绕过了他，实际上等于架空了杜聿明在71军的控制权。

在东北地区，军事部署已经全面完成，共集结了七个主力部队。其中包括第13军、第52军、第60军、第71军、第93军，以及新编第1军和新编第6军。这些部队构成了东北战场的主要作战力量，为后续军事行动做好了充分准备。

石觉的13军与杜聿明关系紧张，陈明仁的71军和孙立人的新1军也面临类似问题。此外，60军和93军这两支滇军因曾奉命进入云南镇压龙云，对他怀有深深的敌意。

东北地区的军队内部存在诸多矛盾和分歧。

在东北战场上，杜聿明真正能有效指挥的部队只有两支：一支是与他有深厚交情的赵公武率领的52军，另一支是曾在远征军时期与他并肩作战的廖耀湘指挥的新6军。这两支部队与杜聿明关系密切，成为他在东北地区的主要依靠力量。

在东北战场的近两年间，杜聿明指挥的部队分工明确。除了五支部队主要负责驻守防御外，52军专门负责进攻作战，而新6军则作为快速反应部队，随时支援各个战场。这种部署方式体现了明确的作战职能划分，使各部队能够各司其职，发挥最大效能。

杜聿明在东北战局中的关键成就是借助赵公武指挥的52军成功占领安东，这让他掌控的区域达到顶峰。然而，赵公武在新开岭战役中损失了精锐的25师，这一挫败导致他后续再无显著战果。

廖耀湘指挥的新6军在沈阳至四平、沈阳至梅河口一带展开积极作战，成功突破了四平防线，并在西丰危急时刻发挥了关键性保护作用。

在东北地区的军事行动中，杜聿明的部队部署存在明显失误。然而，他并非毫无办法，因为他手中还掌握着保安部队这支可用力量。

杜聿明对保安团和正规军的看法存在严重偏见。

林彪麾下的军队之所以能在维持高效作战能力的同时迅速扩张，关键在于地方武装与主力部队的持续融合。这种整合模式使得部队规模不断扩大，战斗力也随之增强。地方部队与野战军的有机结合，不仅充实了兵力，还确保了整体作战效能的提升。通过这种协同机制，林彪的部队实现了规模与实力的双重增长，在战场上展现出强大的战斗力。这种融合策略为部队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使其在战争中始终保持竞争优势。

当不同部队合并时，短期内作战能力下滑是不可避免的。但从长远来看，整体战斗力增强也是必然趋势。

关键问题必须通过长时间实践和实际考验来验证。

陈诚在东北进行军队重组时，采取的策略与之前类似。他将主力部队和地方保安团整合在一起，这种联合重组的方式，虽然需要一定时间来恢复战斗力，但效果是显而易见的。通过这种整合，军队的整体实力得到了提升，为后续的军事行动打下了坚实基础。

眼下东北地区的战事已经全面打响，时间紧迫，根本不可能给他喘息的机会。

林彪构建的军事体系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乡村民兵、地方驻军和主力作战部队。在主力部队中，每个师都配备了专门的补充团，用于及时补充战斗人员。同时，地方驻军也承担着为前线输送兵力的任务。这种结构确保了部队能够持续保持战斗力，实现了兵源的灵活调配和及时补充。

杜聿明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当时从关内调往东北的国民党军队，编制固定且严格，地方保安团不允许加入，士兵补充主要依靠强制征召民间壮丁，再正式编入部队。

他更希望保安部队发展成一个规模庞大但缺乏实战能力的畸形组织，也不愿将其并入正规军队体系。

这是蒋介石定下的规矩，杜聿明别无选择，只能严格遵守。蒋介石的规定对杜聿明来说就是铁律，他必须无条件服从，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杜聿明深知，蒋介石的指令就是最高准则，他必须全力以赴去执行，不能有丝毫懈怠。

国军内部的两类部队战斗力差距巨大，形成了明显的两极分化。杜聿明负责的东北战区，在林彪发起夏季攻势后，已经陷入了无法挽回的困境。

即便如此，杜聿明依然没有打算调动各地部署的保安团。

从东北战场上的保安团组建之初，它们的主要任务就是配合驻军行动。这些保安团除了驻守据点、对当地百姓进行压迫外，几乎没有发挥过其他重要作用。

他毅然决然地切断了与东北的所有联系。离开的决定已经做出，无法回头。当他再次踏上这片土地时，唯一的任务就是带领残余部队有序撤离战场。

【二、陈诚上任“三把火”】

蒋介石试图寻找一位能扭转局势的关键人物，而这个人正是我们之前提到的陈诚。

陈诚毕业于保定军校，当时担任国防部参谋总长。在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中，他以廉洁著称，政治手腕高超，口才出众。

在考察东北地区后，他认为当地官员体系亟需改革，便向蒋介石提议由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负责此事。然而，李宗仁并未接受这一建议。随后，他又提议让国防部长白崇禧接手，但同样遭到了拒绝。

你自己挑的头，现在却搞不定局面。东北地区的行政改革，眼下只能靠陈参谋总长来收拾了。

陈诚正式接手了职务。

1947年8月15日，东北地区的军事指挥机构进行了重大调整。原有的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被取消，其职能和人员并入东北行辕。同日，陈诚被任命为东北行辕主任，开始全面负责东北地区的党、政、军事务。这一变动标志着东北地区管理结构的重新整合，陈诚的权力范围也随之扩大。

根据国军的战史记载，当时的东北战局是这样的：

四平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队在兵力和武器装备方面都遭受了严重削弱，整体实力大幅下降。

目前，虽然全国铁路和公路运输逐步恢复正常，但我军先前掌控的大片区域却在不断缩小，从大面积连片变成零星据点，规模大幅缩减。特别是由于主动撤出辽东和热东地区，导致长吉、四平两地陷入孤立状态。同时，作为主要补给通道的北宁铁路，也经常被切断，给物资运输带来极大困难。

东北地区的整体形势由此进入了艰难时期。

陈诚刚接手工作就迅速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他上任后立即着手实施几项重要举措，展现出雷厉风行的作风。陈诚在履新之初就大刀阔斧地推进改革，为后续工作奠定了基调。他的这些举动表明，他决心在任期内有所作为，并希望通过这些措施迅速打开局面。

他首先在军营里对所有士兵发表了讲话。

他曾严厉批评过60军，指责他们整个师都投靠了敌方。此外，他还对52军表示过不满，并对新1军提出批评，认为他们不服从命令。

接下来，矛头指向了陈明仁。

陈明仁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凭借这份顶尖的学历，理所当然地成为蒋介石的得意门生。然而，他为人耿直，性格倔强，对谁都不轻易买账。

蒋介石同样如此。

陈明仁在国民党内部并不受蒋介石青睐，同时在军队中也没有加入任何派系，缺乏强有力的支持。这使得他在复杂的派系斗争中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因此，以陈诚当时的权势和地位，要对付一个毫无根基的军事指挥官简直易如反掌。

要深入理解陈明仁"一手受奖、一手被贬"的复杂情绪，我们有必要回顾他在四平保卫战胜利后的经历。这位将领在取得重大军事成就后，其后续的际遇颇为曲折，值得我们仔细探究。通过分析他此后的种种遭遇，我们能够更清晰地把握其内心世界，特别是那种既受嘉奖又遭贬黜的矛盾心理。这段历史不仅展现了陈明仁个人的命运起伏，也折射出当时复杂的政治军事环境。

陈明仁在成功守住四平后，发现天桥和铁道防线一带堆满了粮食和其他物资。7月9日，他召集了所有连级以上的军官，进行了一次训话。

车站内的粮食和豆类禁止私自出售或转移，所有相关物资必须全部上缴并封存，等待上级部门进一步指示。

陈明仁抵达沈阳的那一天。

沈阳城内气氛热烈，熊式辉和杜聿明两位行营高层亲自到机场接机。机场两旁，军官和市民整齐排列，掌声不断。

陈明仁在个人记录中描绘了当时的情景，用"彩车巡游、全城沸腾"来概括那种盛况。

7月24日这天，熊式辉和杜聿明在沈阳为陈明仁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授勋典礼。仪式上，陈明仁被授予了青天白日勋章，勋章随即挂在了他的胸前。

7月25日下午3点，陈明仁抵达四平。当地政府机构在机场为他举办了盛大的迎接活动。

傍晚时分，四平铁路宾馆迎来了一大批媒体人员，超过150名记者聚集在此，准备对他进行采访。

7月28日，来自长春和吉林的记者再次对陈明仁进行了采访。

陈明仁说，他这一个月忙得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

进入8月后，陈明仁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视察各个部队上，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他几乎都在进行这项工作。

在四平保卫战中，我军伤亡惨重，陈明仁迫切希望尽快重整部队，提升作战能力。

在陈明仁难得的闲暇时光里，辽北省主席刘翰东联合了一些官员和普通民众，向陈诚举报陈明仁，指控他纵容士兵抢夺粮食，并涉嫌贪污受贿。

针对陈明仁的调查随即启动。

辽北省的财政状况显示，其资金缺口高达东北券9100余万元。

这两则情报极具破坏性，直接导致陈明仁被立案调查。

9月1日，陈明仁正式离职，结束了他的东北任职。讽刺的是，尽管熊新民是这次大规模物资掠夺的主要策划者，他依然稳坐87师师长的位置。

陈诚上任后的第三项重要举措是着手整顿军队。他针对杜聿明时期部队机动性不足的现状，开始实施改革。这一调整旨在增强部队的快速反应能力，提升整体作战效能。陈诚通过重新调配兵力、优化编制结构等方式，逐步解决了此前部队机动力量薄弱的弊端，为后续军事行动奠定了坚实基础。

9月，陈诚对其管辖区域的13个保安团进行了重组，将其改编为11个临时师。这些临时师编号从50到60，随后又新增了61至63师，最终形成了14个完整的整编师。

这些临时组建的部队最终被整编进国民党正规军序列，终止了原先在特定区域的驻防任务。

陈诚即将在东北地区展开他的首次战役。与此同时，林彪也在进行军队的重大调整，这一情况陈诚并未察觉。

在东北战场上，除了广为人知的北满第一、第二、第六纵队以及南满第三、第四纵队之外，还有多支独立师在各处积极作战。这些独立师同样在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与主力部队共同构成了东北战区的整体作战力量。

东北民主联军成立后，陆续组建了多个独立师。在北满地区，设立了独1师、独2师和独3师；西满地区同样有独1师、独2师和独3师；东满地区则成立了一个独立师；南满地区也组建了独1师、独2师和独3师。总计，东北民主联军下辖10个独立师。

这次军队调整的核心任务，主要在于将部分独立师和地区性武装力量提升为野战主力部队。

在军队整编过程中，邓华领导的部队进行了重组。原先的西满独立第一师、第二师和第三师被整合为新的第七纵队。邓华被任命为该纵队的指挥官，同时陶铸担任政委一职。这次整编旨在优化部队结构，提升作战效能。

原本驻扎在凌源一带的独13旅、独16旅和独18旅这三支地方武装，经过整编后组成了第八纵队。黄永胜被任命为司令员，刘道生则担任政治委员。

原驻守在冀东地区的独立第10旅、独立第11旅和独立第12旅三支地方武装，经过整编后组成了第九纵队。詹才芳被任命为该纵队的司令员，李中权则担任政治委员一职。

原属北满的独立第1师、独立第3师以及东满的独立师经过整编，组成了第十纵队。梁兴初被任命为司令员，周赤萍则担任政治委员。

此外，冀察热辽军区着手组建了第二梯队的独立部队，包括独立第四师、独立第五师、独立第六师、独立第七师和独立第八师，共计五个师。这些部队的成立标志着军区武装力量的进一步扩充。

在部队领导层的调整中，韩先楚由原第四纵队副司令员晋升为第三纵队司令员，而第四纵队的指挥权则移交给了吴克华。

此外，东总还打造了一套非常全面的后勤支持体系。

为应对中长铁路沿线作战的需求，东北民主联军对总后勤司令部进行了调整，将其划分为东线和西线两个独立的后勤指挥机构。这一重组使得后勤保障工作能够更加精准地服务于不同区域的作战部队，提升了整体作战效率。通过细化管理，东线和西线后勤司令部各自负责相应区域的物资调配和后勤支援，确保了前线部队的物资供应更加及时和有序。这种结构上的优化，不仅适应了当时的战略需求，也为后续的作战行动奠定了坚实的后勤基础。

钟赤兵被任命为东总总后勤司令部的司令员。

东线后勤部队的指挥工作由周纯全负责。与此同时，李聚奎被任命为西线后勤部队的指挥官。

经过优化的后勤指挥体系，在后续的战争进程中展现出强大的支援效能，为前线作战提供了坚实可靠的物资保障。这套改进后的机制，通过高效的组织协调和资源调配，确保了军队在复杂战场环境下的持续作战能力。其科学的管理模式和灵活的应变策略，有效提升了后勤保障的整体水平，成为我军取得胜利的重要支撑。这一创新性的后勤管理模式，在实战中不断得到检验和完善，为现代战争后勤保障体系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在辽沈战役的后期阶段，廖耀湘率领部队突然进攻彰武，成功切断了锦州前线的重要物资供应通道。这一行动对战场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直接破坏了敌方的后勤保障体系。廖耀湘的这次突袭行动，不仅展现了其卓越的军事才能，也为我军后续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一关键性战役的胜利，为整个辽沈战役的最终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东总后勤司令部能够迅速开辟新的物资输送通道，这得益于其完善的后勤保障体系。这套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供应机制，确保了在紧急情况下能够快速响应，建立高效的后勤支援网络。其灵活性和适应性使得物资调配工作能够顺利进行，为前线作战提供了坚实保障。这种成熟的后勤管理模式，充分展现了东总在后勤保障方面的专业能力和组织水平。

东总在行政管理体系方面实施了全面的革新措施，军队指挥架构也进一步简化。具体而言，东总对原有的行政管理制度进行了彻底调整，旨在提高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同时，军事指挥系统实现了集中统一，减少了层级设置，使决策和执行更加迅速高效。这些改革举措不仅强化了东总的组织能力，也为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西满军区撤销后，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直接接管了北满和西满的部队，统辖第一、第二、第六、第七和第十纵队，总兵力达到五个纵队。

除了东北民主联军的总部，还专门成立了两处前线指挥机构。一个是辽东军区的前线指挥所，主要管理南满地区的第三和第四纵队；另一个是冀察热辽军区的前线指挥所，负责指挥第八和第九纵队。这两个指挥所的设立，旨在更有效地协调和指挥各纵队的作战行动。

东总直接指挥的部队，主要承担着中长铁路沈阳至长春区段两侧的作战任务。

辽东前线指挥部主要管辖沈营铁路沿线的作战区域。同时，冀察热辽前线指挥部则重点负责北宁铁路和锦承铁路两条主要运输线路的军事行动。这两个指挥部分工明确，各自承担不同的战略任务。

这两支部队分工明确，一支专门封锁海上通道，另一支则主要负责阻断陆地交通。

此时，战场的整体态势已经明朗。陈诚接手后的首次战役，聚焦于国军战史上提到的关键点：“北宁铁路作为唯一的补给通道，屡屡被切断。”

为确保北宁铁路的通行安全，陈诚计划对铁路沿线山区进行军事行动。这一举措旨在清除潜在威胁，保障铁路运输的稳定性。通过对周边区域的控制，可以有效防止敌对势力对铁路设施的破坏，维护交通要道的正常运转。此次行动将着重针对铁路两侧的山区地带，采取必要的军事手段，以消除安全隐患，确保铁路运输的持续畅通。

首先站出来为他抵挡攻击的，是王铁汉的49军和周福成的53军，这两支部队不久前才被调到东北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