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马寅初在《新人口论》中，留下了一个带有强烈警示意味的数字：“如果按1953年的增长率计算，到2023年中国人口应有26亿人。”
这个预测，一度引来了无数质疑甚至批判。
然而当我们对比2025年实际约14.1亿的人口规模，会惊觉：
在那漫长七十年的人口与政策演化中，三代人的生活轨迹，国家的粮食安全、就业竞争和养老结构，早已在计划生育的轨道里被彻底改变。
假使当初历史在某个瞬间走向了另一面，今天的中国是否会与印度一样，面对难以承载的人口压力？
一、突破承载极限的推演走进假设，如果没有马寅初的呼吁和后续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人口将会依旧沿着高生育率惯性一路狂飙。
据1950—1970年平均5.8的总和生育率推算，2025年前后的人口或许会轻松冲破23亿甚至25亿，远超当前14亿多的实际规模。
那些年我们痴迷于“人多力量大”，却常常忽略资源与环境的可承载能力。
粮食预警随之而来。
本就耕地有限的国土，若真让超过20亿以上的人口大军涌入，按照人均400公斤的粮食需求来测算，至少需要9亿多吨粮食来维持温饱，而2025年实际产量预测在6.8亿吨左右，少于需求的缺口极可能造成大面积进口依赖。
更可怕的是，粮食进口量一旦过高，就意味着对国际市场波动的脆弱度随之上升，价格控制与社会稳定都将面临巨大隐患。
而教育和医疗系统，也会在这种人口洪流中难堪重负。
假设高校毛入学率维持在60%的水平，庞大的适龄大学生数量将达到1.38亿，超过了当今现实近五倍的在校大学生规模。
彼时若没有强力的政策疏导，高校或许会出现“万头攒动”的场景，教育资源极端匮乏，师资无法跟进，无法保证教学质量。
再看医疗体系，每千人需要至少配备5.2名医师才能勉强维持当下的服务水平，但是现实中却很难在短时间内培养出这么多医疗人才。
若没有政策干预，医院“挂个号排三天队”恐怕会变成常态。
二、经济困局夸张人口是经济的内生动力，但过度的人口爆炸却会蚕食经济升级的土壤。
在马寅初当年的预测中，他认为每降低1‰的人口增速，就能显著提高国民收入的积累率。
如果人口增速一路维持在30‰的高位，到2025年全国的储蓄率很可能会低于20%，与现实中超过45%的储蓄率形成鲜明反差。
换言之，若资金都被庞大的消费需求“吃”掉，哪来的余力发展高端制造业、投入研发和技术升级呢？
就业市场也会变得异常脆弱。
到2025年，若劳动年龄人口突破15亿，不仅城市就业岗位供不应求，农村人口进城打工的规模也将再度激增。
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大批年轻劳动力没能及时转向高技术产业，或许会挤占原本有限的工厂岗位，反过来导致失业率超过15%的“警戒线”，催生更多社会矛盾。
另外，技术升级之路也会遭遇更艰难的迟滞。
如果大量企业可以依赖廉价劳力，就很可能放缓自动化、智能化的技术改造。
回看上世纪90年代到处是“民工潮”，不少工厂宁可招千把人，也不愿意投入高额成本去升级生产线。
这样的路径依赖，短期或许能解决劳动力就业，但长远而言却会耗损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中国的工业化或将在低端产能的红海里，苦苦挣扎更久。
三、这么多人，打底能承受住吗？当人口规模以几何级数猛增，大地能否承受如此大的压力？
在假设情境中，人均耕地可能跌至0.7亩，远低于联合国0.8亩的警戒线。
历来就缺水的北方平原，地下水的超采量可能飙升至每年400亿立方米，几近形成难以逆转的生态黑洞。
污染问题也会愈演愈烈。
如今一些指标尚且能够控制在警戒范围之内，但若人口超负荷，参照印度密集区域的经验，PM2.5年均浓度或将突破150微克/立方米，几倍于我国目前平均水平。
更重要的是，环境破坏往往难以逆转，一旦土地盐碱化、地下水枯竭、空气污染加剧，就像抽走了下一代的生存希望。
能源安全同样令人担心。
如果经济规模和人口同时高速增长，到2025年原油对外依存度或许会冲破85%，煤炭年消耗量可能突破60亿吨。
进口外汇消耗剧增，国际原材料市场任何风吹草动，都能在国内激起层层震荡。
如同站在生态环境与能源供应的临界点上，人口失控正是火上加油的一把火。
四、被压缩的现代化进程在这种高人口压力下，教育代际传递的断层效应会被放大。
由于资源分配不足，文盲率可能居高不下，甚至保持在15%以上，再度形成“多生育-低教育”的恶性循环。
个体能力被限制，社会整体素质难见飞跃。
性别比例，也会失控更久。
如果没有后来的一系列政策纠偏，中国社会传统的“重男轻女”观念在部分地区会固化延续。
出生性别比或持续高于115，一代又一代的女孩被埋没，社会结构和婚姻观念更加失衡。
假如流动人口达到5亿，所谓的“城中村”面积有可能占到城市建成区的40%甚至更多。与之相随的是住房、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的缺口越发明显。
城市发展就像一只被吹涨的气球，看似庞大，却随时可能被来自资源或就业的尖锐压力戳破。
五、另一种发展路径评估从国际视角审视，中国若失去人口控制，可能就会以另一种方式被“锁定”。
粮食进口依赖度过高，年进口量或突破3亿吨，对全球粮价的波动和话语权都带来负面冲击。
洪水般的劳动力供应，固然能够延续低端制造的生命线，却也会限制高端技术的比重发展，制造业升级道路被更长时间地拖住。
比照目前我国高科技产业约占比41%的数据，那时或许难以突破25%。
对于气候与碳排放的博弈也会十分被动。
人口基数大意味着更高的总排放量，即便人均还能与其他大国接近，但绝对量过于庞大，国际气候谈判中，原本力争上的小空间都被净削弱。
人均排放上升到8.5吨甚至更高，一旦遭到贸易壁垒或碳关税的打击，转型成本急剧攀升。
或许有人会问：多个人口换来更强的消费市场，难道不是大国红利？
高速扩张的人口更易陷入资源紧缺，以及社会发展失衡的泥淖，反倒难以真正形成可持续的内需体系。
在全球化竞争中，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和滞后的产业结构，会使中国在国际坐标上失语寒颤。
结语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它的考题，而我们在马寅初提出《新人口论》的那一刻，等于提前拿到了参考答案。
当2025年的生育政策已步入“三孩时代”，当用于托育和养老的举措更加完善，或许我们应该感念当年那场关于人口控制的“危言”。
回望这七十年，中国的命运在三代人的集体选择里找到了相对平衡，也为全球快速发展的人口社会提供了另一面审慎的镜子。
倘若换了另一个平行时空，或许您正忙着同时操心三个孩子的升学压力！
参考资料：1.经济学动态：中国人口政策与人口结构及其未来发展趋势
2.人口社会经济问题研究所
3.中国自然资源部：为什么要珍惜每一寸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