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在杭州曾修理过西湖，在黄州努力种过地的大文豪，人至中年好不容易积攒钱财买了一块地，想要以此养老，不过却因10岁的小皇帝登基，硬生生被拽回到了政坛的旋涡之中。

这人便是苏东坡，一辈子创作过“大江东去”这般豪迈的诗词，也曾担任过造福一方的地方官，原本想着在常州能安安稳稳地生活，却终究躲不过官场的起起落落。

苏东坡在四十九岁那年，于常州运河边购置了几亩地，心里盘算着，打算盖一座瓦房，再种植一些竹子。他这一生，确实充满艰辛。二十一岁考中进士，三十六岁被贬往黄州，四十四岁前往杭州疏通西湖，四十七岁又奔赴密州应对蝗灾。

经历了如此多的曲折，终于迎来了相对安宁的机会，不过老实说谁又能预料到呢？宋神宗忽然驾崩，继位的哲宗当时仅仅十岁，高太后开始主持朝政，朝廷局势瞬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高太后一掌权，就做了件大事：把王安石的新法全废除了。

王安石变法的时候，虽然国家有钱了，但老百姓有不少怨言，保守派更是反对声不断。

高太后全然不顾这些事儿，她将司马光、吕公著等保守派大臣统统给召回来了，而那些支持新法的官员呢，全都被贬谪到了外地去。

苏东坡本以为自己远离京城就能躲开是非，没想到保守派一回来，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毕竟他在杭州、密州都做出了成绩，既能让老百姓信服，又不是新法的死忠派。

要说保守派里哪个最关键？

不是名气大的司马光，而是平时不爱说话的吕公著。

这人是保守派的元老，平时话不多，对谁都客客气气的。

苏东坡和他还有件趣事：有一次在吕公著家吃饭，苏轼喝多了，竟然在饭桌上睡着了。

换作别人早生气了，吕公著却让人拿毯子给他盖上，还说“子瞻太累了”。

就是这么一个，低调的人，在高太后重新启用保守派的时候，起了大作用。——他和司马光配合得很默契，把新政推行得十分顺利，而且在背后帮苏东坡说了好多好话

高太后、司马光、吕公著三个人都推荐苏东坡。

在这之后，藏着官场里的一些门道：高太后之前听闻过苏东坡的才华名声，所以想要借着他去稳住百姓的心；司马光一直都惦记着当年担任主考官时的那份情感；吕公著则非常赞赏他这种实实在在做事的态度。

三封举荐信，差不多同时被送到，这一举动，打破了“苏轼怀才不遇”的这种说法——其实他并非没人欣赏，只是之前一直夹在新旧党争的中间，不太好用，而现在他却成了合适的人选。

消息传到常州的时候，苏东坡正在地里看着新买的宅基地。

好友王巩连夜骑马赶来，一进门就喊：“子瞻太后召你回汴京啦！

”紧接着，藤元发从扬州送来贺信，字里行间比苏轼还激动

那时候没有手机，不过文人之间消息传得却很快：王巩曾因苏轼被贬而受到牵连，现在听闻老友要复出，居然比自己升官还高兴；藤元发与苏轼乃是多年好友，特地让人快马加鞭送去贺信。

这些人的反应，就像是现在的“朋友圈刷屏”一般既让人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人情的冷暖变化，又能明显地看出苏轼在文人圈之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可苏轼听说自己被任命为登州知州时，只是冷笑了一下。

登州是个小地方，让他从常州去那儿，明眼人都知道是过渡一下。

现在的人可能不理解：当官多好的事，怎么还看不上？

但苏轼在黄州种地的时候就想通了：官职就像衣服，合不合身只有自己知道。

他写过“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真不是随便说说——在黄州他自己种地、酿酒早就习惯了自由自在的日子。

要说苏轼完全不想复出，那也是假的。

司马光回到汴京，他第一时间去拜见。

两人有些许像是师徒关系；当年苏轼参加进士考试，司马光担任主考官。

苏轼打心眼里高兴，写信给朋友说：“司马相公回来，老百姓有指望了。

”可等司马光真的开始推行旧法，苏轼又皱起了眉头——比如王安石的免役法，本来让百姓交钱代替服役，方便了很多人，司马光却要恢复老办法，让百姓自己去服役

苏轼和他争论过几次，司马光根本听不进去。

这时候苏轼才渐渐明白，官场之中的“师徒情分”，而且在那权力的面前，其实也并非那么顶用。

宋代官场存有一未成文之规矩：被贬之官员若想再度被起用，需先前往小地方进行过渡，此乃“阶梯式复用”。其中登州便是个极具代表性的“跳板”。

之前很多官员都是从这儿回到京城的。苏轼心里很清楚，这其实是保守派对他的一种试探——毕竟他以前与新法有过一些交集，得瞧瞧他到底是不是真的站在了保守派这边。

登州紧挨着大海，这里的盐户，一直遭受着官府，极为严厉的压榨，日子过得，特别困苦。苏轼到任之后，马上起草了一份奏章，提议应当，放宽对盐业的管制约束。

这事儿看起来普通其实是他向保守派表明态度的机会。你瞧我支持你们的政策，而且还能把事情办好呢。

就在苏轼着手收拾行李，且打算前往登州之际，汴京那儿传来了一则消息；高太后居然罹患了疾病。

这消息让他心里一沉。

高太后如果说有个意外情况发生，而且哲宗亲掌政权的话，这样的话政局或许又会产生变化。

他走到半路，就听闻了这样一件事：哲宗身边的宦官，开始去拉拢大臣们，而且保守派的那些人，个个都处于一种惶恐不安的状态之中。

苏轼忽地忆起神宗离世那日，高太后召司马光之时所说的“先皇错信小人，如今全靠你们了”，此刻再听，反倒更似一句预言。

他在驿站住了一晚，看着窗外的月亮，不知道这趟去登州，到底是机会还是麻烦。

苏轼这辈子最纠结的，就是想归隐田园又放不下天下百姓。

在黄州时，他写“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可一听说密州闹蝗灾，又主动申请去那里当太守；现在也是一样：登州虽然小，可他想把盐政办好，让百姓日子好过点；但一想到朝堂上的争斗，又想干脆回常州种地。

这种矛盾，在他的诗里写得很清楚：“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他羡慕陶渊明那种洒脱，却做不到完全不去管世事。

知识分子的无奈就在这儿：心里装着天下，就很难真正放下。

高太后最后挺了过来，苏轼也顺利到了登州。

这件事就如同一扇亮堂堂的窗户一般，将宋代官场的真实模样，清清楚楚地展现在了人们眼前。年轻的皇帝，还未曾掌握大权，而太后却牢牢地把控着核心权力。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的冲突，那可是一个尖锐呐。在这同时，官员们的命运，就好像浮在水面上的浮萍一般，只能跟着政治风向，不停地忽上忽下，根本无法自己掌控住。

苏轼其后，依然返回了汴京，不过没过多久，再度被贬至惠州、儋州。

他的一生，证明了那个时代的残酷：在权力面前，而且再有名的文人，也只能随波逐流。其实这就像是在汹涌的浪潮中，哪怕曾经声名远扬，也不得不被裹挟着前行，稍不留神就会迷失方向。

但有意思的是，他于登州所写的那道有关盐政的奏折，居然被高太后给批准了。这或许是他在那变幻多端的命运之中，为数不多的一件能够做成的实实在在的事。

有人说苏轼复出是“政治投机”，可看看他在登州、杭州做的事，又不像个投机的人。

他只是个文人，想在那时的环境当中，做点有益之事，不过却被现实不断地推来搡去。

他的故事里，没有虚构的情节，仅有真实的人生挣扎：想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不过却被命运推着向前走；想远离那纷纷扰扰的争斗，可是又放心不下那些百姓。

这就是苏东坡，一个在官场里努力做事的人，一个充满矛盾却又真实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