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4日，韩国首尔地方法院开始审理前总统尹锡悦叛乱案，如果罪名成立，尹锡悦最高可被判处死刑。

45年前，还是大二学生的尹锡悦在高校中慷慨激昂，宣称要判处靠军事政变登上总统宝座的全斗焕死刑，此时的他断然不会想到，命运会跟他开一个大大的玩笑，当他以自认为代表“文明”、“自由”的方式登上权力巅峰时竟会遇上与全斗焕类似的问题，而与当初“野蛮”的全斗焕相比，“文明”的尹锡悦表现的却如同一个三岁孩童。

出身名门的尹锡悦在“判处”全斗焕“死刑”时一定非常瞧不起这个粗鄙、野蛮的“大头兵”，而他一定自信于自己选择的那条道路代表着“文明”。

温室里长大的尹锡悦不可能真正理解政治的运行逻辑和文明的深层次内涵，他更不可能明白，他以及那个他瞧不起的全斗焕的人生起落都不仅仅跟自己有关，有一股更强大的力量在控制甚至主宰着包括二人在内的韩国人的命运。

人的一生当然要看个人努力，但更不能忽视历史的进程。

1960年12月8日，首尔的一对家境殷实的夫妻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儿子，身为大学教授的丈夫尹起重为自己的长子起名尹锡悦。

在当时那个国民识字率只有20%的韩国，知识是毫无疑问的稀缺资源，尹起重教授靠着知识为自己的家庭攒下了殷实的家底，而相比于其他知识分子，研究经济学的尹起重教授可以获得更多，这额外的收益来自于他的专业，有些知识仅仅是知识，而有些知识却会与文化挂钩，当然，靠着与文化挂钩的知识获得额外收益的知识分子们不会认为这有何不妥，因为他们会认为这是“文明”的馈赠。

在未来的半个多世纪里，“文明”的馈赠将给韩国这些特殊的知识分子们大大超出他们预期的超额收益，只是在温暖的春天来临之前，韩国的这些代表“文明”的知识分子们得先熬过一个漫长的冬季。

同一时间，美国佐治亚州本宁堡游骑兵学院，一个叫全斗焕的韩国青年军官正在与另外5名韩国军官一同受训，在美国教官眼里，他们不过是最最普通的学员，但在韩军中，他们已经是人中龙凤，而在这一众韩军中的精英里，全斗焕又格外珍惜机会，因为他的这个“精英”身份获得的最为不易。

全斗焕比尹锡悦大30岁，他出生时还没有韩国这个国家，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在板荡的时局中度过。

全斗焕的命运与韩国这个新生国家一样，因那场战争而改变。

出身贫苦农民家庭的全斗焕认为除了当兵没有什么更好的出路，但那时刻在吞噬人生命的战火又让很多人望而却步，全斗焕想赌一把，1951年报名参军，母亲担心儿子的安危悄悄烧了合格证书，后来全斗焕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听说那一期参军的人都死于战火。

但全斗焕参军的热情并未被母亲浇灭，1个月后他看见韩国陆军士官学院招生，就又偷偷的瞒着母亲报了名。

这次考试共有1400余人报名，计划招生人数为200人，全斗焕的名次是第227名，原本他是要与军队无缘的，但由于当时正值战争期间，韩国对有一定素质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官需求巨大，遂决定增加28个名额，全斗焕就这样以倒数第二的成绩成为了韩国陆军士官学院的第一批正式学员。

文化课一直是全斗焕的弱项，进入士官学院后，尽管他经常熬夜苦读也只能让文化课成绩维持在勉强及格的水平。

机会稀缺时，优秀尚不足道；但机会充裕时，及格就足够了。

韩国陆军士官学院的第一批学员，只要成绩勉强及格就都能得到培养，全斗焕等人也因此获得了前往美国深造的机会。

真正进入部队后，全斗焕善于交际的特长开始发挥作用，他在军中混得如鱼得水，很快拥有了一批愿意和自己共进退的“好兄弟”。

即便时间定格在此时，农民出身的全斗焕也算完成了“阶级跃迁”，但历史并不想让全斗焕止步于此，更大的机会已经在酝酿。

1961年第二军副司令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面对突发情况，陆军士官学院派系出身的军官大多选择观望，但全斗焕却毫不犹豫地选择站在了朴正熙一边。

大多数人习惯于锦上添花，却很少雪中送炭，从安全角度上讲，这么做也没错，但风险与收益从来正相关，锦上添的花不值钱，雪中送的炭却很值钱。

此时的全斗焕，与他在军中的兄弟们绑在一起，也不可能拥有影响国家走向的能量，但他们选择在这个时候站队朴正熙，在朴正熙夺权成功后就能在新政府的权力体系中分得一杯羹。

渺小的个人确实难以抵挡历史的车轮，但机会面前，能死死抓住的人更容易翻身。

当年那个为了摆脱贫困决定到军中搏命的穷小子，用了10年的时间便成为了进入权力核心的军中要员。

10年说长也长，说短也短，正常情况下，即便一个人天资聪颖又勤奋上进，也不太可能用十年时间就完成这样的阶级跃迁。

全斗焕能够逆袭的最主要原因是他在“合适”的时机加入了军队，他能取得如此成就的大背景是：韩国新锐军官势力经过10年积累而实现对国家权力的收割。

至于韩国新锐军官们从何处获得能量？这个问题请允许我先卖个关子。

1979年10月26日，时任总统朴正熙遇刺身亡，一场惊涛骇浪即将在韩国上演。

善于抓住机会的全斗焕先下手为强，以自己在军中结交的铁杆盟友为班底，用重利收买整个军队，最终获得了最高权力，成为了“第五共和国”总统。

韩军这一势力，在全斗焕夺权成功后的几年里迎来了其权势的巅峰，但万事万物普遍盛极而衰，韩军势力迎来巅峰的同时，其他的力量也在酝酿。

朴正熙军政府执政期间，靠着为西欧国家提供廉价劳动力，韩国赚取了为数不少的外汇，这份钱又被韩国政府用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培养高技术产业工人上，韩国的工业化由此展开。

在朴正熙执政的9年里，韩国经济快速增长，有些人赞叹当时社会财富积累之迅速，称这段时期为江汉奇迹，有些人则痛斥军政府打击政敌，限制言论自由，称之为黑暗时代。

以上这些都是事实，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军政府的目无法纪是那个时代的一体两面。

要发展经济就需要合格的产业工人，想拥有大量产业工人就得提高国民受教育水平，对知识的需求让韩国知识分子迎来了春天，这才是真正的“首尔之春”。

1980年5月，光州的教师、学生等一众青年知识分子举行集会，反对全斗焕军事政变上台的行为，该活动被正如日中天的韩国军方镇压。

正在首尔读大学的尹锡悦对此此时非常愤怒，他在学生们举办的模拟监察厅中以叛国罪判处了全斗焕“死刑”。

但此时那个手上没有任何资源的尹锡悦只能过过嘴瘾，他拿全斗焕没有任何办法，而全斗焕手下的手下就能决定他的命运。

尹锡悦敢判总统全斗焕“死刑”的消息传到了军政府耳中，军警准备去学校拿人，但尹锡悦却事先得到消息跑了。

尹锡悦在亲戚家躲了3个月才没有被抓走。

但即便如此，尹锡悦还是不能说完全逃出军方的手掌心，因为他还要服兵役，只要进入军队，军方就有一百种办法拿捏他。

但尹锡悦却拿到了一张双眼视力相差太大的证明并因此逃避了兵役。

当然，判处总统“死刑”的尹锡悦也不能说没有受到一点影响，他被迫从大学退学了。

此后的尹锡悦一直在准备司法考试，考了8年才终于通过。

卢泰愚后的韩国总统大多有参与司法考试的经历。

尹锡悦上学时学习的就是法律，尽管经历了一番波折，但尹锡悦好像还是沿着事先预设的人生道路往下走。

到这里，我们必须简单复一下盘：只是一名学生的尹锡悦，敢于“判处”靠军队上台的总统全斗焕“死刑”，中间经历了诸多波折后，尹锡悦的人生竟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此时的军方在韩国应该已经是呼风唤雨般的存在，为何却奈何不了一个小小的学生？

第一层原因是此时的韩国社会上已经存在了一个实力不俗的知识分子群体，尹锡悦的父亲尹起重是韩国经济学界的元老，已经拥有了不少的门生故吏。

让尹锡悦逃过一劫的重要元素是那份体检不合格的报告，当时的韩国在照搬西方体制，医生在西方是妥妥的高级知识分子，能与他们建立联系很多也是知识分子。

全斗焕的夺权并不能说是军方的春天，此时的韩军说是处于盛夏更为合适，日中则昃，月满则亏，已经在悄然积蓄力量的韩国知识分子群体在未来将从韩军手中接过权柄，他们才是下一个春天的弄潮儿。

1991年，连续八次落榜的尹锡悦终于通过了司法考试。

1994年，他成为了大邱地方检察院检察官，1996年尹锡悦被告知要参与一个让他兴奋得睡不着觉的案件：全斗焕军事叛乱收受贿赂案。

尽管此时的尹锡悦还是一名小检察官，没有资格进行独立审查，但却也有权力去收集证据以对全斗焕进行有罪判决，最终，全斗焕真的被判处了死刑，只是后来被特赦。

时隔16年，尹锡悦再次参与到了全斗焕的死刑判决，这次是真的。

来看看这16年里发生了什么吧，全斗焕执政期间继续执行宽松的经济政策，韩国经济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但尴尬的是此时的韩国人，确切的说是韩国一部分知识分子并未因良好的经济增长势头而认可全斗焕政府。

迫于内外压力，全斗焕于1987年底决定将权力移交给卢泰愚，而后韩国举行总统直接选举，卢泰愚战胜金泳三，成为韩国首任民选总统。

全斗焕下台后，清算他的声音便充斥在韩国社会，随着反对党金泳三的上台，审判全斗焕最终被提上日程。

在多方合力下，全斗焕被认定犯有十项重罪，判处死刑，只是后来又改判无期，最终被特赦。

在对前总统全斗焕的审判中，一个势力发挥着极其重大的作用：检察官。

这里就不得不说一说韩国的检察官制度了。

进行“民主”改革后，韩国试图照搬美国制度：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但在具体执行时，却塑造出了一个“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怪物。

原本只是司法系统中一份子的韩国检察官却拥有三项特权：

第一，韩国检察官有权对嫌疑人发起诉讼，没有检察官参与，警方不得单独提起诉讼和侦办案件，而检查官却有权力要求警方配合其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抓捕。

第二，决定哪些证据有效，警方提供的证据则要由检察官认定哪些被采用，哪些不被采用。

第三，检察官有独立的调查权和终止案件权，这些过程都可以由检察官独自完成，无需与其他机构协调。

通过对整个司法过程的全盘参与与掌控，韩国的检察官成为权力制衡体系下失控的怪胎，他们可以判定任何人有罪，以法律手段将任何人的权力归零，但却几乎没有人可以限制检察官。

所以韩国有一种说法：流水的总统，铁打的检察官。

在韩国，权力的顶点是总统，财富的顶点是财阀，但权力通天的检察官却可以拿捏总统和财阀，是真正的站在穹顶之上的“天龙人”。

在韩国军人势力从权力场上撤退后，检察官迅速填补这一空缺，成为在韩国呼风唤雨的存在。

好，现在必须要问一个问题：凭什么？韩国的检察官凭什么，为什么能获得如此权势，这个问题要与上文提到了韩国军官从何处获得权势的问题一同回答。

1950年12月23日，我志愿军从东西两个方向对联军的反击均取得较大战果，负责前线指挥的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面对不利的局面，计划驾车前往美第二十四师驻地去鼓舞士气，谁知路上一辆逆行的韩国军车突然窜出，并结结实实地撞上了沃克将军的座驾。

这位倒霉的第八集团军司令没有死于战场上，却死在了毛手毛脚的韩军士兵手上。

前线失利，指挥员又身死，美军士气低落到了谷底，为了扭转败局，美军从参谋本部调来一个狠人接替沃克，这个叫李奇微。

对于李奇微的职务，很多人有误解，认为他一上来就直接接替了麦克阿瑟的联军总司令职务，但事实上李奇微初到朝鲜半岛时，接的是被撞死的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的班，只是此时的联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被接二连三的失败打的心灰意冷，干脆当起了鸵鸟，待在他的东京当“太上皇”，前线指挥的活几乎都由李奇微完成，他也差不多是事实上的联军总司令。

让李奇微变成正式的联军总司令的是麦克阿瑟因叫嚣要用原子弹而被杜鲁门解职，而接李奇微第八集团军司令的也是一个狠人：范弗利特。

李奇微来到朝鲜半岛后发生的事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他抓住了志愿军后勤的弱点，推测出志愿军只能发动“礼拜攻势”，所以针对性地搞出了“磁性战术”，算是让美军没有继续前期的溃败。

但事实远比这要复杂，“磁性战术”不是说来就来的，这个战术能够实现的前提是美军的火力提升和防线完整。

火力提升需要的军火，当时的美国不缺军火，当然考虑到成本，军火订单中的一部分给到了日本，间接促使日本经济实现复苏。

而要实现美军防线完整，就得有更多军队，光从美国增兵似乎不太够，且太不划算，性价比最高的方式就是就地训练韩国军队。

但是沃克的亡魂未远，哪支不知死活的美国军队敢把自己的侧翼交给这样的韩国军队？

基于以上原因，美国决定，投入资源训练韩国军队。

由于李奇微在战争后期被调到欧洲，负责训练韩军的任务主要由范弗利特来执行，所以范弗利特有“韩军之父”称号。

由于美国砸下大量资源，对韩军的训练取得了还算不错的效果，半岛停战前，李承晚敢叫嚣不用美国派兵，只要美方提供武器，韩军自己就能跟志愿军打下去。

这当然不知死活的狂妄说法，但也从侧面反映了此时的韩军战斗力已然不弱。

全斗焕等韩国青年军官的命运是在美国对韩军的大力扶持下发生改变的，李承晚为代表的旧军政府势力顽固而狂妄，美国早就看他们不爽。

而全斗焕等新锐军官势力由于大多有在美国训练经历，与美国之间的交流更为顺畅。

全斗焕发动兵变的1980年，正值苏联在军事上的最后一次狂飙突进，为了美西方集团利益，美国需要韩国维持强大的军力以制衡朝鲜，所以当全斗焕等人发动即不自由，也不民主的军事政变时，美国选择听之任之。

全斗焕军政府的手段大家都看在眼里，光州抗议的市民有数百人直接被物理超度了，于是一件事就显得不合常理了：只是一个学生的尹锡悦，真的是只靠一张视力不合格的体检报告就能逃脱军政府的铁拳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如上文所说，美国方面对于全斗焕的军事政变行为听之任之完全是出于利益考量，但在意识形态上，美国方面是非常反感全斗焕军政府的，所以美国和驻韩美军经常关切韩国所谓“自由人士”、“异见人士”的情况。

美国、美军在韩国的地位不言而喻，全斗焕军政府可以肆无忌惮地将铁拳砸向光州市民，甚至可以用铁拳从财阀手里抢钱，但是“太上皇”美国不喜欢的事，他们是真不敢干，在美国“文明光环”的照耀下，韩国的“自由人士”才得以没被物理超度。

随着苏联在阿富汗泥潭中尽显颓势，美国冷战战略的重点也从军事对抗转为意识形态的对抗，既然如此，敢于悍然发动兵变的韩国军政府就显得没那么可爱了，而一直呼吁韩国应该照搬美国制度的韩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们则开始走入美国的视野。

全斗焕军政府的下台当然可以说是韩国人民的选择，但外部力量的作用也不能忽略不计。

随着韩国照搬美国制度，法律界人士开始在国家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检察官这个怪物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全斗焕、尹锡悦，他们的成就当然与自身努力有关，但更不能忽视来自大洋彼岸的恐怖力量。

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世界短暂陷入了一场集体幻梦之中：只要照搬西方制度，就能解决一切社会问题。

这个从理性上看根本不可能成立的假设却在一段时间里因美国的强大国力而被很多人所相信。

美国民主党更是利用媒体将这种信仰变成一个巨大的生意，这段时间内，很多国家中涌现出了一大批不事生产，只需重复西方的观点就能赚得大量金钱、名誉的念经贵族。

而韩国尤为明显，靠照搬美国制度上位的韩国检察官得以利用司法体系实现呼风唤雨。

韩国政坛有一个青瓦台魔咒，卸任的总统很少“善终”，而这与韩国的检察官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韩国的检察官拥有独立的调查权和办案权，这份权力总统都不能剥夺。

总统不能干预检察官办案，检察官却能调查总统，而高级检察官要想扬名立万，最好的方式就是调查前总统。

朴槿惠“闺蜜门”事件爆发后，此时已经是高级检察官的尹锡悦立刻行动，带领调查组进驻朴槿惠办公地，并最终判处朴槿惠有罪。

文在寅上台后，任命尹锡悦为总检察官，并试图进行涉及检察官和警察系统的司法改革，如果改革成功检察官的权力将被削弱，而由文在寅提拔的尹锡悦却没有选择站在文在寅这边，原因很简单：总统文在寅只能认命总检察官，却不能罢免总检察官。

最终，文在寅与尹锡悦分道扬镳，尹锡悦在进行总统竞选时表示：我们的国家正在偏离正途，如果不阻止这种趋势，多年的努力将付诸东流，我将拼尽一切去捍卫来之不易的自由。

让我们翻译一下这句话：韩国这些年都在照搬美西方经验，而文在寅试图削弱检察官权力，间接强化总统权力，这就是独裁，是不自由的。

在“胶妻”的资金助力下，尹锡悦最终实现了他的目标，以一种极为“自由”和“法治”的方式登上了总统宝座。

但是，当尹锡悦真正成为要负责韩国大事小情的总统时，他却发现现实好像没有他念了一辈子的“经书”里写的那样简单，充分保证权力制衡，一切追求程序正义好像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更讽刺的是，他的政敌李在明在不断利用权力制衡和程序正义这两个非常政治正确的原则向尹锡悦发起无休止的“党争”。

忍无可忍的尹锡悦的第一反应仍是去翻法条，他自以为找到了能合法扩大总统权力的方法：实施戒严令。

但多年的检察官生涯已经把他的脑子格式化了，他天真地以为具体的现实事物可以抽象为简单的法条。

戒严令发出后，尹锡悦调动第一空输特战旅团守住国会大厦的大门，结果第一空输的士兵就真的只守住了大门，李在明带领反对派议员翻墙进入国会大厦，紧急开会并宣布戒严令无效，尹锡悦的“半日戒严”最终以一种闹剧般的方式收场。

历史有时就是这般讽刺，政敌李在明用尹锡悦一直捍卫的程序正义的方式让尹锡悦身败名裂，尹锡悦始终鄙视“大头兵”全斗焕，但事实证明，在戒严这一问题上，尹锡悦的表现差全斗焕太多。

在尹锡悦在竞选集会上喊出“捍卫国家自由”的前7年发生了两件事大事：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

整个世界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转向保守主义，只是连考九次才通过司法考试的尹锡悦应该是那种认准一件事就不容易改变的性格，所以尽管时代一再示警，他却仍蒙眼狂奔。

尹锡悦应该没有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他开挂般的后半生到底因何而来？

尹锡悦所有的成就均来自于检察官这个身份，而检察官这个身份之所以有如此威力，归根到底是因为以民主党为主体的美国白左群体在全世界传播“自由经”。

韩国检察官的呼风唤雨的权力是建立在韩国人对西方“自由经”的皈依者狂热上的，但是当越来越多的国家，甚至包括美国人自己都发现民主党精心编织的自由经中有太多矛盾时，信仰的大厦就会崩塌。

尹锡悦因为他的职业暗合西方自由经的精神，所以才能一路扶摇直上，他是被风吹起来的猪，他没有见识过真实的世界。

所以当真实世界稍微露出一点獠牙，温室里长大的大统领立刻崩溃。

梦境再美，终是幻象，当西方白左群体编织的自由幻梦开始分崩离析，一些在这场春秋大梦中一飞冲天的人也跟着重重摔下地面，习惯了在云端的他们双腿早已退化，但他们仍得用已经萎缩了的双腿，重新学习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