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08年4月4日，清明节，原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老先生离世了。那天早上阳光明媚，87岁的吴学谦和平日里一样，静静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但他的身体机能开始一点点衰弱，全家人都围着他，守到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4月11号一大早，吴晓镛怀里抱着他老爸的照片，旁边警卫局的士兵们守护着棺材，一行人沿着长安街缓缓前行，最终目的是八宝山。
【耿飚向华国锋夸奖吴学谦】
吴学谦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上海的一个还算富裕的家庭里出生，他小时候上的学校是英国人在租界里开的，里面的老师基本上都是英国人。吴学谦曾跟儿子吴晓镛聊起过自己小时候淘气的事情。
小时候，吴学谦这家伙挺捣蛋，偶尔会惹恼那位外国老师，被教训几下。记得有那么一回，老师扬起手要教训他，结果他机灵地一猫腰，假装捡橡皮，害得老师没收住势子，踉跄了一下，差点自个儿摔一跤。这一幕，把班上的小伙伴们逗得哈哈大笑。
吴学谦进了中学，家里情况就变差了。那时候，国家正被日本人侵略着呢。吴学谦平时爱看书，后来碰到了一些思想先进的年轻人，他们给吴学谦推荐了些好书，像鲁迅的作品，还有讲马克思主义的书。
很快，吴学谦就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四十年代初那会儿，吴学谦老参与领导学生反对老蒋的活动，弄得自己快藏不住了，身份眼看就要曝光。所以啊，地下党的同志商量了一下，决定把他送到新四军管的地盘去，继续干革命工作。
吴学谦到了一个交通接头点，有个交通联络员在那儿等他，还给他找来了一头驴子。这联络员是党组织安排来带吴学谦去新四军总部的。他让吴学谦坐上驴背，自己就在前头带路。
走了好一阵子，交通员转头跟吴学谦讲：“咱现在算是到安全地方了，离军部没几步路了。我得回交通站去接其他同志，所以接下来得靠这头毛驴领你去军部了。它走这条路可熟了，算得上是这条路上的‘老手’了。”
交通员一溜烟走后，那头表面老实巴交的毛驴就开始捣蛋了。它偏偏就爱往柳树多的地方蹭，这可害苦了吴学谦。柳条跟长了眼睛似的，一个劲儿往他脸上招呼，愣是在他脸上划出了一道道口子，疼得他龇牙咧嘴的。
碰到这种情形，吴学谦拿起鞭子就开始抽那头毛驴。毛驴这下可火了，不停地蹦跶，想把背上的人给甩下来。实在没办法，吴学谦只能不骑了，跟在毛驴慢悠悠的脚步后面，一路往新四军军部赶。
吴学谦多次向众人讲述过这段经历，他感慨万分地说：“看来啊，不光是跟敌人斗得讲策略，就连对付那些调皮捣蛋的牲口也一样。你要是不晓得怎么摆弄它们，那肯定也得栽跟头。”
吴学谦投身革命那会儿，还邂逅了自己的爱情。他对象是毕玲，以前在上海地下党一起共事过，是个性格开朗、学识渊博的人，毕业于沪江大学教育系。1947年年初，毕玲和好朋友一块，作为女中区委的代表去参加了中学工委会，那时候的学委正是吴学谦。
那时候，毕玲和吴学谦越走越近，彼此也越来越懂对方，后来很自然地就谈起了恋爱。在决定结婚之前，他们俩有个共同的决定，那就是非得等到上海解放的那一天，才肯办婚礼。
新中国诞生两年后，他俩终于喜结连理，还迎来了他们爱情的果实——儿子吴晓镛。
在那个特别的时期，吴学谦遭受了两年八个月的囚禁。为了打发时光，他在牢房里头下功夫学外语，硬是用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等好几种语言去翻译报纸。到了1970年快结束的时候，吴学谦被转到了河南的劳动学校，还是得接受大家的监督。
那时候，吴晓镛作为他的儿子，去了山西阳高农村待了整整五年，参与劳动。在那期间，他自己掏钱买了些国内的大学英语课本，还挑了几本英文小说的简写版，就这样开始琢磨起英语来，还尝试着做翻译。那时候，只要翻译上碰到啥难题，吴晓镛就会给老爸写信求助，他说：“那时候，真希望每个星期天天都能给他写信呢。”吴学谦收到信后，都会仔细看完再给他回过去。
最终，尽管一来一回得花上整整一个月，他们俩还是互通了上百封信。多亏了老爸的出手相助，吴晓镛这个英文门外汉，竟然把六十多万字的小说给翻译完了。
1976年那会儿，全国上下都乐呵呵的，吴学谦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工作也渐渐步入正常状态了。
这天，华国锋在会见西亚非洲局的外宾时，中联部部长耿飚瞅着吴学谦刚跟华国锋汇报完外国代表团的事儿，转身出去上厕所的空档，对华国锋指了指吴学谦的背影说：“那个人啊，是中联部的老局长了，以前在上海搞过地下活动，政治上绝对过硬，人正派，业务能力顶呱呱，处理外事工作很有一套，外语也说得溜。”华国锋听完，赞许地点了点头。
【为父亲送葬的路上，吴晓镛感到很自豪】
从1982年到1988年这段时间，吴学谦去了外交部干活，还当上了外交部的第六把手，也就是外交部长。在外交部那会儿，吴学谦经常提起的人就是周总理。他讲过：“周总理有个十六个字的忠告，说的是‘站好队、懂政策、业务精、守规矩’。这话不光外交部的同事们得牢记一辈子，全国干外交活儿的人都得照着做。”
1986年10月的某一天，邓爷爷和吴学谦在国宾馆的养沅斋院子里面等着英国的女王伊丽莎白。邓爷爷开口讲道：“香港的事情已经顺利搞定了，接下来咱们得好好努力，把两边的友好合作搞上去，让咱们两国老百姓的感情也更深一些。”女王听了之后，一直笑着点头。
邓公特地跟女王聊起了吴学谦，他说：“这位是吴学谦外长，想必你们已经很熟悉了，特别是跟你们的外长，那更是老相识了。吴外长会全程陪着女王陛下在中国走访，有啥需要帮忙的，直接找他就行。”
邓老先生的见面和吃饭环节，让这次到访达到了最热闹的时候。在女王从广州启程回国之前，她特意在自己的酒店住处，与中国的主要陪同人员碰了面，来表达她真心的感谢。她专门提到了吴学谦和毕玲，对他们一路上的陪伴表示了特别的感激。
最后，女王还亲手把一封感谢信递给了吴学谦，让他转交给李先念主席。信里这样写道：“这次出访真是让人心情舒畅，它也意味着英中两国的友谊迈上了一个热情友好的新阶段。”
到了外交部工作以后，吴学谦每天会从木樨地一路小跑到钓鱼台东门，那段路差不多有四五公里长。有次他去美国访问，连美国的警卫都追不上他的脚步。他这个跑步的习惯，儿子吴晓镛从小就知道了。
在吴学谦担任外交部部长的那会儿，外交部里的员工们都能享受到服装补贴的福利，可偏偏他这个部长却没有这个待遇，想买新衣服还得打报告申请。所以，吴学谦很少开口要求添置新衣。
香港在1980年代回归祖国，是当时外交圈里的头一号大事。最高级别的谈判桌上，坐着的是邓小平先生和英国的撒切尔夫人，而他们下面的代表则是吴学谦和杰弗里·豪。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吴学谦的身体状况慢慢变差了。
吴晓镛讲起往事，提到要是1997年香港没回归，老爷子或许还能多撑阵子，不用那么早进医院。他觉得自己是因为忙九七回归的事，才把身子骨给搞垮了。没错，回归前吴学谦的日子过得挺有章法，但筹备香港回归那会儿，他确实累得不轻，身体肯定受到了影响。当然啦，话也不能说得太死，就算他没掺和这事儿，也不见得就能躲过病痛。
九七年香港回归以后，吴学谦的工作状态全变了，以前那个从不掉链子、永远精神饱满的他，好像再也找不回来了。白天一犯困就得赶紧睡，有时候半夜两点钟还醒着，要家里人给他弄吃的。吴晓镛回忆说，后来老爸脑子有点不清晰了，98年那年，他就住进了医院。
吴晓镛心里挺不是滋味的，想着要是多跟老爸聊聊天就好了。他觉得老爸不是那种擅长讲故事的人，也没留下啥自传啥的。老爸的那些经历，现在都随着他走了，以后谁也没法再帮他讲出来了。
吴学谦离世后，吴晓镛走在给父亲送葬的长安街上，心里头翻涌着关于老爸的点点滴滴。那会儿，他感慨道：“我心里头真是挺骄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