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0月，毛泽东带着秋收起义的部队，在经过三湾改编之后，就到了江西省宁冈县的古城。
在这儿，前敌委员会开了个会，把起义的经验教训给总结了一下，然后决定让起义部队顺着罗霄山脉往南走，到井冈山那块儿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井冈山处于湖南和江西两省交界的地方。早在大革命时期，这儿就已经建立起党组织和农民协会了，还有一支农民自卫军，是由共产党员袁文才以及农民武装的首领王佐带领的。
在毛泽东到井冈山之前，这儿就有一个看起来柔弱却很美丽的人在活跃着，这个人就是贺子珍。
这位女杰1909年生于江西永新，在大革命时期就入了党。她18岁的时候就参与组织了“”，然后和兄长贺敏学一起上了井冈山。
在井冈山的时候，她跟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一道，被大家叫做“永新三贺”。贺子珍，因为才貌特别出众，还被赞誉为“永新一枝花”。
贺子珍原名贺桂圆，1909年在江西省永新县黄竹岭村的一个书香家庭出生。她年少的时候，永新县城开了一所新式小学，这所小学分男生部和女生部，还教授数学、国文、历史、地理这些新课程。
贺子珍被她的父亲贺焕文送到这所小学的女生部去学习了。
进了学校之后，贺子珍就把自己的名字从“贺桂圆”改成“贺自珍”了，这是为了告诫自己，哪怕是女子，也得好好珍重自己，珍视这难得的学习机会。（“贺子珍”这个名字是后来在中央苏区改的）
贺子珍16岁还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就加入了共青团。她还带头剪头发，鼓励妇女把裹着的脚放开，特别积极地去宣传、推动妇女解放。
1927年的时候，蒋介石搞了个“4.12”反革命政变。这事儿一出，永新的国民党那边马上就动手了，抓了80多个共产党员，贺子珍她大哥贺敏学也在里头。还好，贺子珍运气不错，躲过了这一劫。
后来，贺子珍就想法子和被关在监狱里的贺敏学联系上了。贺敏学，把一张写着“速找袁文才营救”的字条让人转交到了贺子珍手上。
哥哥下达指示后，贺子珍马上就奔往宁冈茅坪，找到了贺敏学的同学袁文才。袁文才立马带着队伍去攻打永新县城，把被捕的同志给救出来了。接着，贺子珍和贺敏学就跟着袁文才上了井冈山，成了井冈山上的首位女战士。
1927年10月，毛泽东带着秋收起义的部队来到了永新县的三湾村。这时候，袁文才对这支不知从哪来的部队有了些警惕。他想知道来的到底是什么部队，于是就派贺子珍装作村姑，去三湾村探探情况。
贺子珍到了三湾村以后，扮成回娘家的小媳妇模样，跟几个士兵聊了聊。知道这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后，她可高兴坏了。为了能让袁文才相信，她还扯下几张工农革命军贴在农民墙上的标语，带回井冈山去，这下袁文才就相信这确实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了。
过了几天，毛泽东让人给袁文才送去了一封他的亲笔信。在贺子珍极力劝说下，袁文才最终打算和毛泽东联系。
1927年10月7日晚上，袁文才领着贺子珍等十几位农民军首领到茅坪去拜访毛泽东。在毛泽东住的地方，贺子珍头一回见到那个让国民党一听就害怕的“毛委员”。
贺子珍头一回见到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穿着一身破破旧旧的灰布中山装，脖子上扎着条红带子。他个子高高的，人很瘦，颧骨都有点凸出来了，头发从中间往两边分着，皮肤被晒得黑黑的。
人挺清瘦的，不过那双眼睛可有神了，能看出他的睿智、温和还有毅力。
贺子珍发现毛泽东当时走路有点瘸。咋回事？原来，毛泽东长途行军的时候把脚磨伤了，又没及时治，伤口化脓了，就成这样了。
袁文才给毛泽东介绍自己手底下的人时，毛泽东一开始没怎么留意年轻又清秀的贺子珍，还以为这姑娘是袁文才的闺女。没成想袁文才跟毛泽东说：“她叫贺子珍，是中共永新县委委员。”
毛泽东听完后，上上下下打量了贺子珍好几眼，一个劲儿地说：“真看不出来，真看不出来！我还以为她是你的女儿！”紧接着，毛泽东赶忙握住贺子珍的手说道：“很棒，很棒，以后咱们一块儿战斗吧！”
毛泽东问了贺子珍的姓名后，特意把这名字反复念了好几遍，说道：“哟，‘贺’是祝贺的‘贺’，‘自珍’，就是善自珍重的‘自珍’，我可记住！”
这一次见面之后，贺子珍可高兴坏了。她跟袁文才讲：“我觉着革命高潮马上就要到，有毛委员带着咱们，往后能有好多事儿干！”
毛泽东想建立革命根据地，于是就安排秋收起义部队前往莲花、攸县、茶陵这些地方打土豪、筹钱款。毛泽东脚受伤了，所以他没跟着部队出去，而是住进茅坪村有个八角楼的地方养伤。
巧了，就在这个时候贺子珍得了疟疾，由袁文才的妻子谢梅香陪着到茅坪养病去了。
养伤的时候，毛泽东还常常跟袁文才他们聊天，一起商量建立井冈山根据地的大事。有时候，毛泽东也会去找贺子珍，向她打听当地的风土人情，还有当地党团活动、群众工作的情况，也听听贺子珍有啥看法和建议。
毛泽东在跟贺子珍聊天的时候，发觉贺子珍不但模样俊俏，还特别有想法。贺子珍病好以后，毛泽东就把她安排到前委去当秘书了。这样一来，贺子珍就能帮着毛泽东处理些日常的事儿，还能陪着毛泽东在宁冈、永新这些地方搞社会调查。
贺子珍发动群众可有一套，那能力相当强，而且她字写得特别好，又娟秀又端正。工作起来那是风风火火的，特别泼辣干练；闲下来的时候，说话优雅，又温柔又贤淑。就这种刚柔并济的气质，使得毛泽东越来越看重她、喜欢她。
接触多了，贺子珍慢慢就被毛泽东那广博的知识、深邃的目光、超凡的胆略还有刚毅的性格给吸引住了，心里隐隐觉得自己已经对毛泽东有了好感。
1928年2月下旬，毛泽东和贺子珍来到茅坪的象山庵，把前几天在宁冈、永新这两个县做的社会调查拿来整理。他俩一个负责修改，一个负责誉写，忙了好些日子，弄出了一份被毛泽东叫做“比丢掉任何东西都痛心”的《井冈山调查》。
整理文稿的那段时间，两个人忙里偷闲的时候，也聊过对革命的想法，还聊过各自的出身和家庭。有时候，他俩还会一块儿到田里捉泥鳅，上山捡松菇回来做饭，日子过得紧张又温馨。
在象山庵的白果树下，毛泽东跟贺子珍说起了自己的杨开慧和几个孩子，还表达了对他们的思念与牵挂。
多年以后，贺子珍讲过这样一番话：“当时，他没骗我，把杨开慧和几个孩子的情况都跟我说了。听了他和杨开慧的事情之后，我觉得自己的心被他的真诚狠狠撞击了一下，一下子就有了激动和怜爱的感觉。”
虽然不管是工作方面，还是生活当中，两个人相处起来都特别融洽，可是在这个时候，他俩谁也没动过要在一起的念头。对毛泽东而言，他跟杨开慧感情深得很，怎么可能抛弃杨开慧；再说了，当时的贺子珍心里也有自己喜欢的人。
有个人叫欧阳洛，他可是永新县党组织的重要创始人，并且是贺子珍入党的介绍人。后来，他在湖北被抓然后牺牲了，不过当时贺子珍还不知道欧阳洛已经牺牲。
贺子珍是毛泽东的秘书，她主动揽下为毛泽东搜集报纸的事儿。为了把这事儿干好，贺子珍可没少动脑筋。
那时候，有一些小商贩在井冈山下的村子里到处跑着做生意。贺子珍就跟他们说，来的时候带些报纸过来，把这些报纸当成包裹货物的包装纸带进来就行，她会出高价买的。
就这么着，贺子珍费了好大劲儿，给毛泽东弄来了不少报纸。
这些报纸到毛泽东手上的时候就已经过了期，还包过东西，好多报纸上都沾满了油污。可毛泽东却把它们当作宝贝一样，老是让人仔细地把报纸抚平，再按照时间顺序叠好，方便毛泽东查阅。
井冈山斗争那时候，毛泽东给杨开慧写过信，想问问她和孩子过得咋样，可杨开慧没回信。这之后，毛泽东就派地下交通员吴福寿到长沙去打听杨开慧的消息了。
吴福寿从长沙回到茅坪后，对毛泽东说：“毛委员，瞅这情况，你们怕是很难再见面。”毛泽东一听，眼泪不由自主地就流了下来。
他站起来，走到窗户跟前，拿起毛笔写了一首南唐后主李煜的词：“林花谢了春红，真的太匆忙。早上有寒雨，晚上有冷风，真是没办法。那带着胭脂的泪水，相互留醉，什么时候才能再重逢？唉，人生就像那江水一直往东流，满是遗憾！”
后来才知道，吴福寿带回来杨开慧被敌人杀害的消息是个误会。当时，包括毛泽东在内，所有人都以为杨开慧已经牺牲了。所以，后来才有王佐和袁文才使劲儿促成毛泽东和贺子珍在一起的事儿。
自打毛泽东带着部队到茅坪之后，王佐和袁文才就觉着毛泽东那可是百年难遇的大才，特别想把他长时间留在井冈山。
两人商量后觉得：要是贺子珍能嫁给毛泽东，毛泽东就成了井冈山的女婿，这样就能长久地留在井冈山，领着大家跟国民党斗争了。
于是，这两个人就跟毛泽东说：杨开慧都已经牺牲了，他们想给毛泽东和贺子珍牵线做媒，好让他俩结成夫妻。
毛泽东和贺子珍共事好长时间了，他俩都有一样的革命理想，还天天一块儿工作，心里早就对彼此有好感了。毛泽东心里明白，要想在井冈山站住脚，就得团结王佐和袁文才，这样才能一直斗争下去。于是，毛泽东权衡之后，就同意了这门婚事。
1928年5月下旬的一天，袁文才帮忙操持，35岁的毛泽东和19岁的贺子珍办了婚礼。
袁文才拎了两壶老酒，又拿了些花生过来，朱德、陈毅、宛希先、龙超清他们几个凑到一块儿热闹热闹，这婚礼就算是办了。
毛泽东跟贺子珍的婚礼特别简单，他俩总共就只有身上穿着的那几件衣服。可婚礼上，贺子珍给毛泽东送了一份“嫁妆”，这是她在婚礼之前，花了足足12个昼夜，一针一线做出来的一个多用挎包。
这个挎包是用江西农村的整幅蓝土布做的，总共四层，每层都有几个口袋，特别实用。最外面那层的几个口袋可大，毛泽东日常用的文房四宝完全能装下。
贺子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时候，就听毛泽东讲过，他8岁上私塾，毛笔字那是爱得不得了，平时起草文件、写文稿都爱用毛笔，对毛笔，还有墨、砚、纸这“文房四宝”可珍视爱护。
他老是跟贺子珍讲，得拿“文房四宝”把国民党给打败。
之前，毛泽东都没个拿得出手的挎包。转移的时候，老是为文房四宝不好带而发愁。贺子珍亲手做的挎包，可巧就把毛泽东的这个难题给解决了。毛泽东能有这么个善解人意的姑娘在身边，心里可高兴了。
他满心欢喜地跟贺子珍讲：“贺子珍，你这个挎包，可比世界上啥嫁妆都实用多了，真的很谢谢你！”
这个充满爱的礼物，到后来就成了毛泽东办公时必不可少的用具。不管是行军的时候，还是作战的时候，他都把这个礼物背在身上。
贺子珍把挎包缝制好以后，蓝土布还剩下了一点。她就用这些土布又缝了个布口袋，好让毛泽东装别的东西。嘿，这条布口袋后来可派上大用场了！
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之后，红军人数从原来的一千多人涨到了上万人。井冈山这地方地形比较窄巴，粮食供应就成了个老大难的问题。
当时局面特别严峻，毛泽东、朱德他们领导红军，一边去打倒土豪，把田地分给大家，一边还开办了红色圩场。这么做，就把根据地的贸易交易搞得热热闹闹的。而且，红军还用井冈山的竹子、木头、油、茶这些资源，去换来那些紧缺的物资，就这样打破了敌人的封锁围剿。
那时候，根据地征收的土地税粮，都集中在茅坪、大陇尹和柏路这几个地方。想着粮食放在这儿不安全，得全部运到山上去储存起来，于是红军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挑粮运动。
那时候挑着粮往黄洋界上爬，路程足足20多公里，山还特别陡，运一回粮食可太难了。
英勇的红军什么困难都不怕，朱德军长年纪虽然大了，但他总是一马当先，和战士们一块挑粮上山。
战士们担心朱德的身体受不了，于是就把他挑粮用的扁担给藏起来了。哪知道，朱德又找了一根扁担，还在上面写了“朱德的扁担”这五个字。大伙一看到，就不太好意思再藏他的扁担。
前委书记毛泽东也参加了好多次挑粮运动。和大家挑着扁担挑粮不一样，毛泽东是用贺子珍专门缝制的那条粗布口袋来装粮食的。那口袋可大，每次都能装下四五十斤谷子。
每次运粮的时候，毛泽东总是抖抖手里的布袋，笑着跟战士们讲：“肩挑背扛没差别，跟你们相比，我还少用一条扁担！”
战士们看到毛泽东、朱德都来挑粮，挑粮的劲儿一下子就更足。很快，粮食就被运到了井冈山，这样就解决了根据地的给养问题，也给井冈山精神添上了特别浓重的一笔。
现在，“朱德的扁担”已经被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好好珍藏起来了。可让人觉得可惜的是，毛泽东当年用来背粮食的口袋却在历史的岁月里没了踪迹。但不管啥时候，要是有人去参观“朱德的扁担”，讲解员都会和你说：除了这根扁担，其实还有毛泽东挑粮用的口袋。
不管是扁担，还是口袋，孕育的都是一样的精神：只要一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就没有打不败的敌人，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刚和贺子珍结婚才两天，毛泽东心里就一直挂念着正在永新给农民分田的红四军的官兵。这不，他马上就告别了贺子珍，动身前往永新了。
和毛泽东在一起之后，贺子珍觉得吧，虽说他俩的物质生活没多好，可自己在精神上却更富足了。她后来回忆的时候说：“一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毛泽东工作累了，就会给我讲他看过的故事，还有他写的诗文。他讲的那些，就像把我带到了一个特别绚丽多彩的世界里。常常就是他讲着，我听着，不知不觉天就亮了，新的一天就来了。”
毛泽东和贺子珍有十年的婚姻，在最艰难的岁月里，是贺子珍陪伴着毛泽东走过来的。
贺子珍跟毛泽东成婚后，育有六个孩子，可最后只活下来四个。这四个里，有三个留在苏区就没了音信，就只剩下李敏留在身边。对一个母亲来说，那些失散的孩子可是她心里一辈子最难受的事儿。
贺子珍一辈子都深爱着毛泽东。毛泽东逝世后，她有一回来到北京，看着毛主席的遗容，哭得稀里哗的。
贺子珍的外孙女孔东梅在《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这本书里，对贺子珍的这次北京之行是这么描写的：
丈夫就躺在自己眼前，一层透明又冰冷的水晶，把外婆身处的人间和外公所在的真空隔离开来。外婆心想：外公只是睡着了。
外婆被人扶下轮椅后坐进车里，眼睛望着窗外。她眼眶湿湿的，可眼泪就是掉不下来。她看到了远处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和天安门，那可是她一直守望着的地方，守了一辈子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