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风携着咸湿的气息，猛烈地扑向浙江路上的老邮局，彼时，林夏正低头用一支老旧的英雄钢笔尖轻戳着台阶缝隙间顽强生长的青苔。

那钢笔的墨囊早已干涸，亟待更换，笔杆上还留有她不经意间咬下的牙印，那是她思考卡壳时的无意识动作。

栈桥那边，巨浪一次次拍打着礁石，仿佛要将时间击碎，回溯到那个自零三年起便未曾完结的故事篇章。

那年九月，鱼山路上依旧弥漫着夏日的余温。林夏将厚重的医学课本紧紧贴在腹部，腾出一只手来抚平被书包带绞皱的白大褂。

梧桐叶的边缘初染金黄，海雾说来就来，将德国总督府的尖顶隐没其中，时隐时现，宛如解剖室里浸泡在福尔马林池中的标本，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凄美。

当她拐过江苏路上的基督教堂，三个身影猛然间从晨雾中浮现，如同幽灵般悄无声息。

他们穿着二中的校服，宛如两株移动的蓝白珊瑚，而中间那位马尾辫姑娘，手中紧握着一部银色翻盖手机，挂坠竟是一个青岛啤酒瓶盖，别具一格。

“同学！”那瓶盖在林夏眼前晃动，伴随着姑娘清脆的声音，“能帮我们拍张照吗？”

镜头缓缓扫过，显露出一个打着石膏的男生，正用脚尖碾碎海蛎子壳，藏青色的卫衣袖口沾满了细碎的贝壳，连后颈的发茬中也夹带着一片小巧的螺壳。

那时的林夏未曾料到，这个总是躲在镜头边缘的身影，会在她心中刻下比石膏还要深刻的印记。

真正的相遇，发生在太平角的涨潮时分。林夏刚将沾满绿藻的志愿者马甲胡乱塞进书包，便听见礁石堆中传来阵阵声响。

退潮后的岩缝间，探出了三个湿漉漉的脑袋，马尾辫姑娘挥舞着柯达相机，兴奋地喊道：“学姐！辣炒蛤蜊管够！”

空气中弥漫着二厂啤酒的麦芽香，与海风交织在一起，直往林夏的鼻腔里钻。她慌忙摸出小灵通，心中一惊——离宿舍关门仅剩48分钟。

火烧云将木栈道染得如同一张巨大的显影盘，四个穷学生围坐在一起，用易拉罐煮着蛤蜊。

那位打石膏的男生铺开一张皱巴巴的青岛晚报，夹页中掉出一只晒干的海星，“上个月挖的。”

他手腕上的月牙形伤疤在暮色中泛着淡淡的青色，“蛎壳比解剖刀还锋利。”

林夏第一次仔细打量他的眼睛，那眼神仿佛浮山湾晨雾将散未散时，灯塔投射在海面上的一束光，明亮而深邃。

此后，这束光便时常在林夏的生活中出现。在青医附院的走廊上，消毒水的味道呛得人流泪，他却抱着病历本匆匆跑向急诊科，白大褂兜里揣着用酒精棉精心包裹的烤鱼片。

当小青岛灯塔“咔嗒”一声亮起时，他们交换着琴岛通公交卡，卡上还粘着虾酱味的指纹印。

非典封校那年的樱花雨中，他隔着铁栅栏递来一盒乐天口香糖，里面夹着八重樱制成的透明书签，说是翻墙去中山公园捡来的。

然而，最难忘的是信号山观景台的那个黄昏。零五年的深秋时节，他指着胶州湾说台风即将来临。

旋转玻璃窗外的乌云翻滚，如同显影液中的相纸，他突然转身，防雨罩上各国机场的纪念章拼凑出的笑脸哗啦啦作响，香港的那个章子上还残留着托运标签的痕迹。

暴雨倾盆而下，他们仓皇逃进龙江路的老屋。在检查湿透的胶片后，他的侧影投射在贴满病历的墙上，与显影液的酸味和白大褂的海腥气交织在一起。

让林夏想起了实验室里打翻的酚酞试剂——明明没有触碰酒精灯，她的脸颊却莫名地灼热起来。

崂山露营的夜晚，篝火映照下，他拆了石膏的手腕显得格外青白。“要不要……”林夏紧握着啤酒罐，手心沁出了汗珠，“做我的病历记录人？”

火星噼啪作响，过了许久，他才从背包夹层中掏出一盒受潮的鱼皮花生，包装纸的哗啦声如同心电图的跳动：“那得是……保质期长到哈雷彗星再次回归的那种吧？”

然而，故事终究如退潮时的沙堡，渐渐消逝。市立医院的聘书静静地躺在他家的茶几上，而北京协和的录取通知则在林夏的掌心留下了深深的红印。

06年平安夜的台东步行街上，圣诞树的彩灯闪烁得令人眼花缭乱。他递来一封贴着非典纪念邮票的信封，将底片对着路灯举起——那是零三年教堂台阶上逆光中的三个虚影，其中一个系鞋带的轮廓被红笔圈得发皱，如同静脉注射时鼓起的包。

此刻，海雾悄然漫过了天主教堂的十字架。林夏轻轻摩挲着解剖图册中夹藏的底片，泪水悄然滑落。

原来，有些故事并不需要结果，就像八大关的银杏年复一年地落满长椅，它们的存在本身，便是世间最温柔的显影剂，记录着那些曾经的美好与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