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伦理国家”思想是葛兰西的国家观的特色所在，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组成部分。探究葛兰西的“伦理国家”思想的起源与发展的过程中的时代因素和理论渊源，有助于我们更全面的了解葛兰西“伦理国家”思想的内涵。

葛兰西的“伦理国家”思想和他的生活的时代密切相关。因此，深入了解葛兰西的“伦理国家”思想的产生及发展，需要结合“伦理国家”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分析，以便于我们更好的了解“伦理国家”思想的历史意义。

1929年到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涉及的范围特别广，波及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国家的农业、工业、金融等各个部门。危机不仅持续的时间长，而且破坏性极强。究其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固有的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矛盾。由于泰勒制提高生产效率的做法导致供大于求，资产阶级的盲目扩大再生产，造成生产过剩的局面，导致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从“黄金时代”陷入了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时代”。

意大利一些守旧的知识分子和社会道德卫士感觉社会经济领域出现的新市场机制，因而造成他们心怀保守观念，并持有一种反动的心理状态。

此外，因为这些守旧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明、文化、道德风尚日渐败落，更加激发了他们大声抨击道德文明灭亡的热情，促使他们主张国家采取挽救灭亡道德措施，这种守旧的知识分子通过组织脱离正确的历史发展的抵抗集团阻止了一场国家危机的发生，这引起葛兰西注意到文化的引导和维持来巩固统治地位，那么如何运用国家的文化伦理职能消除国家危机引起了葛兰西的思考。

意大利社会党内部斗争导致国家动荡不安

1920年意大利国社会党内部分为了诸多派别，不同的派别为了掌握制定政策方针的主动权争斗不休，导致国家出现了动荡不安的局面，这为葛兰西后来思考“伦理国家”问题埋下了种子。由于社会党内部斗争导致党派分裂，1921年波尔加迪、葛兰西和陶里亚蒂等人从社会党中分离出来，创立了意大利共产党，葛兰西被选举为意大利共产党的中央委员。

在1922年，葛兰西被意大利共产党派到苏联学习革命经验。由于俄国获胜的十月革命毫无疑问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提供了具体的指导方式，进而受到世界无产阶级的极度赞扬。

因而为了积累革命斗争的理论知识，葛兰西求学于俄国。在此期间，他不仅深入学习了苏联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而且深入研究了俄国的革命道路和革命历史。在这一年里意大利国内的法西斯主义开始泛滥，同年十月以墨索里尼为领袖组建了第一届法西斯政府，实行独裁统治的同时禁止一切其他的社会组织开展活动。

面对这种危险局面，共产党人波尔加迪错误的判断了国家的斗争局势，始终坚持斗争焦点是社会党，因而导致忽视了法西斯的统治势力带来的危害。进而带来恶劣的结果则是法西斯逮捕共产党人时无法采取及时的应对措施，使得许多共产党员遭到迫害，意大利共产党的损失惨重。

1923年葛兰西从苏联回到意大利，敏锐地发现了法西斯以小规模的形式组织队伍危害意大利工厂党员。葛兰西面对威胁形势主动争取各阶级的力量反抗法西斯的残暴手段。1923到1925年间，一方面他在意大利共产党的内部的领导人波尔加迪的手里争夺了部分党员的支持，并且明确的阐述了斗争的行动目标和策略，争取早日清除波尔加迪极端主义对意大利共产党的影响；

另一方面，葛兰西主张意大利共产党与社会党进行联合，以意大利共产党掌握领导权为前提，充分利用政党的组织和教育职能不断的吸收社会中的各个阶级加入到意大利共产党，采取联合一切的社会力量反抗法西斯政府的专制统治，不幸运的是葛兰西因此遭到法西斯的强制逮捕而入狱。但葛兰西并没有因此一蹶不振，反而用顽强的意志书写了《狱中札记》一书，也为后人研究他的“伦理国家”思想提供了文本素材依据。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意大利的工人运动蓬勃兴起。由于广大工人生活贫困，引起尖锐的阶级矛盾，根据有记载的数据显示，1919年意大利罢工达到1871次，参加者共55.4万人次。1920年罢工增加到2070次，参加者达到231.4万人次。葛兰西对十月革命是持有肯定态度的，并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对工人革命进行了思考。

葛兰西针对俄国爆发的十月革命的工人运动做出理性的分析后，葛兰西认为十月革命的思想是富有生命的，进而否定了资本论革命中的观点。十月革命为“历史上占据统治地位的因素不是天然的经济事实而是人，社会中的人，彼此联系着的人，他们相互达成的协议，并通过这些接触（文明）发展一种集体意志”，并且“他们对经济事实做出判断并使之适应自己的意志，直到这种意志成为经济动力并形成客观事实”。

“换言之，人的意志并非是经济的事实，这种人的意志被葛兰西看作历史上占据统治地位的因素，这也是葛兰西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学说新的阐释。因此，葛兰西将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归结于苏联人民，以及他们的斗争意志。由于苏联这场战争激励了无产阶级的反抗意志。苏联的十月革命作为一场三年多逐渐积累起来的苦痛的结局，它将人们的斗争意志与反抗的意志几乎在那短暂的一夜之间完全达成一致了。

法西斯走上历史舞台控制了人们的精神。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意大利作为战胜国并没有真正获得好处，反而被陷在了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危机之中，导致民族主义情绪泛滥，法西斯国家开始走上历史舞台。

加之落后的意大利的国情导致人民追求自由和解放的愿望极其强烈。因此，人的解放的欲望被法西斯的统治下蒙上了集体非理性疯狂的面纱，即法西斯国家运用“伦理国家”思想来给人们制造美好生活的假象，但美好的假象终归会被现实所推翻，经过不同学者对“伦理国家”思想的争议，将“伦理国家”思想推到了风口浪尖，进而激发了葛兰西阐述“伦理国家”思想的兴趣。

首先，“伦理国家”思想被意大利的法西斯领导者墨索里尼披上了伪正义的品质。“在1932年墨索里尼在法西斯的教条中说：法西斯国家因为具有自己的意识和意志而被称为“伦理国家”。墨索里尼不认为国家是守夜人，而是精神和道德的事实，他可以给公民传授文明的美德”。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通过在某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激发人们极端冲动的社会热情，煽动人们参与一些极权主义的政治运动，使人们在社会活动中形成强烈认同领袖至上、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非理性的心里。墨索里尼利用人们的非理性心理行为，重新整合社会，协调阶级关系，汇聚起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建起一个为超级民族主义服务的民主国家。

然而，个体的信仰在社会中影响力量微不足道。群体作为历史的主角，那么至少需要为信仰而战。

所以，个体在集体的信仰的影响下，为了民族的荣誉和爱国的情怀很轻易的奉献了生命。同时，个体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深刻的认同自己无私的为国家奉献的行为具有崇高的道德感，参与集体犯罪的活动时没有丝毫的愧疚，相反认为自己在执行神圣的使命，这些人仿佛被法西斯的信仰催眠了甘愿为某一项集体荣誉慷慨就义。

其次，墨索里尼的“伦理国家”思想以崇高的国家信仰淹没了个人信仰，以领袖的意志湮灭群体的意志。一方面，存在着国家意志高于个人意志的体制环境。墨索里尼认同：“国家是权利创造者的更广泛、更深远的伦理意志”。

意味着这种国家被赋予了道德共同体的含义，国家统治者的权力意志取代了个人的权利，在社会中形成一种凭借着崇高的爱国，光荣等类似的口号巧妙的包装意识形态，进而为法西斯主义烘托出体制化的精神环境。另一方面，具有煽动人民群众对法西斯的主张、观点等加以认同作用。

再次，法西斯的独裁手段暴露后引起学者们的争议。二十世纪初的意大利，多数人民的生活贫困是现实的真实写照，人们生活的卑微情绪与领袖伟岸的形象对比十分鲜明，不难推测出人民对领袖的信任至上来自于对生活的幸福的强烈渴望。

法西斯主义很容易对暴力进行美化。对领袖的领导深信不疑而过分忽视了领袖的意志与自身的利益截然相反。但墨索里尼此时逐步在意大利统治方面推进法西斯化进程。金蒂莱站到了法西斯的国家立场上认同伦理国家就是法西斯所代表的国家，这遭到社会党议员马泰奥蒂的公开反对与抨击。1924年6月10日，社会党众议员马泰奥蒂遭到暗杀。

这一事件暴露了法西斯政权的独裁本质，也令克罗齐对法西斯政权的态度由观望转为批判。之后，克罗齐成为一名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克罗齐先生自1924年以来，一直是法西斯主义最勇敢、最积极、最有效的反对者。他发表文章和公开声明谴责意大利极权主义，抨击意大利的法西斯统治。克罗齐以“伦理政治”思想对墨索里尼的“伦理国家”进行了批判，克罗齐认为：“国家的两个阶段分为道德和实用，并且两者处于不断地辩证矛盾中”激起了意大利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

最后，针对这一矛盾的深入分析，葛兰西意识到“伦理国家最重要的职能就是把广大国民的道德文化提高到一定的水平，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适应，从而也与统治阶级的利益相适应”，但葛兰西并不认为伦理国家是法西斯而言的国家。这种思考为葛兰西的“伦理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面对法西斯黑暗势力的压制，葛兰西站在意大利的法西斯国家集体运动的立场审视法西斯兴起的历史条件，探寻出代表着无产阶级自身利益的“伦理国家”思想，并在无产阶级身上看到了实现伦理国家的现实力量，创造了具有葛兰西自身特色的担负着完整伦理职能的国家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