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画江南，叠翠千重。第二十次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最高法院院长会议4月23日在浙江杭州开幕。
最高法院院长会议机制是上合组织成员国加强司法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2006年9月，在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和俄罗斯最高法院的共同倡议下，首次上合组织成员国最高法院院长会议举办。峥嵘岁月二十载，面对世界百年变局，本次会议历史性地成为上合组织成员国最高法院院长会议机制迈向更加成熟的一次重要节点性会议。
聚焦“弘扬‘上海精神’，共建与时俱进的司法合作平台”主题，上合组织成员国、对话伙伴的100多名中外代表，围绕“网络安全司法治理”“人工智能司法应用”“发挥司法在矛盾纠纷预防化解中的作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打击暴恐犯罪”等专题进行研讨，汇聚中外视角的坦诚互见在交流碰撞中形成观点盛宴。
网络治理与AI应用并举
推动数字时代司法文明进步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发展。一方面，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方兴未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网络安全面临共同挑战。如何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如何兼顾技术的司法治理与司法应用？
中国法院积极推进数字法院建设，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创新成果赋能新时代审判工作高质量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大法官、最高人民法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院长邓修明介绍说，一是以“平台化”整合为载体，推动全国法院在“一张网”上办案办公，构建 “一网运行”“一网通办”“一网统管”办案办公新格局。二是以“数字化”应用为抓手，建成大数据管理和服务平台，建设贯通四级法院的司法大数据库。三是以“智能化”赋能为驱动，拓展人工智能在辅助办案、辅助服务、辅助监督等方面应用场景，明确作出司法裁判和承担司法责任的只能是法官，坚决守住法律、伦理和安全底线。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司法总监古拉姆侯赛因·莫赫森尼·埃杰伊建议通过举办司法系统数字化转型年度会议和为法官搭建信息技术领域在线培训平台，交流司法系统数字化经验，提高诉讼效率。
“人工智能应该作为支持性工具，发挥辅助作用，而非取代法官的角色。尤其是涉及基本权利的司法决定，必须始终由经验丰富的法官负责。”阿塞拜疆共和国最高法院院长伊纳姆·卡里莫夫说道。
土耳其共和国最高上诉法院院长奥麦尔·科尔克兹形象地指出，在研究人工智能时，必须引导其像一个好人一样思考。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谢赫·沙希德·瓦希德视人工智能为变革中的盟友：“它是一种能够提升司法能力、改善法院管理并拓展司法可及性的‘力量倍增器’，尤其惠及弱势群体。”
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司法总局副局长阿尔马兹·伊布拉吉莫夫认为司法的数字化转型是使法院更加便捷和透明的途径。但是，如果没有可靠的网络防御手段，一次成功的攻击就可能让所有成果付诸东流。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正在不断开展工作，完善国家层面保护信息的制度基础。”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最高法院法律分析部部长奥塔别克·伊斯莫伊洛夫详细介绍了相关法律法规。
共商矛盾纠纷预防化解
共议司法实践新趋势
诉讼案件激增与司法资源有限之间的矛盾，是各国法院普遍面临的一个难题。各国纷纷推出建立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简化诉讼程序、推进在线诉讼等司法改革举措。
推进法院引领下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已成为现代司法文明发展进步的潮流，中国法院为此提供了中国方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法官、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高晓力指出，一是坚持“抓前端、治未病”，针对易发多发纠纷领域制发司法建议，从源头预防纠纷。二是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支持当事人依法通过调解、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有机衔接制度，形成中国特色多元解纷模式。三是数字赋能高效解决纠纷，推进数字法院建设，依托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实现在线解纷，上线“人民法院案例库”“法答网”“多元解纷案例库”，提高纠纷解决质量。
“这是白俄罗斯共和国成为上合组织成员国后首次参加上合组织最高法院会议。经验共享对司法体系改革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此次会议彰显了现实的社会意义。”白俄罗斯共和国最高法院院长瓦连金·苏卡洛强调。同时，安德烈·阿列申科副院长介绍了司法经验：“目前我们正在引入一种在国际惯例中被称为‘参与式诉讼程序’的纠纷解决程序。这种程序允许当事人在其律师的协助下通过谈判解决纠纷。”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花剌子模地区法院院长舒赫拉特·卡莫罗夫对调解的独特优势娓娓道来：“调解的重要优势之一在于，在达成最终协议前的任何阶段均可中止争议调解程序，且不丧失重启谈判的权利。”
“仲裁在印度日益受到青睐，当事人通常会在合同中加入仲裁条款以解决争议。”印度共和国首席大法官桑吉夫·康纳分享道。
吉尔吉斯共和国最高法院副院长谢拉雷·卡姆齐贝科夫认为司法机关在预防和化解矛盾方面的作用不仅体现在维护法治和正义，还包括维护各国和全球的和平与稳定。
健全特殊、优先保护
为未成年人成长撑起司法蓝天
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承载着回应各国人民期盼、建设世界美好未来的使命。当前全球范围内未成年人司法保护面临诸多挑战，如何共同构建更为完善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体系，为未成年人成长撑起蓝天？
与会各方立足各自司法实践，分享着司法智慧，共同砥砺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初心和热忱。
“弱势群体”“尤为脆弱”“心智尚未成熟”，与会各方用自己的语言文化表达着对未成年人群体的认知；“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未成年人权利优先”“额外保护”，与会各方也传达着与此相适应的特殊、优先保护的司法理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法官、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占国指出，当前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实践面临网络犯罪增多、保护资源投入不足、社会协同联动机制不健全、国际协作有待加强等问题。他表示，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需构建预防与矫治并重的司法体系，进一步把握未成年人审判规律，健全专业化保护机构，强化司法保护与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等保护的协同联动，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同时，他还介绍了浙江法院因地制宜设立少年法庭、专门合议庭等司法实践。
印度共和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文卡塔·桑杰·库马尔·普利戈鲁分享了对触犯法律儿童的一项保护措施：“不得将此类儿童关押在监狱或警察拘留所。相关人员会定期巡查监狱，检查是否有儿童被关押在那里，并立即采取措施将儿童转移到少年观护所。”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阿特劳地方法院院长穆赫塔尔·帕尔梅诺夫介绍了本国未成年人法庭的管辖范围，并表明审理未成年人案件的时间大大缩短，审理结果达到了教育和预防的目的。
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塔季扬娜·瓦维雷切娃谈到了对于残疾儿童的社会权利的守护，针对残疾儿童的医疗和药品问题，根据联邦专业医疗机构医生委员会的决定，可以为残疾儿童开具未列入预算资金覆盖的药品清单中的药品，供其个人使用。
“保障未成年人群体的所有诉讼权利，需要教师、心理学家、法定代理人参与到未成年人权益受损的案件中，并指定司法精神病学鉴定以及其他司法鉴定等。”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最高法院法官帖木儿·哈费兹佐达说道。
提升打击暴恐犯罪效能
为守护家园贡献司法力量
恐怖主义是人类社会的公敌，当前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抬头趋势明显，严重威胁全球安全。恐怖主义的跨国界性，决定了协同合作才能筑牢坚固防线、守护共同家园。
如何提高打击精准性和有效性，为保障地区和世界和平积极贡献司法力量？各发言人深入思考，提出建设性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法官、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贾宇指出，中国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引下，在防范和打击恐怖活动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恐怖主义威胁依然存在。
他指出：“要不断深化安全合作，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反恐安全机制；运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手段，提升反恐综合效能；加强司法交流，构筑全方位、宽领域、深维度的反恐安全屏障。”
吉尔吉斯共和国最高法院副院长努尔兰·穆萨耶夫认为，将国际法中与打击恐怖主义相关的规定纳入本国法律尤为重要，并根据本国立法的要求进行调整，从而确保其能够在司法程序中得到正确执行。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司法机构国际事务副总监纳赛尔·塞拉吉表示，针对恐怖主义的系统应对和评估必须包括强大的刑事司法系统。
“没有法院的参与，就不可能有效地打击暴力和恐怖主义犯罪。”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法官亚历山大·沃罗诺夫说道，“法院的职责在于行使对涉恐案件的审判权，坚持法律至上，并遵循国际法规定。”
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最高法院刑事司法委员会主席扎法尔·阿济兹佐达介绍了本国提升民众政治素养、发展和扩大刑事惩教机构、对具有极端主义或恐怖主义背景的人员进行社会矫正等主要工作方向。
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执行委员会专家李魏巍表示：“地区反恐怖机构的主要任务是保障上合组织成员国在与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斗争中，国家间相关职能部门能够保持协调与合作。这基于一种明确的共识，即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法律合作规范中，也包含从司法角度加强互动，共同维护地区安全。”
与会人员普遍认为，此次会议充实而富有成效，各国分享了宝贵经验，达成了广泛共识，砥砺着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决心。
各成员国签署了《第二十次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最高法院院长会议联合声明》，进一步描绘了携手共进的新愿景、司法合作的新蓝图，标志着上合组织框架下的高层次司法合作迈上了新的更高台阶。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大法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表示，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愿同与会各国最高法院一道，进一步弘扬“上海精神”，不断拓展合作领域、深化交流互鉴，取得更多更实的合作成果，让司法合作的精神、成效更广泛地惠及各国人民，为开辟共同发展繁荣的美好未来提供有力司法服务。
盛会闭幕，“上海精神”愈加璀璨，共促世界法治文明进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浪潮愈发澎湃。
来源：人民法院报·1版
见习记者：渠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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