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荷兰鹿特丹，一位33岁的中国女博士留学生，怀孕后向荷兰男友提出8.8万欧元（约66万人民币）的彩礼要求，结果男友不仅拒绝，还报警称她敲诈。荷兰警方介入，女方被拘留，最终法院以敲诈罪判处6个月刑期，并驱逐出境。
这件事在国内引发轩然大波，有人嘲笑女方“丢人丢到国外”，有人质疑男方冷血无情，还有人感慨文化差异害人不浅。表面看，这是个跨国婚姻的荒诞剧，可深究下去，它照出了中国彩礼文化的扭曲，尤其折射出大龄剩女在婚姻市场中索要高价彩礼的现实矛盾。
这种陋习不仅让个人陷入困境，更在社会层面撕裂性别关系、加剧阶层分化，堪称甜蜜的毒疮，亟需全社会正视并铲除。
这起事件得从头捋清楚。女方是公派留学生，33岁，在荷兰读博期间与一位荷兰男生相恋。两人感情升温，谈到结婚，女方发现自己怀孕了。按我国传统，彩礼是婚姻的“标配”，她提出8.8万欧元，寓意“发发发”，讨个吉利。在国内，这数字不算离谱。
比如，2023年媒体报道，上海、杭州等城市，彩礼加婚房、车子等开支动辄百万，66万在高消费地区只是“中等偏上”。女方可能觉得，这笔钱既符合习俗，又是对未来家庭的保障，尤其怀孕后，她或许更需要经济上的安全感。可她万万没想到，荷兰的婚姻文化跟咱们国家完全不是一个路数。荷兰人视婚姻为平等的爱情契约，彩礼压根不存在。
男友听到8.8万欧元，估计脑子都懵了，觉得这不是诚意，而是赤裸裸的“勒索”。他选择报警，警方和法院认定女方的行为构成敲诈，最终判刑并驱逐。男友则在报警后“人间蒸发”，彻底退出这场风波。
事实上，关于男方在确认婚聘期间，给女方礼物的事情，已经有上千年历史了，我们古人将其称之为“聘礼”与“彩礼”。但实际上，这两个词汇是有着本质性的区别的。
“聘礼”在古代是娶的正房，聘礼最早可追溯到西周时期的“六礼”之一。 《仪礼·士婚礼》记载：“纳征者，纳聘财也。征，成也。先纳聘财而后婚成。”这表明聘礼不仅是婚姻缔结的证明，更是婚约成立的必要条件。 唐代更是将聘礼作为判定婚约关系存在的法律依据 ，《唐律疏议·户婚》载：“婚礼先以聘财为信，故礼云：‘聘则为妻。’”
也就是说，在古人看来，只要下了聘礼，并且女方收下了聘礼，双方婚约关系事实上已经成立。
而“彩礼”则大不相同了。彩礼是古代男子纳妾所赠予女方家的礼金，汉代的聘礼主要是羊、大雁、白酒等，寓意吉祥。唐代则简化为九样物品，如干漆、棉絮等，同样富含寓意。直到明清时期，彩礼才逐渐以金银为主。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彩礼是纳妾所用，并且礼金丰富程度和贵重程度，远不如聘礼来的正式和宝贵。
然而可笑的是，大批被资本洗脑的女性，却终日幻想着男方得高大帅气、多金、多产，宁可烂在地里，也不将就。很快，在他们的捣鼓下，古代原本明媚正确的“聘礼”，到了他们手中变成了“彩礼”，婚姻结果活脱脱变成了一桩桩生意。
尤其在大龄剩女群体中，高价彩礼的现象愈发刺眼。大龄剩女，通常指30岁以上未婚女性，人数在我国持续攀升。根据国家统计局2023年数据，30至39岁未婚女性约3000万，占女性人口的10%，城市尤为集中。比如，北京、上海，35岁以上未婚女性占比超过15%。这些女性多受过高等教育，经济独立，职业稳定，可在婚姻市场中却面临双重压力。一方面，传统观念认为女性“过了30就贬值”，她们被催婚、被挑剔；另一方面，社会推崇“高嫁”，期待她们嫁给条件更好的男性。于是，彩礼成了筹码，女方或家人索要高价彩礼，试图通过金钱弥补年龄的“劣势”或确保婚姻的“质量”。
这种现象在现实中屡见不鲜。2024年，江西某地一32岁未婚女子相亲，父母要求男方给38万彩礼加一套房，理由是“女儿年纪大了，得找个有保障的”。又比如，X平台上有人吐槽：“28岁二婚女要28.8万彩礼，外加三金和8万保证金，简直像卖牲口。”这些案例听着夸张，却反映了彩礼文化的扭曲。女方觉得彩礼是尊严，男方却觉得是买卖，婚姻还没开始，双方就站上了对立面。更可悲的是，高价彩礼并不能带来幸福。最高人民法院2023年数据显示，彩礼纠纷占婚姻案件的30%，其中超六成涉及婚后离婚，原因多为经济压力或感情不和。彩礼越高，婚姻越像交易，爱情越容易变质。
为什么大龄剩女和高价彩礼扯上了关系？这得从婚姻市场的供需说起。我国性别比失衡，男性多出约3000万，导致农村和中小城市男性找对象难，彩礼水涨船高。2023年中新社报道，河南某村彩礼平均30万，男方家庭常需举债，婚后还债压力导致矛盾频发。城市里，情况稍有不同。大龄剩女多是高学历白领，经济独立，选择面却窄。
一方面，她们不愿“下嫁”，觉得条件差的男性配不上自己；另一方面，优质男性稀缺，往往优先选择更年轻的女性。X上有帖子一针见血：“女方要50万彩礼，男方拒绝后立马找个要10万的结婚，女方却找不到更好的。”这说明，高价彩礼并不能让大龄剩女“高嫁”，反而可能让她们在相亲市场越陷越深。
这背后的社会矛盾，值得深挖。首先是性别观念的扭曲。我国传统观念认为，女性得“趁年轻嫁好人家”，一旦过了30岁，就被贴上“剩女”标签，仿佛价值暴跌。这种刻板印象让大龄女性焦虑，彩礼成了她们维护尊严的工具。X上有人感慨：“彩礼高不是因为女性地位高，而是因为社会保障差，女性离婚后处境艰难。”
这话点中了要害。我国离婚率逐年上升，2023年民政部数据显示，全国离婚登记约260万对，女性在离婚后往往面临经济和舆论双重压力。尤其大龄女性，离婚后重新进入婚姻市场更难，彩礼被视为“保险金”。可这不正说明社会保障和性别平等的缺失吗？如果女性在职场和生活中更有保障，何必靠彩礼自保？
其次，高价彩礼加剧了阶层分化。彩礼在农村尤为夸张，有些家庭为凑彩礼借高利贷，甚至卖房卖地。2023年某地“天价彩礼”事件，女方要88万加两套房，男方家卖地才凑齐，婚后却因债务离婚。城市里，大龄剩女的彩礼要求虽不一定高到离谱，但附加条件不少，比如要求男方有房有车年薪百万。
这种“高嫁”心态，让婚姻市场变成资源博弈。穷人结不起婚，富人拿婚姻炫富，普通人夹在中间，结个婚跟攀登珠峰似的。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农村30岁以上未婚男性约2000万，彩礼是重要推手。长此以往，光棍危机可能威胁社会稳定。
再者，高价彩礼扭曲了爱情的本质。婚姻应是两情相悦的结合，可彩礼让爱情蒙上交易的阴影。女方要高价彩礼，觉得自己值这个价；男方给彩礼，觉得自己买了个媳妇。荷兰那位女博士，33岁怀孕，感情基础不错，可一开口8.8万欧元，男友直接报警，爱情瞬间崩盘。这不就是彩礼绑架感情的活例子吗？X上有人吐槽：“五千万彩礼也换不回自由和尊严。”这话虽夸张，但提醒我们，婚姻的本质是爱，不是钱。彩礼越高，爱情越廉价。
现在得狠狠批评这陋习了。高价彩礼是社会的毒瘤，害人害己，尤以大龄剩女的处境最为尴尬。首先，它把婚姻变成买卖，侮辱了爱情的纯洁。彩礼本是仪式感，可动辄几十万，谁还记得那点浪漫？女方觉得自己值钱，男方觉得自己被宰，婚姻从一开始就埋下裂痕。其次，它加剧性别对立。网上常看到“男的穷酸给不起彩礼”“女的拜金狮子大开口”的争吵，彩礼成了男女互撕的导火索。X上有人说：“彩礼是软弱男性和家属抬高女方身价，纯市场行为。”这话刺耳，却点出真相：彩礼让男女都成了受害者，男方被榨干，女方被物化。
更可气的是，高价彩礼让婚姻成了奢侈品。2024年我国结婚率跌至历史最低，民政部数据显示，仅403万对新人登记，较2013年峰值1350万对暴跌70%。为啥？彩礼和房价是两大拦路虎。年轻人被高价彩礼吓怕了，宁愿单身也不想背债结婚。尤其大龄剩女，本来就面临年龄压力，还坚持高价彩礼，结果把自己推向更尴尬的境地。荷兰那位女博士，如果不提8.8万欧元，没准已经幸福结婚，可惜彩礼让她从留学生变成了“罪犯”。这不是个例，而是彩礼文化的缩影。
这陋习还助长了社会不公。彩礼高了，穷人结不起婚，富人却拿婚姻当炫富工具。2023年河南某村，彩礼平均30万，男方家庭常需举债，婚后还债压力导致矛盾频发。城市里，大龄剩女的“高嫁”要求，让普通男性望而却步，婚姻市场成了“优胜劣汰”的竞技场。彩礼文化还加剧了农村光棍危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农村30岁以上未婚男性约2000万，彩礼是重要推手。长此以往，社会稳定都成问题。
怎么破这陋习？得从根子上入手。首先，社会得给女性更多安全感。彩礼高，归根结底是因为女性在婚姻和职场中的保障不足。我国虽有《妇女权益保障法》，但职场性别歧视、离婚后经济困境依然存在。政府应完善社会保障，比如提高女性就业平等、完善离婚补偿机制，让女性不用靠彩礼“自保”。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案例，明确彩礼返还标准，倡导理性婚俗，这是个好开头。其次，得移风易俗。2023年民政部推动“零彩礼”试点，浙江、河南等地效果不错，结婚率有所回升。这说明，观念变了，彩礼的魔咒就能解开。年轻人也得有点骨气，别被彩礼绑架爱情。X上有人说：“彩礼这东西就是扯淡，认知低越穷越乱花钱。”这话糙理不糙，婚姻不是买卖，爱情无需标价。
最后，荷兰那件事是个警钟，提醒我们彩礼文化的荒谬。大龄剩女索要高价彩礼，或许是无奈之举，但这陋习却让她们在婚姻市场越陷越深。彩礼不是护身符，而是枷锁。它让爱情蒙尘，让婚姻变质，让社会撕裂。咱们得一起努力，把这毒疮连根拔起，让婚姻回归纯粹，让爱情自由呼吸。未来的婚姻，不该被金钱绑架，而应是两颗心彼此靠近的旅程。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