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步克先生对服饰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曾有一个生动总结：“历史展示给我们：服饰的平等自由，与社会的平等自由，是一对美丽的孪生姐妹。”可见服饰与人类及人类社会关系密切，因此，对古代服饰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自然也无法回避服饰与人类社会的关系问题。古代服饰的理论问题主要涉及服饰起源、服饰文化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服饰文化变迁的动力等方面。通过《汉服的形成：东周秦汉服饰的考古学研究》可以看到，东周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服饰的转折期和重要发展阶段，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因此，从静态角度考察服饰文化与东周秦汉这一历史发展阶段的横向联系，从动态角度分析服饰文化变迁与社会变革的关系将是本节（文）重点探讨的两个方面。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初步认识将有助于相关理论问题的探索。

服饰作为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物质生活之一，不仅具有基本的物质属性，而且蕴含着丰富的精神内涵和社会文化意义。东周秦汉时期是我国古代服饰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型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本书在全面占有、系统分析考古材料的基础上，运用考古学的理论方法，结合历史文献、出土文献和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初步揭示了东周秦汉时期服饰的基本面貌和发展脉络，勾勒出“汉服”的起源与形成过程，并就服饰考古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思考。

01服饰文化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关系

服饰文化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关系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进行考察。宏观来看，东周秦汉时期又可分为“汉服以前”和“汉服形成发展” 两个大的发展阶段，两个阶段的服饰文化面貌有所不同。服饰文化面貌的演进轨迹与社会发展进程作为两条主线，它们之间的整体联系值得思考。微观来看，每个社会发展阶段的服饰均有其时代特点，在共同的时代特点下，不同服饰传统中又有着各自的独特风貌。这种风貌与社会发展阶段的关系也值得关注。

通过对汉服以前阶段（东周时期）和汉服形成发展阶段（秦汉时期）服饰面貌的揭示与研究，我们可将两大发展阶段的服饰面貌概括如下。东周时期，东周列国地区的服饰以发髻发型和交领右衽的服装款式为主要特征，可称之为“发髻右衽”服饰传统。这一服饰传统下，不同地区的服饰又存在有明显差异，形成不同的服饰体系。“发髻右衽”的服饰传统之外，又广泛存在有以“被发左衽”为主要特征的服饰文化传统，与“发髻右衽”的服饰传统一起构成当时的二元服饰文化格局。秦汉时期， 东周时期的二元服饰文化格局逐渐被打破，新的服饰文化传统——“汉服”传统开始形成并通过三个阶段实现了初步发展。

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东周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发展阶段，在近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古代社会先后经历了由“王国时代” 向“帝国时代”的社会转型，以及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和巩固发展阶段。东周时期，政权分立、社会动荡、文化面貌复杂，社会文化格局处于极度不稳定的状态。秦汉时期，随着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终于结束了“王国时代”的战乱和分裂局面，迎来了有着更加稳定局面的“帝国时代”。“帝国时代”区别于“王国时代”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地域的统一，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高度统一。与此相适应，东周秦汉时期的服饰面貌也体现出类似的格局和发展态势。东周时期，服饰面貌复杂多样，“发髻右衽”服饰传统中不仅存在有各种服饰体系，不同服饰体系中的服饰面貌还存在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服饰类型、装饰、搭配、组合等有关服饰物质形态的方方面面。秦汉时期，尤其是秦至西汉早期，“汉服”传统中虽然仍存在各种地方类型，但区域特点一般仅局限在服装的款式、发髻的形态等细节方面，有差别但差别不大。西汉中期以后，“汉服”传统中的服饰地域差异愈加微弱。与服饰面貌的差异性特征逐渐减小的态势相反，有着相似特征的服饰面貌分布地域却在日益扩大。以此来看，服饰文化与社会发展阶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东周秦汉时期的服饰文化面貌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服饰文化可以反映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时代特点和政治文化格局。

本书曾反复提到“服饰传统”的概念，所谓的“服饰传统”，是指在特定的时空框架内，不同服饰元素交汇在一起呈现出来的服饰面貌及文化特征。服饰元素不仅包括像服饰款式、纹饰、质料、色彩、搭配、组合等物质形态方面的元素，也包括服饰所承载的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

就服饰的物质形态而言，一个服饰传统中，服饰款式、纹饰、质料、色彩、搭配、组合等方面的特点与形成这种服饰传统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都有着直接联系。结合具体史实，这种联系便不难理解。研究表明，西南地区的服饰传统中，女性服饰的常见搭配为上身着对襟式服，下身着短筒裙，跣足；西域服饰传统中，常见各种质料的帽，服装质料以毛织物和皮革制品为主。这些特点均反映出当地自然环境在服饰传统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影响。又如，东周时期发髻右衽的服饰传统中，楚式系统内等级较高的人群，其服装款式多为阔袖；东汉时期汉服传统中，贵妇多以高大的高髻和繁缛的发饰来装饰头部。这些特点都表现出服饰的等级差别，从一定程度上说，这种差别当受到了来自社会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因此，服饰特点也间接反映出相关方面的情况。又如，在汉服传统中，丝织品一直是大宗的服装质料，并且品种繁多、工艺精湛；西域服饰传统中，毛织品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并且有着悠久的历史，同样也有着高超的工艺。这些史实表明，服饰尤其是服装质料是受纺织技术、生产工具等条件直接影响的服饰元素，而生产工具推动生产力，体现着生产力发展水平。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服饰同样也可以间接反映出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需要指出的是，服装质料的材料来源与当地的生业形态关系密切。我们知道，丝绸来自蚕桑，种桑养蚕是我国古代中原地区的重要农事活动；毛织物和皮革制品则来自牲畜，畜养放牧则是我国新疆地区的主要农事活动。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服饰也可反映出有关社会经济生活的某些方面。

服饰区别于其他物质文化遗存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服饰具有很强的象征性，有学者曾将服饰的这种特点形象地概括为“无声的语言”。这种语言可以表达出视觉印象无法表现的部分，也就是人类的精神世界以及这个世界构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很多古代文明的早期艺术品发现都或多或少的揭示出这样一种现象，即很多文明的服饰文化在其萌芽阶段都表现出很强的象征意义。以往的人类学者普遍认为，服饰的出现当与其实用功能密切关系，早期服饰满足了人类御寒遮体、避虫驱害的基本需求。如吴越地区的先民“断发文身，以像鳞虫”，“以避蛟龙之害”。有些学者认为这种习俗“乃是起于保护生命的要求，其效用与动物的保护色相等”。但又有一些文化现象和相关的民族学考察似乎证明了与其相悖的一种可能，即服饰的出现更多的是为满足人类的精神需求和精神表达， 并且这种需求有不断增强的趋势。例如，同样是“断发文身”，有些学者认为它的出现是一种古老的成人礼习俗。同样的现象也反映在世界其他文明以及当今的社会中。澳洲的土著部落中，普遍流行在身体上割出各种形状的线条，线条的多少在某些部落中可以标明等级差别，比如昆斯兰德人。这种割痕的性质具有更多的装饰意义和宗教功能。当今社会中，很多造型各异的“奇装异服”层出不穷，这种现象应当表现了人们对个性的表达和审美追求。

作为一个服饰个体，它的某些特点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意识形态和精神生活；而作为一个服饰群体，它们的共性特征则可以反映出一群人乃至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和精神追求，具体表现为人们的价值观、伦理观、审美观等，这些观念可借助服饰的某些特征传达出来。例如，西汉早中期， 低髻在女性中普遍流行，装饰简单；西汉中期以后，高髻逐渐流行开来并且有不断增高的趋势，在此基础上，头饰装饰也日趋繁缛。由此可见两汉时期的人们在审美观念方面发生的变化。此外，在意识形态指导下构建的社会关系也可通过服饰得以展现，结合本书的研究，最明显的莫过于服饰的等级特点、身份特点和性别特点所反映出来的人们等级、身份方面的差异和性别特征。在汉服传统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类似长袖、绕襟曲裾、华袂、鱼尾下摆这样的服装款式，研究表明，具有类似款式的服装一般为舞女穿着，因此，这些服饰特点可以理解为舞女身份的象征。西南滇地服饰文化中，贵族对襟服的衣缘、背后正中、袖筒上都有规整的雷纹装饰条带，其他平民服饰上则不见装饰；西北西域服饰文化中，贵族所着上衣、裤子的质料上乘，式样讲究、装饰丰富、搭配完整齐备，一般平民服饰则仅着单层素布服，有些衣物还打有补丁，有的甚至是赤裸上身。据此，可以将这些纹饰装饰理解为等级的象征。汉服传统中，女性多数结髻、着裙，男性则多戴冠、穿裤；西南地区的女性普遍发髻较低、短衣、短裙， 男性则发髻较高、头缠帕巾、短衣、短裤。这样的服饰组合和服饰搭配则可以理解为性别象征。又如，东汉明帝的服制改革，将服饰与国家祭祀相结合，深衣制由先秦时期的常服成为汉代的礼服，这种由常入礼的转变体现出服饰的制度化，可见服饰又是政治属性和意识形态的深刻体现。

通过服饰表现人的等级身份以及社会秩序等在很多服饰文化传统中都可以见到，具有“共性模式”。所谓的“共性模式”是指“在一系列特定社会和生态环境中演进的服饰行为所具有的共同的反映模式”。由此可见，服饰的象征意义具有共通性和普遍性。凡此种种，服饰在表达人类情感、传达人类精神世界方面的优势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在服饰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形态、生产技术、思想意识、审美观念、宗教信仰等均对服饰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这些方面的很多特点都在服饰中留下痕迹，并通过服饰的物质形态传达出来。以上的诸多方面既涉及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也涉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上层建筑，它们共同指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水平。以此来看，服饰文化与社会发展水平也存在一定联系，服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这是我们在研究中得到的第二个启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就服饰文化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关系得出如下认识。

02服饰文化变迁与社会变革的关系

东周秦汉服饰面貌的发展进程传达给我们：服饰文化始终处于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中。这种变化不仅包括服饰的款式、质料、搭配、组合等物质形态方面的变化，也包括服饰穿着行为和穿着观念的变化，还包括服饰加工工艺和生产技术的变化。这些方面的变化以不同的方式和速度行进、发展，最终导致了整个服饰文化格局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服饰个体以及服饰整体的变迁都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文化直接相关。

研究表明，东周秦汉服饰经历了两次较大规模的发展变迁。第一次变迁发生在战国秦汉之际，在这一阶段，东周时期的二元服饰文化格局已逐渐被打破，“发髻右衽”在吸收了“被发左衽”服饰传统的若干特点后， 呈现出全新的服饰面貌。一方面，服饰传统内的多样性特点逐渐减少，统一性逐渐加强；另一方面，有着统一服饰面貌的服饰传统，其地域分布进一步扩展。新的服饰传统“汉服”在这一时期初具雏形。结合这一时期的历史背景看，战国晚期至秦汉初期正处于我国第三次社会变革的尾声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大规模的兼并战争愈演愈烈，战争不仅带来了政治格局的巨变，也带来了日益频繁的政治文化交流。秦王朝的统一大业更在形式上加强了地域之间的交流和联系。东周时期多样的服饰体系能够在这一时期迅速融合并形成全新的面貌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推动作用下完成的。

在这一次服饰变迁中，交领式上衣的领部特征变化较明显。东周时期的交领式上衣主要有斜直交领、曲尺形交领、圆形交领几种形态，秦汉以后，基本固定为斜直交领，并且多为右衽。我们知道，领式的差异是东周时期发髻右衽服饰传统中不同服饰体系间的主要款式差别，而斜直交领又是楚式系统服饰的主要款式特点，也是汉服传统中的上衣领式特点。在第三次社会变革中，秦文化和楚文化均实现了较大规模的扩张，而楚文化在文化上的扩张又更胜一筹。有研究表明，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先后向北、南、东三个方向进行扩张，楚文化延伸至楚地以外的很多地区。至战国晚期，楚国北方的周朝封国、楚国南方的各方部族以及长江下游地区，都被囊括于“楚文化”的势力范围内。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东周时期的“楚式系统”服饰也得以在其他地区流行开来，例如，战国晚期，吴越地区出现了具有楚式风格的服饰面貌，替代了原有的“断发文身”的服饰风格。西汉早期，南边的楚服系统保留了东周时期楚式系统服饰的大部分特点；北边汉服系统也吸收了楚式系统的很多服饰元素。由此可见，楚式服饰的发展变迁轨迹与楚文化的扩张道路是两相吻合的。可以看到，楚文化的政治扩张和文化拓展为服饰的变迁带来了新的契机。

第二次变迁发生在西汉中期以后至东汉晚期的300多年时间里。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汉服传统最终形成并不断巩固发展。汉服传统的发展变迁主要体现在其外在形态不断趋于稳定、分布范围不断扩展。西汉中期，随着汉武帝对西南地区的开发与经营，当地独特的服饰面貌进入到汉王朝的视野，西汉晚期以后，这样独特的服饰面貌已难以见到。当然，这一现象很可能受到了发掘材料的限制。但是，西域地区服饰面貌的变迁则明显受到了来自政治联系和文化交流的影响，在这一影响下，西域地区的服饰传统中融入了较多的来自中原汉服传统的特点，在服饰的款式、质料、搭配方面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一段历史表明，政治联系、经济文化交流等因素对汉服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东周秦汉时期的两次服饰变迁充分显示出政治历史变迁对服饰文化产生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服饰文化的交流，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服饰面貌的改变。当然，我们还需要意识到，服饰文化的发展变迁并不仅仅限于政治因素的影响。服饰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是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就社会而言，“技术、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都会对相应的文化产生持久的影响，这种变化明显地可以从人们的穿着上反映出来”。因此，社会变革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生产技术的进步、意识形态的变化都会不同程度地对服饰产生影响，推动服饰文化的变革和发展。以服装质料为例，西汉时期的服装质料以丝织品和麻织品为大宗，常见的种类也见于东周时期，但这一时期丝织品和麻织品的组织结构更为致密、组织变化更为多样，以此为基础产生的质料种类也就更为多样。对此，衣物疏资料中相关的服饰名称也有较多反映，如“鲜支”“毋尊”“冰”“练”等名称的出现，反映出当时质料的改进，这种进步当是织造工具不断改进、织造技术不断进步的结果。又如，西汉时期出现的印花敷彩纱和泥金银印花纱说明了当时印染技术取得的杰出成就，印染技术的出现推动了服装质料的多样化发展。此外，意识形态一定程度上也会对服饰发生作用，引发服饰的变革，最典型的莫过于汉明帝在服饰上的复礼改制。从古今中外服饰文化的发展长河来看，由意识形态引发的服饰变革也屡见不鲜。魏晋时期，受当时清谈之风和玄学义理的影响，服饰形态发生了显著变化，士族、文人普遍崇尚褒衣博带式的宽肥上衣。辛亥革命以后，在民主、平等观念深入人心的背景下，进步人士剪掉了长辫、脱掉了马褂，开始着西式服装。欧洲中世纪的拜占庭时代，受基督教精神的影响，人们怀揣着对上帝的向往和追求上帝光照的心情，将服饰装扮的异常华丽，来表现服饰在这种光芒映照下的景象。凡此种种，说明了意识形态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服饰的风格，这种现象在服饰发展史上并不是 孤例。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看到在特定的群体和时代中，各种文化因素对服饰各种元素产生的影响，进而引发的服饰整体的变化。由此我们知道，生产力变革、社会关系的变革、精神世界的变革都是服饰文化变迁的主要动因。但就东周秦汉服饰文化的变迁模式来看，这些动因在推动服饰变革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完全对等的。诚如文中所述，汉服在形成过程中，东周时期各种服饰元素的交汇融合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治变革带来的文化交融，汉服稳定的外在形态的形成同样也得益于地理上的统一和经济文化政策的统一。汉服在稳定发展过程中能够在边远地区迅速传播也主要借助于稳定统一的政治结构、汉王朝政治势力的延伸以及汉文化对当地的冲击和影响。从这些方面来看，政治变革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交流和社会变革对服饰文化变迁的推动作用是巨大而彻底的。相对而言，生产力进步带来的技术进步以及思想观念变化对服饰产生的影响作用就不那么明显了。此外，我们还应该看到，不同社会文化元素对服饰发生作用的方面不尽相同。一般而言，生产技术变革会影响到服装质料以及纹饰、色彩方面的变化；而思想观念的变化会带来服饰外在形态以及色彩等元素的变化；政治变革和文化交流一般会引发多重服饰元素的变化。无论哪种变化，都主要通过服饰的物质形态反映出来。服饰的物质形态是服饰文化的载体， 它的风格、款式、质料、色彩、纹饰等元素是服饰传达给我们的第一映像。因此，服饰的物质形态如同服饰文化的指示器，它既可以指示服饰文化变迁的状况，也可以指示服饰文化变迁的程度。在一个服饰传统中，服饰开始发生变化主要通过服饰物质形态的变化得以反映，同样的，服饰传统发生改变也是通过服饰物质形态的变化程度得以反映。这种认识也正是东周秦汉服饰的考古学研究得以展开的基础。

谈到服饰传统，这里拟就服饰传统的变迁与社会变革的关系补充一点认识。服饰传统不仅关乎服饰的物质形态，也关乎服饰背后的穿着行为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因此，服饰传统作为一个群体性的服饰文化，有着相对稳定的内部结构，这样一个复杂的文化事物，其产生和变迁均不可能是在一朝一夕间完成的。以汉服传统的形成为例，秦至西汉早期，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已经建立，在这一时期，服饰面貌相较于东周时期有了很大改观，主要体现在不同地域内的服饰差异逐渐减小、服饰体系逐渐较少。同时，“汉服”一词也已出现并有了相对应的服饰形态，但与西汉中期相比，西汉早期的“汉服”，其分布范围仍然相对狭小、地域性特点仍然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汉服传统仍未建立。因此，汉服的形成时间实际上滞后于社会变革的时间。又如，东汉晚期至魏晋时期，西域地区服饰传统中已经出现很强烈的中原服饰文化的元素，但文献记载显示，西汉中期，中原与西域地区就已经开始发生联系。由此可见，服饰文化变迁的步伐并不与社会变革的步伐相一致，经常表现出一种滞后现象，这种现象归因于服饰传统自身的一些特点。以东周秦汉服饰的发展进程为例，东周时期与秦汉时期的服饰虽然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服饰面貌，但两者之间实际上存在有前后相继、一脉相承的联系。汉服传统不仅吸收了发髻右衽服饰传统中的诸多元素，还一定程度上吸取了被发左衽服饰传统中的一些元素。具体表现为，发髻右衽服饰传统中交领右衽、上下连体、被体深邃、发髻发型等基本特征，被发左衽服饰传统中的靴、郭洛带、低髻发型等。史实表明，服饰传统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与传承性，相对于服饰个体的变化，服饰传统的整体变迁是相对缓慢的过程。从另一个层面来说，服饰传统植根于文化传统，是一个文化传统中根深蒂固的部分，因此，服饰传统的改变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整个文化结构的改变和文化观念的改变。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对服饰文化变迁和社会变革的关系问题得出以下初步认识：服饰文化变迁是社会变革的结果，社会变革是服饰文化变迁的动力。社会变革并不是单纯的社会结构的整合与重组，而是包括了生产力提高带来的经济结构的变化、生产关系的变化以及上层建筑的变化。这些变化都会引发服饰文化不同元素的改变，进而推动服饰文化变迁。同时需要注意到，服饰文化变迁的动因虽是多重的，但就东周秦汉服饰发展变迁的历史来看，由政治影响引发的社会变革更为直接和敏感。此外，服饰传统作为一个文化传统中相对稳定的部分，具有很强的延续性与传承性， 与服饰个体的改变相比，服饰传统的整体变革则是相对缓慢和滞后的。反之，如果一个服饰传统能够接受来自其他服饰传统的影响而发生改变，一定程度上可以揭示出文化变迁的彻底和深入。

本文节选自《汉服的形成：东周秦汉服饰的考古学研究》（王方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24.1） 一书“第九章 余 论”，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