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岳麓书院自北宋开宝九年创办以来至今，历经千年，弦歌不绝。岳麓书院大门的名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说的是楚国（特指湖南）人才众多，而书院尤为兴盛。这幅对联简约有力，气势非凡，是岳麓书院千年以来人才辈出的真实写照。
书院年深日久，其间风多雨多，故事也多。且读《吴大澂书示岳麓书院肄业诸生》，看看这历史长河里的小浪花。这个手帖是光绪二十年（1894），吴大澂任湖南巡抚时写。主要为整肃书院纪律和规范诸生言行而书。
读《吴大澂书示岳麓书院肄业诸生》手帖有感
文/ 松门
近日在上海图书馆整理卷轴时，意外地发现一卷吴大澂《书示岳麓书院肄业诸生》手帖，为横批装裱样式。帖芯长134厘米，高31.5厘米，馆藏号13347。
开卷便是吴大澂特有的行书字体，笔者将其书风概括为“三分像曾国藩，七分似黄庭坚”，既得涤生之刚健，又追山谷之豪荡，复有自家的缜密与沉着。此帖笔笔精到，字字沉稳，洵为愙斋晚年巅峰之作。
清代吴大澂手帖欣赏《书示岳麓书院肄业诸生》，上海图书馆藏品。
吴大澂（1835-1902），字清卿， 号恒轩，晚年又号愙斋，江苏省吴县人。历任广东巡抚、河南山东河道总督、湖南巡抚等，为官尤以治河而闻名，善书画，尤擅篆籀。喜金石，精鉴藏，一生著述颇丰，有《古籀补》、《古玉图考》、《权衡度量考》、《恒轩吉金录》、《愙斋诗文集》、《愙斋集古 录》等。
吴大澂像
《书示岳麓书院肄业诸生》手帖写于光绪二十年（1894）七月十六日，此时吴大澂激刚步入花甲之年，官居湖南巡抚高位，处于身心与仕途的双高峰，故其文、其书皆平实而老到，同时，也流露出愙斋对社会教化之担当和人才培养之远忧。
此件手帖的内容，主要为整肃书院纪律和规范诸生言行而书，当时岳麓书院诸生的两个日常言行举止触怒了吴大澂，才促成他决心撰书此篇文章，故字里行间散发出整肃、规范与威严之气。
引起吴大澂反感的两个日常言行举止是：
其一，身为巡抚大人的吴大澂来书院主持开馆仪式，正值与书院教授互行揖让之礼时，突然有诸生十余人嬉笑、雀跃、蜂拥而过，此种目无师长和藐视官长之举令吴大澂深为诧异，指为“临事不庄”和“瞻视不尊”。
其二是，岳麓书院要扩建斋舍，吴大澂委派官员和乡绅前来主持基建，听闻有住院诸生手执炳袋曳履而前，喋喋辩论，口如悬河，傲慢不恭。
此二事令吴大澂深感自惭和自责，自认有失训诫之过，以为“天下有不率教之顽民，断无不率教之士子”，遂撰书此文以示诸生，强调言行举止宜谦卑逊顺，“读圣人之书，当思圣人之容貌若何，圣人之词气若何”，常以“临事有不庄乎？衣冠有不正乎？瞻视有不尊乎？” 来自省，并要求诸生戒骄戒躁。
手帖写作之时，光绪二十年（1894）七月亦是吴大澂人生的重大转折点。当月恰逢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数月后吴大澂主动请缨，帅湘军北上参战，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兵败。湘军尽覆，旋即革职回湖南留任，二十四年（1898）朝廷复降旨革职永不叙用。晚年吴大澂贫病交加，靠变卖书画、古铜器自给，二十八年（1902）郁郁而卒，因此，《书岳麓书院肄业诸生》的撰写时间点是吴大澂人生轨迹上由全盛走向衰败的起点， 故此件作品当属吴大澂书法作品中留存祥和、富贵之气的代表作。
更为珍贵的是，此件书帖前还存有一则民国丁亥（1947）章士钊的题记，章士钊年少时还曾见过风烛残年的吴大澂和《书示岳麓书院肄业诸生》的刻印本。章氏题记云：
章士钊题记
徐子为兄藏《吴清卿中丞甲午年谕岳麓书院诸生手帖》属题，此帖吾幼时获观蓝印本， 翌年乙未（1895）山海关兵败，返任摘去顶戴，步行街衢行香求雨，吾亲见之，公清癯见骨，眼奕奕有神，追念诸迹，综为斯咏。
元和使者古旬宣，上马谈兵下礼贤。谕帖颁从观射后，庄容看到摘缨年。时移何止伊川变，晨入空招太学前。惭愧曹司清切日，子衿城阀故依然。
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号青桐、秋嗣、孤桐，湖南长沙人。清末秀才，1902年入江南陆师学堂，次年便成 为学潮的领头人，后到上海投入蔡元培、吴稚晖等组织的爱国学社，任上海《苏报》主笔， 宣扬民主、自由和革命思想，并协同黄兴筹建 “华兴会”，成立暗杀团，奔走革命，辛亥以后，先后任《民立报》主笔，又在段祺瑞执政府中任司法总长、教育总长。1933年起来上海作律师，并任上海政法学院院长、冀察政务委员会法制委员会主席。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9年为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同年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章士钊像
延请章士钊来为此件吴大澂手帖题记是个极佳的主意。一来，章氏的清末秀才身份，也就是吴大澂手帖中所谓的“诸生”。二来，章士钊还是湖南人，岳麓书院自然是湖南读书人心中的圣地。再次，章士钊还做过段祺瑞执政府的司法总长、教育总长。后又任上海政法学院院长，其主管法律与教育的身份，或许会更好地理解吴大澂的此件手帖的良苦用心。
今天的人们再读吴大澂《书岳麓书院肄业诸生》一文，或许会认为吴大澂小题大做，大惊小怪，当日书院秀才的言行，若在今天看来已经见怪不怪了，现如今的高等院校此类言行举止早已是司空见惯而习以为常的。吴大澂的此篇文章若是放在过去年代，或许还会成为 “反封建”、“反礼教”思想教育的反面教材，吴大澂必定还会被批为“道貌岸然”的“封建礼教”卫道士。想到此处，笔者又联想起手帖之后有一段民国丁亥（1947）汪东题跋：
汪东题跋
右愙斋丈抚湘时诰诫岳麓书院诸生手帖一通，语重心长，若接謦欬。然在当时学子不过礼貌小不庄敬耳，令则学风颓敝，庠序之问品流杂厕，几于为恶之渊薮，何教化之可言乎？谁为厉阶，至今为梗。使愙斋丈见之，不知更作何语？
汪东（1889-1963），字旭初，号寄庵、梦秋，江苏吴县人。早年就读于上海震旦大学，旋东渡日本早稻田大学预科毕业，并结识孙中山，参加同盟会，后任《民报》主编。汪东还是章太炎弟子，学问奄通，工词学，擅书画，其书法和画梅尤得同行称赞。著有《梦秋词》廿卷。
此刻，笔者又回想起一事，那就是吴大澂的嗣孙——日后的海派大画家吴湖帆，恰巧亦生于光绪二十年（1894）七月初二，两周后的七月十六日吴大澂撰书《书示岳麓书院肄业诸生》一文，谈及教育问题，主旨强调礼貌和次序，吴大澂断然不会想到七十余年后的“文革”，会有一批疯狂的“诸生”冲进吴家，将家藏文物书籍席卷一空，1968年8月晚年的吴湖帆中风入院，其昔日一手培养的学生，彼时的革命小将，再次冲进病房，对他进行无情的批斗和迫害，“小将”散去后，吴湖帆自拔导管而愤然离世。
吴大澂的嗣孙：吴湖帆
由此看来，吴大澂撰写《书岳麓书院肄业诸生》，并非小题大做，流行数千年的传统道德与价值标准以及一切社会良俗自然有其存在的社会意义，在文化教育领域一旦有所偏失，必然像江河溃堤般的不可收拾，身为治河专家的吴大澂，守得住黄河的溃堤，却守不住清政府的溃败，更守不住传统道德良知的沦丧。
最后，笔者再来介绍一下此件手帖的收藏者徐子为（1906一1958），原名炳恒，号恒庐，出身于震泽世代经商之家，少年时受塾师王鹤清启蒙，先后师从金松岑、章太炎、柳亚子等，曾就读上海史学院，擅长诗文书画，民国间，创办吴汀县私立育英高中和苏嘉湖汽车公司，并开筑平（望）南（浔）公 路。徐子为亦是著名鉴赏家，其藏书楼命名曰 “只可楼”，其中不乏珍贵古籍和名人书画。1958年，在南京工商联学习时逝世，家人遵照他的遗嘱将全部古籍书画捐献给国家。
近年笔者在上海图书馆碑帖卷轴整理中，意外发现大量徐子为收藏的卷轴书画，其中对联、条幅别具特色，其作者几乎涵盖了民国时期的社会名流、艺坛名家，这此作品留待以后陆续向《书法》杂志的读者撰文介绍。
附 《书岳麓书院肄业诸生》原文：
《论语》纪“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朱子注云：“乡党，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词气如此。”况书院为储才之地，朋友讲习当以礼教为先，故讲堂石刻有“整齐严肃”四大字，俾诸生触于目而警于心，岂可习焉不察耶？
乃本年书院开馆之日，本部院与山长徐行揖让之时，突有生童十余人嬉笑跳舞，蜂拥而前，殊堪诧异，不但目无师长，亦似有藐视官长之意，窃思本部院德薄才疏，原不足为多表士率，亦何致生童如此狎侮，群起而笑之？当时颇有愧色。圣人谓临之以庄则敬，又谓“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人既不知敬，不知畏必也，临事有不庄乎？或衣冠有不正乎？瞻视有不尊乎？何以讲学明伦之地，忽有此青衿佻达之风？亦唯有自惭自责而已。
近因住院人多，斋舍不能容，正拟择地扩充添修数十椽，曾委盐法李道邀同绅士张君雨珊前往岳麓，在书院之左近隙地相度基址，闻有住院诸生手执烟袋曳履而前，喋喋辩论，口如悬河，傲慢不恭之情状，官绅皆为之侧目，犹若意气扬扬，自以为能者，岂身列胶庠，不知礼貌为何物耶？抑效晋人之清谈，以脱略为高，以谨饬为迂耶？
继而思之，非诸生之不知礼让也，乃本部院教导不先、训诫不明之过。天下有不率教之顽民，断无不率教之士子，上不好礼而责民不之敬上，不好义而责民之服不上，不好信而责民之不用情，不亦难乎！不亦难乎！
夫礼貌亦小节耳，不知骄矜之念由此而生，能文章者，以文章骄人，有学问者，以学问骄人，得科第则以科第骄人，建功业则以功业骄人，骄必傲，傲必满，满则文章止乎止，学问止乎此，科第亦止乎此。小有功业，功业止乎此，所谓满招损谦受益也。况居乡党之间，礼宜谦卑逊顺，读圣人之书，当思圣人之容貌如何，圣人之词气如何，一提撕而警觉之，未有不知悔悟者。因书此以示诸生，并以不教之咎自责焉。抚湘使者吴大澂书。光绪二十年七月十六日。（下钤“湖南巡抚关防”满汉文官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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