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下媒体《金融时报》在4月13日，发文《如何理解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其中提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的建议，那就是——支持经济增长，需要财政率先发力。
文中说：
当前经济环境下，货币政策受到较多制约......如果财政政策率先发力，货币政策随后跟进，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功效......增发国债将导致市场利率上升产生“挤出效应”，不利于投资和消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银行可以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通过降息、扩大公开市场操作规模等手段，支持财政政策，使之既能为基础设施投资提供资金，又不会抬高利率水平，导致“挤出”民间投资。这样一来，财政货币政策相互配合，均能发挥出最大功效，最终取得1+1＞2的效果。
这番话不能说没有道理，其实也反映了央行的一些思考。
在货币政策工具已接近效能边界的当下，中国经济学界关于"财政政策应当挺身而出"的呼声日益高涨。
余永定提出的"财政先发、货币跟进"政策组合拳，恰似为经济复苏设计了一剂理想药方。
但当这套理论模型照进现实时，却发现财政政策这匹"战马"早已身负多重枷锁，难以在刺激经济的赛道上纵情驰骋。
一、货币政策的催征号角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箱的效能衰减正在成为不争事实。
尽管市场基准利率已降至历史低位，但犹如陷入"流动性陷阱"的实体经济对利率信号愈发迟钝。
2023年二季度数据显示，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降至4.19%的历史新低，但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仍徘徊在0.5%的冰点。
这印证了余永定所言"低利率环境下预期恶化"的传导困境——当企业家对未来失去信心，再廉价的资金也难以转化为实际投资。
面对这种困局，央行不得不将政策重心转向为财政扩张保驾护航。
其逻辑链条清晰可见：若财政发力引发市场利率上行压力，央行便通过降息、扩大公开市场操作等手段维持流动性宽松，避免传统经济学中的"挤出效应"。
这种政策设计理论上堪称精妙，但现实中的政策协同远比模型复杂。
二、财政政策的现实枷锁地方政府财政的脆弱性已成为制约积极财政的最大障碍。
截至2023年6月，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已突破40万亿元，债务率超过120%的警戒线。
某中部省份财政厅官员坦言："现在连'三保'支出都需要中央转移支付托底，哪有余力搞新基建？"这种窘境在土地财政萎缩后愈发凸显，2023年上半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同比下降20%，使地方财政雪上加霜。
中央财政的发力空间同样受限。虽然官方赤字率维持在3%的"安全线"内，但若计入政策性金融债等准财政手段，实际广义赤字率早已突破5%。
继续提高显性赤字率不仅面临国际评级压力，更可能动摇市场对财政可持续性的信心。这种两难处境，使得财政刺激犹如"带着镣铐跳舞"。
三、政策协同的破局之路在传统政策工具边际效益递减的背景下，构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新机制势在必行。2023年增发的1万亿元国债通过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平滑发行，就是一次有益尝试。
这种"财政出项目、货币管流动性"的配合模式，既能发挥财政政策的结构性调节优势，又可规避市场利率剧烈波动。
更深层的改革在于重构央地财政关系。正在试点的"财政重整"计划，通过债务置换、资产盘活等方式为地方政府"减负松绑"。
同时，将新基建投资更多转向现金流稳定的民生领域，增强项目的自偿能力。这些创新举措，正在为财政政策创造新的发力支点。
最后：站在经济转型的十字路口，中国需要的不仅是政策工具的简单叠加，更是深层次的体制机制创新。当货币政策催征的号角遭遇财政约束的现实壁垒，解决问题的钥匙或许藏在更宏大的改革图景中——通过要素市场化改革激活微观主体活力，依托科技创新培育新增长极，方能在政策协同的框架外开辟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这既是对政策制定者智慧的考验，更是中国经济实现动能转换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