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娱乐方式多样，各路才子佳人、文人墨客常通过创作诗词、吟唱歌曲、对对联、写绝句等方式来结交朋友。
从春秋时期大家爱玩的“往壶里投箭吟诗”，到魏晋时候风靡的“溪水边漂流酒杯饮酒作乐”，再到唐朝流行的“飞花传诗”游戏，还有宋朝文人喜欢的“诗词对唱”，这些都显示了古人对高雅的追求、对诗歌的热爱、对游戏的喜好，以及争强好胜的心态。
早先时候，东晋永和九年有过一场“兰亭大聚会”，王羲之、谢安他们一堆人，写诗作词，喝一口酒就吟一句诗，尽情抒发内心的情感。后来呢，王安石给苏东坡出了个超难的对联，那可是千古一绝啊。现在，咱们就来聊聊这千古绝对背后的那些事儿。
说起王安石，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作为大文豪的身份。他的诗句里，“墙角冒出几枝梅花，在寒冷中独自绽放”，那梅花的香气让人难忘；还有“鞭炮声中迎来新年，春风吹暖了屠苏酒”，那热闹的场景也历历在目。
另外，他还有个头衔，那就是北宋时期非常出名的政治家和改革家。他带头搞的王安石变法，算是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影响深远的社会政治大改革。
宋朝那会儿，国家政治上最大的毛病就是“三多两弱”。就是说，一个官儿往往兼着好几个职位，皇上对官员们赏赐太多，生怕他们不够用，这样一来，“官员太多”就成了问题；再来说说养兵，士兵数量庞大，可战斗力却不行，这就是“兵多不精”，“兵多”也成了问题；这两个“多”再加上皇上整天忙着盖宫殿、玩乐，开销巨大，就成了“花费太多”。这三个“多”让北宋慢慢变得既穷又弱。
王安石小时候就爱到处跑，看过不少老百姓日子过得有多艰难，从那时起，他就下定决心要改变这种糟糕的状况。二十二岁那年，他考上了进士，后来就当上了地方官。在任上，他忙着修水利、建学校，一心想着怎么减轻百姓的负担。他工作特别努力，对老百姓也很好，政绩相当不错。
治平四年，神宗皇上登上皇位，特别看重王安石。到了熙宁元年，宋神宗想要解决大宋国内国外的麻烦事儿，就请王安石来一起商量国家大事。王安石觉得“现在正是干大事的好时候”，就提出了要进行变法改革。
第二年，王安石当上了参知政事，他提拔了一批支持新政策的官员，并且推出了一系列新法令。到了熙宁三年，王安石再次升官，这时的他地位跟宰相差不多了，他开始带着朝廷上下一起搞大规模的改革。
新政策对上老规矩，改革派和守旧派之间的矛盾在所难免。王安石搞变法，跟朝里不少大臣都闹翻了，其中最出名的就是他和苏轼的那场争斗。
苏轼他爸苏洵那会儿站的是老一派，不光在朝廷大事上跟王安石尿不到一个壶里去，私下底下，他们俩之间的个人疙瘩也是一堆又一堆，数不清道不明。
苏洵那时候写文章，在京城里出了大名，好多当官的和文化人都忙着讨论和夸奖他。可王安石呢，偏偏一句话不说。后来王安石他娘去世了，苏洵干脆写了篇《辩奸论》，直接冲着王安石去了，算是给了他点颜色瞧瞧。
由于老爸、弟弟和朋友的熏陶，苏轼跟王安石的政见注定不对付。到了熙宁二年，苏轼给宋神宗递了个折子，里头说贡举法这事儿不能随便动。宋神宗一读，觉得挺有道理，就琢磨着让苏轼插手改改中书条例。
对王安石来说，这就像“我老板瞧上了一个新来的，关键这家伙还是从对手那边过来的，跟我还尿不到一个壶里去！” 王安石心里头那个不痛快啊，他不光反对这事儿，还直接跟皇帝推荐了咱们自己的人——吕惠卿。
说起来也是互相逗趣，王安石和苏轼俩人像是在“过招”。这事儿一闹出来，苏轼立马就回应了。他当上国子监举人考官后，出的考题挺有深意，说的是君主一个人说了算，还有国家的兴亡，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在暗指神宗和王安石。
之后好几年，王安石和苏东坡就像两头大老虎斗来斗去，不过他们斗的都是因为政治看法不一样。为了自己站的那边，他俩可从没使过什么阴险招数去坑害对手。
后来，变法没能成功，王安石就被皇帝给疏远了。加上他心爱的儿子又去世了，心里头特别绝望，于是他就跑到江宁去了，找了个安静地方躲起来。
苏轼这家伙，咱们都清楚，他不是正在被炒鱿鱼，就是在去被炒鱿鱼的道上。特别是到了王安石变法那阵子的后期，变法这事儿连神宗皇帝都亲自上手了。苏轼呢，在被贬的路上，亲眼目睹了变法搞得太猛带来的好多社会问题，心里头不爽，就拿起笔来，写诗讽刺了一下。结果这一讽，就惹出了大麻烦，“乌台诗案”就这么爆发了，苏轼差点儿把小命给搭进去。
可能就是高手间惺惺相惜吧，当苏东坡被关进大牢，周围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时候，已经不在朝为官的王安石站出来，上书朝廷给苏轼求情，要给他平反，直接说“咱们这朝代不能杀有名望的人”。
苏轼后来无罪释放，就去找王安石。这么多年过去，他们俩在官场上都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过去的事儿就像是飘过眼前的云烟，早就忘了。这次见面，他们俩就拿起酒杯，一边喝一边聊得挺开心。
苏轼准备去黄州上任那会儿，王安石突然起了逗弄的心思，想给苏轼来个“临别难题”，就抛出了个上联：“七里山塘走一半，刚好三里半。”这上联巧妙就巧妙在“一半”上，半塘正好是山塘的一半，三里半也正好是七里的一半，而且前半句的“一半”是地名，后半句的“一半”则是精确的距离。
这可把苏大才子给难倒了，当时他就没能对上，而且之后的日子里，苏轼也一直没想出个合适的下联。打从宋朝以后，好多文人墨客都试着对下联，但都没能成功，这足以看出王安石出的上联真是绝了。
王安石写的那副对联里是不是藏着什么深层意思，咱们现在也难说清。但有一点是明摆着的，就是王安石和苏轼，虽然他们在朝政上意见不合，老是对着干，但他们的心思其实都一样，都是心里装着老百姓，就算身在朝廷的高位，也时刻惦记着民间的疾苦。
王安石搞了个大动作，想要扭转北宋又穷又弱的状况，但他的方法有点太猛了。苏轼呢，就写诗来委婉地批评，因为他看到了变法带来的一大堆问题。
这两位大才子啊，说起来真是既是对手又是朋友。他们在官场上斗来斗去，但慢慢地，文人之间的那种理解和尊重就在心里生根发芽了。不管是王安石因为搞变法没成功被大家嫌弃，还是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定罪，他们俩都会站出来替对方喊冤。
简单来说，这两个人以前都在官场上风光过，但也都在朝廷里栽过跟头。他们都为没能实现抱负而烦恼过，不过经历了很多事情后，也都慢慢放下了。
不论是王安石那句“几间茅屋窗儿小，灰尘不染，春风常来扫一扫”，“梦里贪欢，竟忘了那邯郸道”，还是苏轼说的“每天吃它三百颗荔枝，做岭南人我也乐意”，这些话都讲出了他们俩不计较过往，把心放在大自然里的那份洒脱和自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