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无定品，要在不失其人之本色而已。夫子曰：“人之生也直。”此本色也。以其本色也，而易，如火之炎上，水之就下也，故无钜细，皆足以成品；以其本色也，而难，如火之不熄，水之不汚也，故无钜细之品，皆见其可贵。品士者，核其人，必脉理真而后无赝品；论人者，必羣品备而后无失人。毘陵为泰伯端委之地，山川平衍，习尚得文质之中。由周而来，风气日开，至宋而益着。天下有事，毘陵人必有则古昔，称先王，不忍自决其防者。如庆元、端平间，天下岌岌矣，毘陵人硁硁守其所学，逐而去之者，至以道学解散为庆，而迄于乱亡，毘陵犹孤城死守不下。及羽人释子，亦知与城俱亡之为义，宁独天性，亦其习见习闻然也。毛右庵先生记毘陵人品，顾泾阳先生志桑梓人物，侍御严所吴公更雅驯其文辞，续入其后，死合为书十卷，谓某不可无一言。某曰：“侍御之功伟哉！夫人心之所趋，必有所定以为的，而期中焉。故以富贵利达为的者，取诸昏夜乞哀之巧力矣；以圣贤豪杰为的者，取诸平旦虚明之巧力矣。二者如霄壤，不可同日而语。稍错襍焉，人莫知所趋。侍御之厚于取善，而严于别类，其示之的乎？人固有与生俱生，不与死俱死，塞两间，亘千古，不可得而灭没者，非富贵利达之谓也。世人毕其巧力，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与此曽不相涉矣。夫以百年易尽之身，营此身不相涉之物，譬之冠冕金玉，被饰土木偶人，至于死之日，了无余味，而后知其向之所为防也，大可哀矣。其有感于斯编而兴起者乎？侍御之功伟哉。”

翻译如下：

读书人没有固定不变的品格类型，关键在于不失去他本人的本色罢了。孔子说：“人活着，是因为正直。”这就是本色。因为有这种本色，所以容易做到的情况，就像火往上燃烧，水往低处流一样，所以无论事情大小，都足以成就一种品格；因为有这种本色，所以又难以做到的情况，就像火不熄灭，水不被污染一样，所以无论大小的品格表现，都能看出它的可贵之处。品评读书人的人，审核他的为人，一定要道理真切然后才没有虚假的品格；评论人的人，一定要各种类型的人都具备然后才不会遗漏人才。

毘陵是泰伯穿着礼服（治理）的地方，这里山川平坦广阔，习俗风尚恰到好处地处于文雅和质朴之间。从周朝以来，风气一天天开放，到了宋朝更加显著。天下有变故的时候，毘陵人一定效法古代，称赞先王，不忍心自己破坏那道德的防线。比如庆元、端平年间，天下形势十分危急了，毘陵人固执地坚守他们所学习的（道理），那些驱逐他们的人，甚至把道学的解散当作值得庆祝的事，而一直到国家混乱衰亡，毘陵还像孤城一样死守不被攻下。就连道士和和尚，也知道与城一起灭亡是一种大义，难道仅仅是天性如此，也是他们经常看到听到（这种风气）才这样的啊。

毛右庵先生记录毘陵人的品格，顾泾阳先生记载家乡的人物，侍御严所吴公更是使文辞优美规范，接着在他们之后续写，合起来成为十卷书，我不能不写几句话。我说：“侍御的功劳真是伟大啊！人心所追求的，一定有一个确定的目标，然后希望达到它。所以把富贵显达作为目标的人，凭借的是在黑暗中向人哀求的手段和力量罢了；把成为圣贤豪杰作为目标的人，凭借的是在清晨内心清明时的手段和力量罢了。这两种情况就像天和地的差别，不能放在同一天来讲。稍微混杂一些，人就不知道该追求什么了。侍御在选取好的方面很宽厚，而在区分不同类别上很严格，这是在给人指示目标吧？

人本来就有那种和生命一起产生，不随着死亡而消失，充满天地之间，贯穿千古，不会被磨灭的东西，这不是说的富贵利达啊。世上的人用尽他们的手段和力量，在黑暗中向人哀求来追求富贵利达，却和这种（真正重要的东西）一点关系都没有。用一百年容易结束的生命，去经营和自身毫无关系的东西，就好像把冠冕金玉，装饰在土木做成的偶人身上，到了死的那一天，一点余味都没有，然后才知道他以前所做的都是错误的，实在是太可悲了。会有人读了这本书而有所感悟并且振奋起来吗？侍御的功劳真是伟大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