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渠阁议　西汉宣帝时“平定”五经同异的御前会议。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员以后，说经者日众，经说越详密，而异说也越分歧，形成“虽曰师承，亦别名家”（《后汉书·章帝纪》）。为“平定”五经同异，甘露三年（前51）在未央宫石渠阁“诏诸儒讲五经异同”。参加者有《易》学博士施雠、黄门郎梁丘临（贺子）；《书》学博士欧阳地馀（高孙）、林尊（欧阳高弟子）、译官令周堪、博士张山拊、谒者假仓；《诗》学韦玄成、博士张长安、薛广德；《礼》学戴圣、太子舍人闻人通汉；《公羊》学博士严彭祖、侍郎申挽、伊椎、宋显、许广；《穀梁》学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中郎王亥（王彦）等二十二人。会上“孝宣帝以为去圣久远，学不厌博”（同上），增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穀梁春秋》博士。汉代博士经说的分家，除《诗》学原有的《鲁》、《齐》、《韩》三家外，其余都始于“石渠阁议”。

白虎观会议　东汉时期经学的一次重要会议。因在北宫白虎观举行，故称。汉章帝于建初四年（79）诏集。主要是讲论《五经》同异，统一经说。参加者有丁鸿、桓郁、刘羡、鲁恭、班固、李育、贾逵、魏应、杨终等。由五官中郎将魏应提问，诸儒分别回答，侍中淳于恭平奏其议，由章帝刘炟称制临决。这次会议同前汉的石渠阁会议性质相同，但规模更大，时间更长。会议内容编辑成两部书：（1）《白虎奏议》，为白虎观会议提问和发言的原始记录，按《易》、《书》、《诗》、《礼》、《春秋》五经分别整理而成，凡百余篇，魏晋以后即已亡佚。（2）《白虎通义》，由班固将白虎观会议的结论分类编撰而成，今存四十三篇，它贯通群经大义，是皇帝钦定的经学教科书。会议以今文经学为主，也吸收了古文经学家贾逵参加。《白虎通义》引用《周官》（为古文经学大宗）七次，反映了会议已开兼宗今古文经学之端；它大量引用谶纬，标志着东汉经学与神学的进一步结合，同时也预伏着今文经学的没落和古文经学的兴起；它兼采古文经说，为汉末郑玄会通今古文开辟了道路。

经今古文之争　即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始于西汉末。汉成帝时，刘歆发现古文《春秋左氏传》，认为左丘明与孔子好恶相同并亲见孔子，故《春秋左氏传》比以后世口说为据的《公羊》、《穀梁》更为可信，于是引《左传》解释《春秋》。又在今文诸经立于学官并置博士的情况下，与其亲近以今文经书残缺不全，博士诸儒抱残守缺为由，请立《左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于学官。因遭博士诸儒反对而未成。东汉初，韩歆上疏建议立古文《费氏易》、《左氏春秋》博士。博士范升反对，谓“左氏不祖孔子，师弟相传又无其人”；《左氏》得立，其他经传必争立，“从之则失道，不从则失人”；《左氏》有失凡十四事。后经论辩得立，旋废除。东汉章帝时，贾逵讲《左传》长于《公羊》、《穀梁》，又作《今古文尚书同异》及三家《诗》与《毛诗》异同。《公羊》博士李育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贾逵则撰《左氏长义》四十一事。在白虎观会议上，李育以《公羊》义难贾逵，往返皆有理证。东汉末何休撰《左氏膏肓》、《穀梁废疾》、《公羊墨守》，郑玄则作《鍼膏肓》、《起废疾》、《发墨守》。何休说：“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后汉书·郑玄传》）清代今文经学兴起，亦注重微言大义的阐发，以经义讥切时政。廖平在二变时尊今文抑古文，康有为承其说撰《新学伪经考》，力斥古文诸经为“伪经”，古文经学为“新学”（新莽之学）。而章炳麟、刘师培则捍卫古文经学，互相对垒，形成近代的今古文经学之争。经今古文之争主要表现在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形式上，今文经用隶书，古文经用蝌蚪文；古文经在篇章上较今文经为多，如《古文尚书》较今文多十六篇，《礼古经》（五十六卷）比今文《礼经》多三十九篇，《古论语》（二十一篇），比今文《鲁论语》多一篇。内容上，经今古文也有区别。许慎撰《五经异义》即从名物、制度、解说上区分经今古文。例如，在名物上，今文家认为“九族”是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古文家则认为从高祖到玄孙为九族；在制度方面，今文家认为天子驾六，古文家认为天子驾四；在解说方面，今文家认为圣人无父，感天而生，古文家则认为圣人皆有父等类。今文经学注重微言大义的阐发，与汉代的政治和现实结合紧密，然不免附会和神化孔子与经学，而古文经学则重训诂、考订，多从历史上找根据，故今文经学近于哲学，古文经学近于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