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49年8月15日，明朝最精锐的京师三大营在土木堡遭遇重大挫败。这支驻扎在北京城附近的强大军队，由于后勤补给中断，在没有经历战斗的情况下就全面溃散。

第二天，锦衣卫的袁彬带着英宗朱祁镇的口信到了紫禁城。皇太后孙氏和留守京城的郕王朱祁钰这才知道了一个让他们震惊的消息：亲自出征的皇帝竟然被瓦剌人抓走了。

战局混乱，直到八月二十五日，明朝朝廷仍不清楚随行官员的生死状况。他们还在指责已经为国捐躯的英国公张辅和户部尚书王佐等人。

当时跟随的武官如太师、英国公张辅，以及文官如尚书、侍郎、都御史、学士王佐等人，都没有发挥应有的辅助作用。这些人现在生死不明，但他们的失职之责无法逃避。应该对他们进行彻底调查，以此警示其他人。—《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一》

在三大营全军覆没后，京城仅剩十万老弱病残的士兵，朝廷在固守北京和迁都南京之间犹豫不决。面对年仅二十二岁、毫无政治经验的郕王，孙太后完全不认为他有能力扭转乾坤。在这危难时刻，孙太后突然想到她的小叔子、先帝宣宗的亲弟弟——襄王朱瞻墡。

朱祁钰是明朝末代皇帝，英宗复位后发动了南宫政变。在这场激烈的皇位争夺中，襄王作为当时最具争议的人物，如何成功摆脱了与谋反有关的指控？

【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

朱瞻墡是明仁宗朱高炽的第五个儿子，他的母亲是诚孝昭皇后张氏。朱高炽共有三个嫡子，除了朱瞻墡，还有宣宗朱瞻基和越靖王朱瞻墉。

1425年5月，明仁宗在北京去世。当时太子朱瞻基还在南京，为了防止朝廷动荡，张皇后安排她的次子郑王朱瞻埈和嫡子襄王共同处理政务。等到朱瞻基正式登基后，到了1426年8月，他的叔叔汉王朱高煦起兵造反。朱瞻基想到之前建文帝朱允炆的失败经历，决定亲自带兵平叛，同时让弟弟襄王留在京城坐镇。

简而言之，土木堡事变后，作为仁宗皇帝仅存的嫡子，襄王不仅拥有丰富的行政经验，还因“庄警有令誉”而享有贤王的美誉。相比之下，年轻缺乏经验的郕王显然不如襄王具备挽救明朝危局的能力。从任何角度来看，襄王都是更合适的人选来稳定大明的江山社稷。

明英宗被俘后，在众多亲王中，朱瞻墡年纪最大且德才兼备，深受众人推崇。太后下令将襄国的金符带入宫中，但最终并未召见他。—《明史卷一百十九·列传第七》

早在宣宗去世时，诚孝昭皇后因皇太子朱祁镇年纪尚小，曾考虑让襄王继位。因此，英宗在位期间对这位叔父始终心存戒备，多次打压。正统三年（1438年），英宗庆祝万寿圣节时，襄王命道士萧道真进行扶鸾仪式，其中出现“天数玄玄，妙不可言”等言辞。

金聚作为王府仪卫司的首领，向朝廷举报襄王有谋反意图。英宗对此高度重视，迅速派遣锦衣卫前往襄王封地襄阳展开调查。与此同时，襄阳卫的副指挥使汤震也向朝廷指控襄王，称其未经许可调动王府士兵，携带武器对进出襄阳的百姓进行盘查。

整个襄王府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仿佛暴风雨即将来临，局势异常紧张。关键时刻，诚孝昭皇后出面调解，在她的直接干预下，英宗才勉强放弃了继续追查此事。

朱瞻墡感到头痛不已，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考虑，眼下进京都不是明智之举。

关于京师的防守状况，无人能给出确切的答案。如果京师失陷，孙太后、郕王以及英宗的子嗣若被俘，那么按照宗法制度，我将成为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在这种情况下，直接从襄阳沿江而下到南京即位即可，何必再前往北京？

即便侥幸打退了瓦剌的进攻，后续的问题也让人头疼。要是直接登基称帝，难免会被人说三道四，毕竟这是叔叔抢了侄子的皇位，显得不太光明正大。如果选择做监国，那就更悬了，搞不好连自己的小命都保不住，连个安身之处都没有。

经过深思熟虑，襄王决定向朝廷提交一份奏折，明确表达自己的立场。他提出了三点建议：首先，建议立皇庶长子朱见深为新帝；其次，指派郕王朱祁钰担任监国职务；最后，招募有才能和勇气的人士，以迎回被俘的皇帝。

当这份奏章送达京城时，朱祁钰早已登基成为景帝。朱瞻墡对此并不在意，他坚持拥护皇长子继位。至于太后和文官们倾向于谁，他无权干涉，但也自信他们无法找到任何对他不利的证据。

在郕王登基后，他重用了一批能臣如于谦和石亨等人，这些人的努力帮助大明赢得了北京保卫战。这场胜利不仅保住了明朝的统治，也强化了郕王的皇权。到了1450年的中秋，曾经的皇帝朱祁镇，已经被封为太上皇，返回京城后不久，就被他的弟弟关在了南宫，远离了紫禁城的权力中心。

得知新皇帝对太上皇极为不敬后，襄王这位经验丰富的皇室成员再次向朝廷递交奏章，劝诫景泰帝保持应有的恭敬态度。在所有皇族成员中，敢于如此直言进谏的，只有襄王一人。

英宗回到京城后，住在南宫，他又上书给景帝，建议皇帝应该每天早晚过问饮食起居，并且带领大臣们在每月初一和十五去朝见，不要忘记恭敬和顺从的态度。—《明史卷一百十九·列传第七》

朱瞻墡难道不担心触怒皇帝吗？他当然担心。然而，即便面临风险，他依然为自己预留了后路。后来的发展证明，这一决策极为明智。

【襄王的躺平生活】

朱瞻墡明白，尽管新皇帝的目光主要集中在太上皇和太子身上，但他自己却因多次被卷入继承皇位的传闻中，行事需格外谨慎。为了消除朝廷的疑虑，他采取了三个主要措施。

沉浸在艺术世界中的皇室成员皇室成员若全心投入文化修养，往往是在向朝廷传达一个明确信号：我只愿安享富贵，无意参与权力纷争。以明太祖第十七子宁王朱权为例，他在太宗、仁宗、宣宗三朝都备受猜疑，正是通过专注于诗词创作、绘画艺术、琴艺研习和棋道研究，最终得以平安终老。这种以文化自保的策略，成为许多皇室成员在复杂政治环境中的生存之道。

在景泰二年（1451年），襄王朱瞻墡效仿前人，向朝廷上表，请求赐予本朝历代皇帝注解的《洪范》以及其他儒家典籍，同时还索要了琴谱和古琴等物品。朱祁钰对叔父的这一举动颇为赞赏，不仅下令尽力满足其请求，还在回信中高度赞扬了朱瞻墡的行为。

叔父对高雅文化的追求，即便古代的贤明君主也难以超越。他下令让我查找并整理，最终找到四十七部儒家经典，已经精心装订好送去。此外，还有九部书缺失，古琴及相关书籍也未能找到，特此回复。—《明英宗实录卷二百三·废帝郕戾王附录第二十一》

在景泰二年（1451年）六月，襄王又一次向朝廷提交了奏折。他在奏折中提到，襄世子妃李氏和宁乡王妃李氏都患有长期无法治愈的疾病，导致她们无法生育，因此“不能承担宗庙祭祀的责任”。这里所说的“痼疾”，其实就是指那些难以根治的病症。朱瞻墡并没有打算废除这两位儿媳，而是计划从官宦或良家女子中挑选两位作为妾室，以延续家族血脉。

面对叔父的请求，朱祁钰全部应允，并准许他从王府军户家庭中挑选年幼女孩，充任世子和宁乡王良妾的贴身侍女。

在景泰四年（1453年），襄王因患有风疾，提出在五朵山提前规划自己的墓地。他建议至少先在这片被认为风水极佳的地方种植松柏，并派遣王府的士兵进行守护，随后再逐步建造陵园。这一请求反映了他对身后事的重视，同时也显示了他对家族和自身地位的维护。

湖广三司经过调查，确认五朵山与当地百姓的农田并无冲突，景泰帝因此迅速批准了叔父的请求。然而，到了景泰五年（1454年），朱瞻墡再次强调坟园事务的重要性，坚持亲自前往巡查。由于五朵山距离襄阳城有上百里的路程，当天往返过于劳累，他提出在外过夜，次日再返回。

朱祁钰破例放宽了对亲王的出行限制。考虑到叔父的特殊情况，他特许其每年可离京两次，每次在外停留一至两晚。这一举措在当时的礼制下，可谓格外开恩。

考虑到叔父已感到年迈体衰，长途跋涉显然不利于休养。特别是寒冬酷暑时节，更不宜远行。建议每年春秋气候宜人之时，各往返一次，停留一两晚便回，这样可避免过度劳累。特此回复。—《明英宗实录卷二百三十八·废帝郕戾王附录第五十六》

襄阳市南漳县和谷城县交界处有一座五朵山，要说明的是，这座山和河南汝州市的五朵山景区不是同一个地方。值得注意的是，明朝的朱瞻墡后来就葬在这座山的山脚下。

总结来看，经过一系列周密安排，景泰帝确信叔父健康状况堪忧，命不久矣，而两位堂弟也为后代问题忧心忡忡。因此，他认为无需再对襄王家族保持高度警惕，可以将精力集中在应对兄长和侄子身上。然而，实际情况是朱瞻墡活到了七十三岁高龄，宁乡王虽无直系继承人，但其世子育有三子，确保了襄王一脉的延续，家族传承并未受到威胁。

襄王那两封关键性的上书彻底扭转了他的处境。后来太上皇在南宫起事成功，却始终对这位叔父心存戒备，史书记载"皇帝对瞻墡颇有疑虑"。幸好那两封密奏被妥善保管在宫中，最终促成了皇帝与襄王之间的和解，两人得以重归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