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仇英《清明上河图》局部
2025年4月2日，太平洋彼岸的关税新政震动世界：34% 的对华关税、46% 的越南关税、36% 的泰国关税…… 这份长达七页的“全球征税清单”，宛如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将二战以来建立的国际贸易体系切割得支离破碎。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当我们回顾中国历史，会发现特朗普的这些措施和中国古代汉朝、唐朝、宋朝、明清中央政府曾经打过的贸易战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汉朝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在西域咽喉玉门关设置“关都尉”，《汉书·西域传》记载其“掌出入关传，课征市租”。
此时中原的提花织机已能织造经纬密度达50×30厘米的复杂纹锦，这种“经锦”技术较西域平纹织物领先两个世纪。出土居延汉简显示，朝廷对西出商队征收30%的“出关税”与“禁运清单”双重管控，重点限制织工出境与蚕种外流。
但长安城未曾料到，匈奴会将昂贵的中原锦缎裁成窄幅，混织牦牛毛制成适应马背生活的穹庐锦，甚至通过中亚商人反向销售到安息帝国。
这场最早的关税攻防战印证了《盐铁论》所述“利孔百出，不可塞也”的经济规律。当技术代差形成足够势能，任何行政壁垒都如同试图拦截江河的竹篱。
唐朝
公元8世纪的唐朝，关税政策转向另一种逻辑。随着市舶司在广州、泉州设立，朝廷对蕃舶征收“舶脚”（关税）、收买（强制采购）和进奉（贡品），税率高达30%。这一体系在短期内创造了巨额财富——天宝年间，市舶收入占国库的15%，但长期扭曲了贸易生态。
阿拉伯商人发现，将香料混入药材可降低税率，于是胡椒、乳香被标注为“安神药”避税；波斯珠宝商则发明双层货箱，上层放廉价货品应付抽分，下层藏真正的高利润商品。当权力试图用关税驯服市场时，市场总会进化出更精妙的生存策略。
这种涸泽而渔的关税策略，在安西都护府的军帐中埋下祸根。为填补中央财政对关税的深度依赖，节度使开始私自增设“过所税”：商队穿越河西走廊需缴纳货物价值20%的“保护费”。
敦煌文书《天宝十载市券》记载，粟特商队首领康阿义为此贿赂安禄山亲信，换取“免税过所”——这直接导致平卢、范阳两镇节度使的私库膨胀速度远超中央国库。当长安还在为市舶司的关税流水欢庆时，安禄山已在用商人的金银铸造兵器，用胡商的驼队运输兵粮。这也为后来“安史之乱”祸端埋下了经济伏笔。
宋朝
宋朝时期，与辽、西夏、金长期对峙，边境贸易成为双方博弈的重要战场。
北宋和西夏不断发生战争，也不断向西夏输出“假币”，同时关闭边境的榷场，即商贸口岸，严厉打击走私货物进入西夏，但不禁止从西夏进口商品。
起初，西夏毫无察觉。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发现收到的纸币在宋朝的地界花不出去，本国的商品又都出口给了宋朝的商人，于是国内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一尺布高达几百钱……
西夏人喜欢用宋朝的纸币，是因为原本他们拿到这些纸币可以在宋朝买到想要的东西，现在手里的假币花不出去，只好采用其他的方式获取所需了。
于是，西夏在和宋朝交战的过程中，就开始依靠抢劫的方式来获取物资，每次双方交战之后，西夏军队就纵兵抢劫，边境几百里范围内，“焚荡庐舍，屠掠居民而去”。
在对西夏的金融贸易战中，北宋通过计谋使得西夏经济损失惨重，但西夏通过劫掠也同样使北宋损失惨重，可以说是两败俱伤了。
明清
明初，出于倭寇侵扰、流亡海外的敌对势力很多，以及海防建设尚不完善等原因，曾长时间实行海禁政策，即禁止中国人赴海外经商和限制外国人到中国进行贸易的政策。
清朝继承并发展了闭关锁国政策（严格限制而不是禁绝对外交往）。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直接原因是为对付东南沿海人民的抗清斗争（特别是要割断沿海人民同台湾郑氏政权的联系）；西方殖民者的殖民扩张是其客观原因；此外，清朝统治者盲目自大，认为天朝上国无所不有，不需与外国交流，也是原因之一。
闭关政策的后果是十分有害的。
对外来说，闭关政策只是一种消极的防御手段，只能暂时抵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活动，不能根本阻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因为这不是真正的防御力量，真正的防御力量应当是富国强兵。如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恃强来攻，这种政策便会立刻被打破的，后来的事实正是如此。此外，这种政策也限制了中外正当贸易的发展。
对内来说，闭关政策起了作茧自缚的作用，限制了中国对外贸易和航海事业的发展，也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又限制了中国人的世界视野的形成，妨碍了中国吸收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这种政策长期推行的结果，使清朝统治集团更加闭目塞听，保守自大，拒绝进步，形成一种顽强地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反动势力；也使中国的社会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商道如江河，锁则涸，通则达。
历史告诉我们，面对冲击，首先该做的不是激烈对抗，也不是故步自封，而是积极面对，寻求双赢，否则也只是南辕北辙罢了。
正如亚当·斯密曾经说的那样：“试图用权力对抗市场规律，就像用扫帚阻挡潮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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