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深秋，江西新余罗坊的一间普通店铺内，
一场持续五天的会议悄然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命运。
面对国民党十万大军的“围剿”，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在此确立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
不仅为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奠定基础，
更成为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里程碑。
一、生死存亡的抉择：从“立三路线”到战略觉醒1930年，中国革命形势波谲云诡。
受共产国际“左”倾思想影响，“立三路线”主导下的中共中央要求红军攻打中心城市，试图“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红一方面军虽一度攻占吉安，却在长沙战役中损失惨重。
毛泽东清醒认识到，敌强我弱的现实下，盲目进攻无异于以卵击石。
然而，党内部分将领仍坚持执行中央冒险命令，甚至质问毛泽东：“不打南昌，如何执行中央路线？”
此时，蒋介石结束中原大战，调集十万兵力直扑中央苏区。
红一方面军内部的分歧与外部威胁形成双重夹击。
峡江会议与太平圩会议未能统一思想，毛泽东在罗坊会议上直言：
“必须从实际出发，灵活运用战略战术，而非机械执行上级指示。”
二、五天的思想交锋：真理在辩论中明晰1930年10月25日至30日，毛泽东在罗坊陈家闹村主持召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与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
这场会议的核心议题有二：
纠正“左”倾错误与确定反“围剿”战略。
纠“左”：从教条主义到实事求是会议首先清算“立三路线”的残余影响。
毛泽东以两次攻打长沙的教训为例，指出：
“轻装袭取大城市的计划违背客观规律，必须停止。”
中共中央长江局代表周以栗的立场转变尤为关键。
他原为督促红军执行中央命令而来，却在实地调研后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以中央特派员身份说服持异议者。
定策：“诱敌深入”背后的战略智慧围绕反“围剿”方针，会议爆发激烈争论。
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担忧“苏区坛坛罐罐被打烂”，主张“夹江而战”；
红三军团部分将领因乡土情结反对东渡赣江。
毛泽东以“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朴素哲理回应：“一时的退却是为了长久的胜利。”
彭德怀的关键一票成为转折点。
尽管红三军团内部反对声强烈，彭德怀从大局出发，力主两军团统一行动：
“为了消灭敌人，必须反对地方主义！”
他的支持使“诱敌深入”方针终获通过。
10月30日，会议正式决议红军东渡赣江，诱敌至根据地内部歼灭。
三、胜利的注脚：从理论到实践的辉煌印证罗坊会议结束仅两月，红军即以“诱敌深入”战术取得第一次反“围剿”大捷。
1930年12月，龙冈一战全歼国民党军第18师，活捉师长张辉瓒。
毛泽东在《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中豪迈写道：“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
此役不仅验证了战略的正确性，更推动红军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型。
此后，“诱敌深入”成为中央苏区反“围剿”的核心策略。
第二次、第三次战役中，红军以灵活机动战术连续挫败国民党军，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在实践中日臻成熟。
正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所言：“全部红军作战原则的形成，始于罗坊会议。”
四、历史的回响：罗坊精神的当代启示罗坊会议已过去近百年，但其精神内核历久弥新：
实事求是的生命力
面对教条主义压力，毛泽东坚持从敌我力量对比出发，以调研与辩论凝聚共识。
会议期间，他在罗坊开展“兴国调查”，深入了解农村阶级状况，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这种“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作风，至今仍是决策科学的标杆。
团结统一的大局观
红一、三军团的分合之争，本质是局部利益与全局战略的碰撞。
彭德怀、黄公略等将领以党性超越地域观念，彰显了“集中统一”的纪律意识。
正如会议决议强调：“全军行动必须服从总前委领导。”
群众路线的根基性
“诱敌深入”的成功，离不开苏区群众的支援。
罗坊会议后，毛泽东、朱德召开万人群众大会，发动农民配合红军作战。
这种“依靠人民打人民战争”的理念，至今仍是国防建设的核心密码。
结语：以历史之光，照亮新征程罗坊会议不仅是军事战略的转折点，更是中国共产党独立探索革命道路的缩影。
它告诉我们：真理不在本本中，而在对现实的深刻洞察与人民的坚定信仰里。
今天，面对百年变局与复兴重任，罗坊精神启示我们：
唯有实事求是，方能锚定方向；
唯有团结奋斗，方能攻坚克难；
唯有扎根人民，方能行稳致远。
这段峥嵘岁月，将永远铭刻在民族记忆深处，激励新时代的我们，以历史的智慧书写新的传奇。
《彭德怀自述》《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