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周恩来总理向毛主席递交了一封由王稼祥撰写的信件。
当时毛主席的健康状况并不理想，视力也有所下降。然而，当工作人员提到王稼祥的名字时，毛主席的情绪明显激动起来。随后，工作人员开始朗读王稼祥的来信。
我希望能参与一些力所能及的任务。尽管身体状况一直不太好，但我还是想发挥余热。不知是否可以安排我做一些国际事务方面的调研工作......
毛泽东当即表示：“王稼祥从一开始就站在我这边，在遵义会议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的那一票至关重要。我认为他应该继续担任重要职务。”
遵义会议是我党发展历程中的关键转折点，王稼祥在这次会议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作为当时的重要领导人之一，王稼祥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会议期间与其他同志共同努力，推动了党的路线调整。他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对错误军事路线的批判上，更重要的是在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王稼祥以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坚定的革命立场，为会议的顺利召开和决议的形成提供了有力支持，为党和红军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与毛主席相识，相知】
王稼祥来自安徽泾县的厚岸村，生于1906年。他在19岁时加入了共青团，投身革命事业。由于他聪明能干，表现突出，组织决定派他去苏联进一步学习。
1930年，王稼祥返回上海后开始在党中央任职。没过多久，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派遣人员前往中央苏区的事宜。会上，王稼祥主动请缨，表示："我志愿前往苏区开展群众工作。"
1931年3月，王稼祥抵达中央苏区，随即被委任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在中央苏区期间，王稼祥初次与毛泽东会面。
当时，他对毛主席的战略眼光十分钦佩。他与后来的开国上将王震交流时提到：“我们不能效仿俄国十月革命，通过城市暴动来实现目标。相反，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路线，即以农村为基础，逐步包围城市，建立农村根据地，最终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
王稼祥对毛泽东的拥护从此正式拉开序幕。
1932年10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宁都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主要议题是决定毛泽东是否继续在前线负责军事指挥。在这次会议中，绝大多数人都对毛泽东的职位提出了质疑，只有王稼祥公开表示支持，坚持认为毛泽东应继续担任前线指挥。王稼祥的立场在会议上显得格外突出，因为他几乎是唯一一个明确支持毛泽东的人。
王稼祥虽然信念非常坚定，但由于缺乏盟友，他的支持并没有产生实际影响。然而，毛主席在得知此事后，仍然对王稼祥的坦诚表示由衷的感谢。
在工作中的长期合作与相互理解中，毛主席与王稼祥逐渐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了彼此信赖的亲密伙伴。
1933年，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转移到中央苏区，博古和李德等人接管了红军的指挥权。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由于他们的错误指挥，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
王稼祥对那两位同志深感失望，心中萌生了让毛主席再次领导红军的念头。他认为当前局势需要更有力的领导，毛主席的回归或许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这种想法在他脑海中反复出现，显示出他对现状的强烈不满和对毛主席能力的认可。
这个时机很快就出现了。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不得不开始长征。由于这次行动是秘密进行的，博古和李德等人决定留下那些行动困难或身体状况不佳的人员，包括王稼祥和毛主席。
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战役中负伤，这种伤势本应被视为荣誉的象征。
在那个时候，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权被剥夺了，而且他的健康状况也不被看好。李德和博古因此决定让他留在后方。
针对这一提议，不少资深革命同志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毛泽东同志身份特殊，不仅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更是中央红军的主要缔造者。基于其重要地位，无论从哪个角度考虑，都不应该让他留下来承担风险。这些同志坚持认为，毛泽东同志的安全关乎革命事业的前途，必须确保他能够安全转移。
博古和李德最终勉强接受了安排。毛泽东在得知自己即将参加长征，而王稼祥被留下时，立即表达了不同意见。他强调：“王稼祥作为军委副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肩负重要职责，必须随部队行动。你们可以安排他和我同行。”
在毛主席的坚持下，王稼祥最终加入了长征队伍。毛主席通过有力的论证，确保了王稼祥能够随军同行。这一决定不仅体现了毛主席对王稼祥的信任，也展示了他在关键时刻的决断力。王稼祥的加入为长征队伍增添了力量，为后续的革命事业奠定了基础。这一历史事件充分展现了毛主席在复杂局势下的领导智慧和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
当时，毛泽东可能没有预料到，他的坚定信念为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贡献。这种执着精神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成为推动革命进程的重要力量。毛泽东的坚持不仅体现了他个人的意志品质，更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艰难时期的战略定力。这一历史事实表明，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和坚定信念往往能在关键时刻改变历史走向。
在长征初期，王稼祥与毛泽东被编入同一支部队，随后张闻天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
那段时间，毛主席经常找王稼祥和张闻天谈话，主要聊国家和党内的事情。毛主席通过具体事例向他们说明，要救红军，就得把错误的路线改过来。
起初，王稼祥对支持毛主席持保留态度，但在经历了湘江战役的重大转折后，他的立场发生了彻底转变，坚定地站在了毛主席一边。
在湘江战役中，由于博古和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红军遭受了巨大损失，兵力从8.6万锐减至3万。面对大量红军战士的牺牲，王稼祥感到极度痛心，无法再保持沉默。
1934年12月20日，王稼祥约见张闻天，两人在一处橘树林见面。王稼祥开门见山：“你觉得博古和李德这么指挥，真的没问题吗？”
张闻天表示反对，他坚持认为应该让毛泽东重新出山，因为毛泽东在军事指挥方面确实有一套。张闻天觉得，只有毛泽东才能带领大家打好仗，解决当前的困境。他明确表态，毛泽东的军事才能是无可替代的，必须请他回来主持大局。
王稼祥早已料到会得到这样的回应，他紧接着强调：“要解决红军当前的困境，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毛泽东重新领导。”
张闻天表示同意。
王稼祥说：“行，我这就去联系人。等咱们到了遵义，就把博古弄下台。”
为迅速降低部队伤亡，王稼祥立即联系了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以及刘伯承和彭德怀等人，向他们详细说明了自己的观点。周恩来等人一致表示支持，认为应该请毛主席重新执掌红军的指挥权。
1935年1月15日，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举行了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
博古在总结报告中提出，中央苏区的失守主要归因于敌军实力过于强大。他并未反思自身决策是否存在问题。
听到博古的发言，在场的人脸色都变得很难看。
毛主席在报告中指出，红军在苏区的失利主要归咎于博古和李德的错误决策。他认为，正是由于这两人不切实际的指挥，才导致了部队遭受严重挫折。毛主席强调，这种脱离实际的领导方式给红军带来了无法挽回的损失，也直接影响了苏区的革命形势。他明确指出，这种指挥上的失误是造成失败的根本原因，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王稼祥率先表态支持毛主席，他明确表示：“我毫无保留地赞同毛泽东同志的所有主张，同时建议推选他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全面负责红军的军事指挥工作，把握整体战略方向。”
王稼祥的积极表率为毛主席在党和军队中树立威信奠定了基础，从而巩固了其在核心领导层的位置。
在遵义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共同组成了“中央军事三人小组”，直接负责红军的指挥工作。这一小组的成立标志着红军领导层的调整，旨在加强军事决策的集中性和效率。通过这一新的领导结构，红军在接下来的战略部署和行动中得到了更为明确和有力的指导。
毛泽东始终铭记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中的关键贡献。
毛泽东在情感表达上并不外露，但他始终铭记每一位曾给予支持和陪伴的人。尽管他不常流露内心感受，却对身边人的付出心存感激。无论是革命时期的战友，还是建设年代的同志，他都一一记在心上。这种感恩的态度贯穿了他的一生，体现了对他人贡献的珍视。虽然他不善于用言语表达情感，但用实际行动回报了那些支持他的人。这种品质使他赢得了许多人的尊敬和信任。
毛泽东曾多次向他人提及，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特别强调，如果没有王稼祥的支持，那次会议的结果可能会大不相同。王稼祥的一票，成为了扭转局势的关键因素。毛泽东的这番话，不仅是对王稼祥贡献的认可，也反映了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地位。通过这次会议，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新的领导核心，为后续的革命斗争奠定了基础。毛泽东的回忆，揭示了王稼祥在关键时刻的坚定立场，以及他对党和革命事业的深远影响。
王稼祥与毛泽东的交往，只是他为革命事业付出的一小部分。他的贡献远不止于此。在革命历程中，王稼祥扮演了重要角色，他的影响力和作用远远超出了与毛泽东的个人关系。从早期投身革命到后来的政治活动中，王稼祥始终保持着坚定的革命信念，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他的工作不仅限于与领导人的交往，更体现在对革命理论的研究、对实践工作的指导以及对革命队伍的培养等多个层面。可以说，王稼祥的革命生涯是一个全面而丰富的历程，其价值与意义需要从更广阔的视角来认识和评价。
【毛主席帮王稼祥“竞选”中央委员】
1943年，正值中国共产党建立22周年之际，同时也是毛泽东主席迈入半百之年。按照中国传统习俗，五十大寿通常会被视为人生的重要里程碑，应当予以隆重庆祝。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毛泽东的生日庆典自然也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社会各界都认为有必要为其举办一场盛大的纪念活动。
毛泽东获悉此事后，当即明确表态反对："不过生日......。"
毛主席很快联系了王稼祥，提出了一个请求：“我们党的生日快到了，今年是建党22周年，你能不能写篇文章来纪念这个重要的日子？”
王稼祥当即表示同意。
经过一周的撰写，王稼祥完成了文章初稿。毛泽东审阅后，对内容做了细微调整，随后该文便在报刊上正式发表。
王稼祥在文中提到：“在中国民族解放的整个历程中，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都是正确的指引。这种思想不仅体现在他的著作中，也贯穿于他的实践行动。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也是中国的共产主义。”
王稼祥在一篇重要文章中，首次明确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这成为他政治生涯中最为辉煌的成就。这一贡献不仅奠定了他在党内的地位，也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建设带来了深远影响。
1945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一个重要决定被正式确立："毛泽东思想"被纳入党章，成为全党的行动指南。这一决策标志着党的理论建设迈出了关键一步，也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提供了思想武器。七大的这一历史性决议，不仅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更为中国共产党指明了前进方向。此次会议通过将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路线，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一决策深刻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未来发展，成为党在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重要理论支柱。
在七大会议上，王稼祥遇到了一件让他颇为烦恼的事情。
在中共七大期间，王稼祥这位红军时期的重量级人物意外落选中央委员。这一结果令人颇感意外，毕竟他在红军时期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然而，在党内的选举中，他未能获得足够的支持，最终与中央委员的位置失之交臂。这一事件不仅反映了当时党内复杂的政治生态，也凸显了权力格局的微妙变化。王稼祥的落选，成为七大选举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展现了党内人事安排的复杂性与不可预测性。
王稼祥未能当选中央委员，不少老同志感到惋惜，觉得他受了委屈。但王稼祥本人对此并不在意，反而劝慰朋友们，认为这正好可以让他好好休息调整。
关于王稼祥未能当选一事，前国家主席杨尚昆曾分析过两个可能因素。首先，王稼祥为人比较内向，不太善于与群众交流，导致大家对他不熟悉，也不了解他的为人，因此在投票时自然不会选择他。
其次，王稼祥在“王明路线”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杨尚昆的推测有一定依据，但实际原因至今仍是个谜。
1945年6月10日，在中共七大的第二十次会议上，毛泽东向与会者介绍了王稼祥的革命经历。他指出，王稼祥虽然曾经犯过错误，但也为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强调：“王稼祥过去确实有过失误，但他也为党的事业立下了功劳……在昨天的中央委员选举中，他未能当选，因此主席团将他列为候补中央委员的首位候选人，希望大家能够支持他。”
在党的七大上，毛主席的一番话让代表们对王稼祥有了新的认识，大家深受触动。因此在选举中央候补委员时，王稼祥获得了第二高的票数。杨尚昆后来回忆说，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毛主席对王稼祥的支持。
王稼祥得知毛主席支持他参选中央委员后，心中充满感激。这一举动让王稼祥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更加深厚。
在毛主席的指示下，王稼祥先被送往苏联接受治疗。伤愈后，他返回中国，被派往东北地区工作，先后担任东北局委员和城市工作部部长等重要职务。
1949年2月，王稼祥接到命令，前往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
会议期间，毛泽东又一次单独约见了王稼祥，就一个关键问题征求他的意见。
【毛主席选“首都”背后的高人】
1949年年初，三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国民党的主力部队被彻底击溃，蒋介石已无力挽回败局。全国即将迎来解放，在此背景下，毛主席将建立新中国列为当前最重要的任务。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确定国家首都是件大事，需要仔细考虑和权衡。这个决策不仅关乎国家形象，更关系到未来发展。中央领导经过多方讨论，最终选定了北京作为新中国的政治中心。这一选择充分考虑了历史、地理、经济等多方面因素，体现了决策者的远见卓识。
毛泽东考虑到了学识渊博的王稼祥。
某日，王稼祥拜访毛泽东时，毛泽东直接提出了一个问题：“全国胜利在即，你觉得新政府应该把首都设在哪里？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王稼祥听完后，仔细琢磨了一番，随后认真表达了他对几个候选城市的意见。
王稼祥提出，南京地理位置靠近东南沿海，基于当时的国际环境，这个地方并不理想。他主要考虑到南京与海岸线的距离过近，可能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从战略角度分析，南京的位置使其容易受到外部威胁，因此他对此持保留态度。这一观点反映了当时决策者对地理因素的重视，以及对国际局势的审慎考量。
王稼祥随后提到了开封、西安和洛阳这三座城市。
开封和洛阳尽管历史悠久，曾为古代都城，但当前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这种状况短期内难以扭转，因此从现实角度考虑，这两座城市并不具备优势。
作为多朝古都，西安有着悠久的历史积淀。然而，王稼祥对西安作为都城持不同看法。他指出，随着中国版图的变迁，西安已失去昔日作为核心城市的优势地位。他强调，如今中国的疆域范围已远超秦汉隋唐时期，西安的地理位置不再具备作为中心城市的有利条件。这一观点反映了中国历史地理格局的重大变化，以及都城选址需要与时俱进的新思考。
毛泽东专注地听取王稼祥的见解，边听边表示认同。
王稼祥阐述完毕后，毛泽东紧接着问道：“你觉得哪个城市合适？”
王稼祥思索片刻，迅速回应道：“北平。”
毛主席微笑着问道：“那你解释一下原因。”
王稼祥指出，北平作为连接东北地区与中原腹地的关键节点，具有极其重要的军事价值，堪称当时中国最为核心的战略要地。
毛主席对北平也持积极态度，在听完王稼祥的详细汇报后，他对此更加坚定了信心。
1949年3月，毛泽东从西柏坡启程前往北京。同年10月，他在天安门城楼上正式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一历史性时刻标志着新中国的诞生，结束了长期的战争与动荡，开启了国家建设的新篇章。毛泽东的讲话不仅是对全国人民的重要宣告，也是向世界展示中国新政权成立的标志性事件。
1949年，北平正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中心。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在经历长期战乱后，迎来了崭新的历史篇章。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北平被确立为全国行政中枢，开启了作为首都的发展历程。这一重大决策不仅体现了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更彰显了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区域，北平自此肩负起引领国家发展的重要使命，在国家建设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历史性转变，标志着北平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为后续的城市建设和国家治理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王稼祥重新获得毛泽东的信任与器重，被任命为首任驻苏联大使。在莫斯科任职期间，他勤勉尽责，圆满完成了党中央交付的各项外交使命。凭借其卓越的工作能力和严谨的职业态度，王稼祥在外交战线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此后，王稼祥先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负责人和中央书记处的成员等职务。
在非常时期，王稼祥被解除了职务。即便面临种种困境和磨难，他依然坚守信念，牢记自己作为共产党员和人民公仆的身份。他始终以服务人民为己任，坚定不移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1972年，王稼祥在陈云、王震等老同志的鼓励下，向周恩来递交了一封求职信。周恩来收到信后，表示支持，但出于对毛主席的尊重，他随后将信件转呈给毛主席，征求其意见。
当时，毛泽东已年近八旬，但他依然清晰地记得30多年前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给予他的坚定支持。毛泽东深受感动，情绪激动地表示：“王稼祥是有功之人，遵义会议离不开他的贡献，请总理务必妥善安排他的工作。”
在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协调下，王稼祥得以重返工作岗位，实现了他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