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18日，江苏南通吕四镇的晨雾中传来自行车的链条声。17名日军士兵骑着自行车，如幽灵般闯入这座始建于盛唐的千年古镇。他们没有遭遇任何抵抗，却在两天内劫掠商铺、侮辱妇女，最后全身而退。四年后的1942年，当200多名日军再次踏足吕四时，一个名叫王海的剃头匠成了这场悲剧中最刺眼的角色——他主动为日军带路，将刺刀引向同胞姐妹的闺房。

吕四镇，因传说吕洞宾四次云游至此得名，明嘉靖年间为抵御倭寇修筑城墙，却在1938年的春天沦为一幕荒诞剧的舞台。日军高桥部队的“宣抚队”仅凭17人，骑着自行车、开着一辆卡车，便轻易占领了这座军事要塞。史料记载，他们洗劫古玩字画商铺，侮辱妇女数人，甚至将明代官窑瓷器摔碎取乐。

更讽刺的是，这座曾让倭寇铩羽的“鹤城”，竟因国民政府军队的撤离而门户大开。当地老人回忆：“镇长早带着家眷跑了，保安队把枪扔进护城河，扮成渔民划船逃走。”失去组织的百姓如待宰羔羊，只能紧闭门窗，祈祷厄运不要降临。

王海，吕四镇西街的剃头匠，本是靠手艺吃饭的底层手艺人。日军首次撤离后，镇里恢复平静，但1942年2月28日，200多名日军分两路合围吕四时，这个卑微的手艺人做出了改变命运的选择。日军此次有备而来，携带“大东亚共荣”宣传册，并急需当地人带路。王海主动迎上前，用生硬的日语讨好道：“太君，我熟悉每户人家。”他带着日军挨家踹门，专挑有年轻女性的家庭。有村民听见他低声威胁：“交出闺女，保你全家平安。”

目睹过四年前日军暴行，王海深信“反抗必遭屠村”，再加上日军许诺“维持会长”的职位及商铺经营权，以及因手艺差被镇民嘲笑，王海借机发泄积怨，成为了日寇的狗腿子。

第一天，王海领着日军穿街走巷，专挑门窗紧闭的人家——他知道这是有女眷的象征。在李家染坊，他踹开后院厢房，揪出躲在米缸中的16岁少女李秀兰。日军当着她父母的面施暴，王海竟在一旁劝说：“忍忍就过去了，总比丢了命强。”  

第二天，王海带着日军绘制“花名册”，按户籍资料抓捕未逃走的妇女。他将镇东裁缝铺的寡妇赵氏指认为“抗日家属”，导致赵氏被侮辱后刺死。据幸存者口述，王海甚至提议：“西街陈家有对双胞胎姐妹，今年刚满十四。”最令人发指的是，王海为表“忠诚”，竟将自己表妹的住址告知日军。当表妹一家跪地哀求时，他冷冷道：“要怪就怪这世道。”这一幕被躲在阁楼的邻居目睹，成为战后审判的关键证词。

日军在吕四肆虐两天后，遭到中国军队反攻。当枪声从镇外传来时，王海意识到靠山将倒，试图混入逃难人群，却被村民认出。愤怒的民众将其捆至北黄岸的高墩下，用剃头刀割掉其耳朵——这正是他赖以谋生的工具。

全镇2000余人聚集，受害者家属轮流控诉；王海被剃光其头发（讽刺其“汉奸头”身份），强迫其穿上日军留下的兜裆布；被绑在明代抗倭纪念碑前枪决，尸体抛入粪坑。

抗战时期，王海并非孤例。据统计，抗战期间华东地区汉奸数量超百万，多为小商贩、手工业者等底层群体。他们选择背叛的深层原因包括，目睹日军屠村惨案（如山东安家庄2000余人被害），长期受乡绅压迫，借日军势力翻身，90%汉奸为文盲，易被“皇道乐土”宣传蛊惑。

而吕四事件中的妇女遭遇，更为悲惨。如江苏上冈镇30多名妇女被囚禁凌辱，连续七日不得穿衣；幸存者战后遭乡邻歧视，多数选择远嫁他乡或出家为尼。

今日的吕四镇，明代城墙遗址旁立着一块无字碑——这是幸存者坚持的纪念方式：“空白才能装下所有说不出的痛。”王海的故事，不仅是个体的堕落史，更是一面照见民族危亡时刻人性明暗的镜子。

当我们在史料中读到“17个日军占领千年古镇”的荒诞记载时，更应深思：比刺刀更可怕的，是精神防线的溃败；而比复仇更重要的，是构建让背叛无处滋生的文明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