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2月，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向中央提交请示，建议撤销野战军的指挥体系，并附带提出了一项新的请求。
原先隶属于晋冀鲁豫军区的一纵部队，继续留在晋察冀军区驻防。这一调整保持了原有的部署，未进行跨区调动。部队归属的变动体现了当时军区之间的协调与统筹，既保证了军事力量的稳定，也适应了整体战略布局的需要。
聂荣臻提出这个请求，其实也是迫不得已。当时晋察冀军区的野战部队总共只有四个纵队，如果调走一个，剩下的兵力根本不足以应对战斗。这种情况下，战局的压力可想而知。
中央面临两难抉择，既要顾及晋察冀军区的实际状况，又得考虑刘邓领导的晋冀鲁豫军区承担着繁重的作战任务。经过反复权衡，最终决定采取一个折中的方案。
一纵最终归属晋冀鲁豫军区，但形式有所变化。原一纵司令杨得志继续留在晋察冀军区任职。
六个月后，晋察冀军区重新调整了野战军的指挥体系，杨得志被任命为晋察冀野战军的司令员，罗瑞卿则担任政委。
1948年5月9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将晋察冀军区与晋冀鲁豫军区整合为华北军区。同时，组建了三个兵团，取消了原晋察冀野战军的编制，新设立了华北第二兵团和第三兵团，分别由杨得志和杨成武担任司令员。
【一】
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共中央迅速调整战略布局，提出了“向北推进，向南固守”的方针。根据这一策略，各解放区的军队被重新部署，主力部队被调往东北地区，以加强该地区的军事力量。这一决策旨在巩固北方，同时确保南方防线的稳固，为后续的全国解放战争奠定基础。
杨得志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最初计划是前往东北地区执行任务。
在杨得志带领部队向北方行进的过程中，国民党军队从秦皇岛登陆，迅速控制了山海关和锦州，阻断了华北与东北之间的交通线。由于这一变故，杨得志未能按计划进入东北，最终留在了华北地区。
1945年11月，晋察冀军区对其野战部队进行了重组，将原有的9个纵队整合为两个野战军和一个教导师。此时，军区内的地方部队总人数达到10.4万，而基干民兵的数量更是超过了90万。整体来看，军区的军事力量相当充实，具备较强的战斗力。
聂荣臻和杨得志在红军时期就已经有密切的工作关系。当时，聂荣臻担任红一军团的政治委员，而杨得志则是红一团的团长。两人在长期的合作中建立了深厚的了解。
聂荣臻对这位跟随自己多年的下属非常熟悉。
根据杨得志的自传记载，他并未记录1946年在晋察冀军区任职期间的具体情况。
1946年对晋察冀军区来说，是极其困难的一年。这一年里，军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形势严峻，日子过得异常艰苦。部队在各个方面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无论是物资供应还是战略部署，都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这一年的艰难程度，在晋察冀军区的历史上是空前的。
1946年3月，晋察冀军区按照中央的部署，着手进行军队精简。当时，全国各主要根据地和解放区都收到了中央关于裁军的命令，但晋察冀军区在执行这一政策时表现得最为坚决和彻底。
原先的九个主力作战单位被大幅精简至四个，同时保留下来的每个单位也进行了人员缩减。这种调整不仅减少了整体编制数量，还对现有部队的规模进行了压缩。通过这种双重裁减措施，部队结构得到了显著优化和压缩。
在实施裁军政策后，晋察冀军区的野战部队人数大幅缩减，最终仅保留了约五万余名士兵。
随着内战全面升级，晋察冀军区在战场上陷入了被动局面。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强势进攻，该军区在战略部署和战术执行上都显得捉襟见肘。兵力不足、装备落后等问题严重制约了部队的作战能力，导致战场形势愈发严峻。尽管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战，但整体战局仍然处于不利态势。这种困境既反映了当时晋察冀军区面临的客观困难，也暴露出解放区在军事建设方面的诸多不足。
在晋察冀军区，杨得志的部队原本是临时驻扎的，因此聂荣臻没有进行大规模调整。但为了执行全军的精简政策，杨得志的部队还是进行了大幅裁减。由于裁减幅度过大，聂荣臻后来决定将黄永胜的纵队、赵尔陆纵队的第三旅以及第二旅的第四团进行合并。
第一纵队在精简编制前总兵力为1.25万人，经过调整后保留了1.2万人，实际上只是象征性地减少了人员规模。
杨得志对此表现得比较平静，没有特别明显的反应。相比之下，之前晋察冀军区的一些老同志情绪波动更大，表现得更为激动。
当时，担任三纵司令员的杨成武，与二纵司令员兼政委郭天民以及三纵政委李志民一起，向聂荣臻汇报了情况。不过，他们的意见并没有得到采纳。
在张家口保卫战结束后，郭天民因发表过激言论而被调职，随后前往晋冀鲁豫野战军担任副参谋长一职。
这些都是后来发生的事情了。
【二】
1946年对于晋察冀军区来说，军事上可谓平平无奇。这一年里，他们并没有取得什么值得一提的胜利，整体表现乏善可陈。无论是战役规模还是战果，都显得不够突出，缺乏亮眼的成绩。这种局面让军区的整体战绩在这一年显得格外平淡，没有能够让人印象深刻的突出表现。可以说，1946年是晋察冀军区相对沉寂的一年，在军事方面未能创造出值得称道的成就。
7月份，大同集宁的战斗以失败告终；紧接着在8月，承德的防御战同样未能成功；到了9月，张家口的守卫战也宣告失利。
张家口战役的失败，直接造成了晋察冀根据地的分裂。原本隶属晋察冀军区的冀热辽军区，在这场战役后几乎失去了与上级的联系，形成了事实上的独立状态。这场失利不仅让晋察冀根据地的整体防御体系遭到破坏，更使得冀热辽军区在战略上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这种局面严重削弱了晋察冀军区的整体作战能力，为后续的军事行动带来了极大困难。
由于晋察冀军区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未能取得显著进展，中央决定调整整体战略部署。在新的战略规划中，华北地区的作战任务被明确为辅助东北战场，以确保整体战局的协调与推进。这一调整旨在通过区域间的协同作战，提升整体军事行动的效率与效果。
张家口战役告一段落后，郭天民被免去职务，随后调往晋冀鲁豫野战军。杨得志接任第二纵队司令员，李志民担任政委。此时，晋察冀军区刚刚撤销了野战军的指挥机构，第一纵队在政委苏振华的率领下返回了晋冀鲁豫军区。
1946年末至1947年初，晋察冀军区对野战部队进行了整编，但作战效果并不理想。
杨得志在他的回忆录里，虽然没有详细描述具体的战斗经过，但他还是提到了当时部队的一些情况：
我们对目前的战果并不满意。主要原因在于没能集中优势兵力大量消灭敌军主力，也未能彻底打破敌人对平津保三角区的掌控。现在双方还是僵持不下，战局没有明显突破。
杨得志提到，那时候军队中的士兵们普遍感到不满，经常抱怨。
为什么我们总是和对手对着干？
杨得志的言辞虽然委婉含蓄，但仔细品味，不难察觉他对之前几场战役的指挥工作颇有微词。他的话语中隐约流露出对某些作战决策的不满情绪，尽管没有直接点明，但这种态度已经相当明显。
1946年10月，国民党军攻占张家口后，继续向解放区纵深推进。第十一战区司令孙连仲在涞水和定县一带部署了53军和94军，计划夺取易县，再向西进攻紫荆关。同时，他们还与驻扎在察南地区的16军及53军部分部队协同作战，意图袭击涞源，从而切断晋察冀根据地之间的联系。
聂荣臻决定在易县和满城一带集结主要兵力，准备打一场胜仗，以扭转当前不利的局面。
根据战后评估，我军成功完成了预定目标，击毙敌军超过7900人，同时挫败了敌方夺取易县的战略意图。这一战役结果充分证明了我军战术部署的有效性，不仅达成了预期战果，还成功遏制了敌人的进攻态势，确保了易县地区的安全。
这场战役我军打得并不轻松。尽管消灭了不少敌军，但我们主要只截获了对方的小股兵力。敌人的主力部队在我军完成合围之前，就已经成功撤离了战场。
1947年2月，国民党部队再次向易县发起进攻。聂荣臻采用佯攻战术，巧妙转移敌军注意力。此时，晋察冀军区的主力部队已将敌方94军的五个团团团包围，胜利几乎已成定局。然而，战局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折。
4纵和3纵7旅在执行包围任务时，突然接到一条紧急通知。
敌军主力已朝东面方向撤离。
第四纵队和第三纵队第七旅在没有与杨成武协调的情况下，擅自展开追击行动。然而，他们最终一无所获，连敌人的踪迹都没发现。经过调查才发现，敌人实际上根本没有移动，仍然在原地。
我军撤退回原阵地后，发现敌军主力部队已迅速增援到位。由于兵力悬殊，我方无法继续作战，被迫解除包围撤离战场。
从这两场战斗的情况来看，晋察冀军区的部队在应对大规模兵团作战时表现得并不理想。
在第四次反围剿战役中，蒋介石集结了40万兵力围攻中央苏区，而红军仅有7万兵力。面对兵力悬殊，朱德采取了诱敌深入的战术。他派出一部分部队伪装成主力，吸引敌军注意力，并利用地形优势，对敌军的突出部分进行打击。最终，红军在这场战役中成功歼灭敌军三个师，消灭了约一万敌军，取得了重大胜利。
这场战役标志着红军在大型集团军作战中取得了开创性的胜利。
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关键在于各部队的协同作战。每一个士兵的调动，都必须与整体战略部署保持一致。
粟裕的战略才能在这一战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在苏中战场上，他仅凭3万人的部队，连续七次交锋都取得胜利，消灭敌军超过5万人。这一系列战斗堪称大规模兵团作战的经典案例。
晋察冀军区在战斗中的协同作战能力相对较弱。
在易满战役期间，各部队之间的协同作战存在明显缺陷。主力部队一味专注于正面强攻，忽视了切断敌军撤退路线的关键任务，结果仅俘获了少量敌人。随后在易县战役中，4纵和3纵7旅未经上级批准，擅自决定追击敌军，完全忽略了整体战略部署。
此外，还有一个关键问题需要考虑。
晋察冀军区那时没有专门的野战军指挥部门，所有军事行动都靠军区统一指挥。然而，军区不仅要管打仗，还得操心地方建设和后勤保障，任务繁重，精力分散，结果每件事都难以做到位。
【三】
1947年3月，中共中央在陕西清涧县的枣林沟召开会议。由于华北地区的局势一直未能取得突破，中央作出决策：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带领前委留在陕北，继续指挥全国的战事；而朱德和刘少奇则组成工委，渡过黄河前往华北，负责当地的指导工作。
中共中央在发给华北地区的电报中，重点指出了三个亟待解决的方面，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战事相关的部署。
朱德上任后立即明确指出华北战局的问题症结：部队分散，难以组织大规模歼灭战。这种兵力分散的现状严重制约了我军的作战效能，无法对敌人形成致命打击。他指出，只有集中优势兵力，才能有效实施歼灭战，扭转当前不利局面。这一分析切中要害，为后续军事部署提供了重要指导。
集中力量
攻击敌方侧翼，实施包围并彻底消灭对手。
在平坦地带作战时，巧妙运用地形优势，集中兵力实施大规模围歼行动。
这相当于将第四次反围剿战役的成功策略，经过十多年的沉淀后再次提炼并付诸实践。
朱老总不仅在战略和战术上进行了调整，还对军事机构进行了改革。他重新组建了野战军的指挥系统，让野战军专注于作战任务，而不再负责后勤工作。所有的后勤保障任务则全部转交给军区负责。
在确定野战军指挥官时，聂荣臻最初提名了杨得志。
很多人对此感到不解。按理说，聂荣臻在建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时，杨成武贡献巨大，独立团是晋察冀部队的核心力量。因此，让杨成武担任野战军司令员似乎顺理成章。
杨成武、杨得志和杨勇后来被称为“三杨开泰”，但他们的能力其实各有特点。虽然都被称为“三杨”，但三人的才能和成就并不相同。杨成武擅长战略规划，杨得志在战术执行上有独到之处，而杨勇则以领导力见长。尽管他们都被冠以“三杨”之名，但各自的专长和贡献却各有千秋。杨成武的战略眼光、杨得志的战术执行力和杨勇的领导才能，使他们在各自领域都取得了显著成就。总的来说，“三杨开泰”这一称号虽然将他们并列，但三人的实际能力和贡献却各有侧重。
杨成武和杨得志在某些方面存在差异。
杨成武在军事和政治方面都表现出色，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在敌后建立根据地的能力尤为突出。他不仅擅长作战，还具备出色的政治工作才能。
与其他人相比，杨得志在军事指挥方面表现更为突出。聂荣臻当年坚持让他留在晋察冀，正是看中了他在这方面的过人才能。
1947年6月，晋察冀野战军的指挥体系进行了重组，杨得志被任命为野战军的总指挥，罗瑞卿担任第一政委，而杨成武则被委任为第二政委。
杨得志接任野战军司令后，专注于军事指挥工作，不再进行僵持对抗，而是全面执行毛泽东提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作战策略。
1947年9月，杨得志率领晋察冀野战军展开行动，策应东北民主联军的作战计划。他选择在保定以北地区发起进攻，其中一支主力部队直指徐水，同时在徐水东北方向设下伏兵，控制敌军必经之路。这一部署旨在切断敌人增援路线，为整体战局创造有利条件。
国民党为解徐水之围，分别从两个方向调派援军。其中，94军派出六个团的兵力，从涿县出发，向固城方向前进。同时，16军也派出四个团，从霸县出发，向容城方向推进。
杨得志最初部署时，计划用部分部队牵制敌16军，集中主力对付94军。然而，由于敌方增援部队战斗力强大，双方陷入僵持，战局未能取得突破。
蒋介石迅速下令，命令驻扎在石家庄的罗历戎第三军立即行动，前去支援94军。这一紧急调遣是为了迅速增强94军的战斗力，应对当前的战局需求。
在紧急情况下无法及时请示上级时，杨得志迅速做出决策，将部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留在徐水及其周边地区与敌军周旋，他自己则带领主力部队，经过一昼夜的快速行军，跨越了200多公里，迅速抵达清风店。由于行动速度极快，当罗历戎向他的上级孙连仲请求支援时，孙连仲甚至难以置信。
“解放军连车辆都缺乏，怎么可能在短短20多个小时内从保北地区赶到清风店？”
清风店之战堪称杨得志运用围点打援战术的典范。这一战役充分展现了其军事指挥才能，成为解放战争中的重要转折点。杨得志巧妙布局，以围困敌军据点为核心，同时设伏打击援军，实现了战役目标。此役不仅有效削弱了敌军力量，更为后续战事奠定了胜利基础。其战术运用之精妙，至今仍为军事研究者所称道。
就战役规模而言，这场战斗虽然比不上华东和东北地区的大型会战，但它对华北战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此役成功打破了华北地区的僵持局面，为后续军事行动奠定了基础，堪称华北战场的关键转折点。
晋察冀地区终于迎来了一场决定性的胜利，这场战役彻底扭转了之前的被动局面。自此之后，战事进展愈发顺利，再也没有出现早期那种不利的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