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对马克思主义了解有限，仅凭《孙子兵法》与《三国演义》中的策略来谈论战争，实属片面。

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上，关乎党与红军命运之际，一人于毛主席发言后，无视纪律，起身痛骂主席，此举震惊全场。

凯丰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老资格，曾接受苏联培训。

他为何如此失态？此后，他的命运又将如何？

【二十八个半】

凯丰，原名何克全，1906年2月2日生于江西萍乡，家境贫困。其父母思想开放，省吃俭用供他上学，使他得以早年进入新式学堂。

当时中国处历史混乱期，清廷虽逊位，但保皇派与前清遗老蠢蠢欲动，革命党内意见分歧，北洋军阀搜刮民财致内战，且列强环伺，企图侵吞中国。

中华大地思潮涌动，救国思想纷呈，在学生中广传。何克全中学时即接触马克思主义，后积极投身学生运动。

1925年，他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深造，期间接触到《语丝》《新青年》和鲁迅创办的《莽原》等进步刊物。

1927年，他加入共青团并任武昌师范大学团支部书记，因工作卓越，同年被组织选派至莫斯科深造。

他与王明、博古、洛甫、王稼祥、陈昌浩等为亲密同学，这批留苏青年学生后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均系中共早期关键人物。

1930年，何克全经博古介绍成为党员，随后赴香港任两广团省委书记，为掩藏身份，采用化名凯丰。

凯丰作为共产党人，操守节气可嘉。在香港遭叛徒出卖被捕，狱中严守秘密，历经三月关押，终在同志营救下逃脱。

他虽无革命武装斗争一线经验，但自1930年入党后，历任团委书记、宣传委员等职，并被提名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工作重心集中于共青团与青年宣传，对军事和根据地建设缺乏了解，这为遵义会议上的情况预先设定了背景。

【决定命运的会议】

1933年初，日本大规模进军中国北方，野心暴露无遗。然而，蒋介石仍坚持其“先安内再攘外”的策略。

九月，集结53师7旅，兵力近百万，分三路采用堡垒战术，对红军根据地发起“第五次围剿”。

红军凭前四次反围剿胜利，根据地扩至三十余县，主力增至十万。虽敌军十倍于己，压力重重，但仍有一战之力。

博古欲增中共政治局话语权，凭留苏背景获共产国际与苏联支持，强推苏联特派员李德为红军总指挥，以在军队中树立权威。

李德为军事人才，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有欧洲实战经验，后任红军大学军事理论讲师，但初时不了解红军，对国民党力量亦无认知。

九月初，李德才抵达根据地，完成交接任务和文书工作一周后，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正式开始。

他不懂游击战与短截击，只会命红军修工事对垒国军。然国军兵力装备皆占优，阵地战术无疑是绝路。

在艰难局势中，红军坚守逾年却未扭转战局。情势日益危急，党中央与红军决定撤离根据地，以保存力量，开启长征。

即便至此，博古仍专注内斗，认为控军乃控中央之关键，拒毛主席等人提议，坚持携重装备转移，致行动迟缓，湘江战役又独断专行，红军损失惨重。

存亡之际，遵义会议召开，旨在消除内耗、明确领导权。面对权力旁落，博古不愿坐以待毙。

他找到了凯丰，希望凯丰能成为“说客”，去为聂荣臻等人做思想工作，劝他们不要支持毛主席。

凯丰留学苏联时与博古关系密切，由博古介绍入党，故心中更倾向这位“老大哥”，于是欣然应允。

当时，红军主要将领均认为李德、博古继续指挥无出路，故一致拒绝了凯丰的提议，坚持变更指挥权。

次日，遵义会议上，面对李德、博古指挥失误且众人支持毛主席领导，凯丰情绪激动，指责道：“你岂懂马克思主义？不过依赖《孙子兵法》与《三国演义》指挥战事！”

凯丰的激进态度源于博古授意，他仅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话语权有限。博古让他到台前搅局，实则将其视为可牺牲的棋子。

宣传委员无权做重大决策，于是在会议上代为表态，以此投石问路，自己则可暂避决策锋芒。

博古期望凯丰因失礼言论及激进态度被逐出会议，乃至排除于中央决策之外，借此宣扬会议“不民主”，掩盖意见，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新领导班子合法性。

但毛主席洞察秋毫，会遂博古之意吗？遵义会议后，他与凯丰间又有何变故？

【伟人的气度】

1962年，毛主席会见日本社会党访华团，回忆遵义会议，详述了那段历史。

听闻凯丰斥责自己不懂马克思主义，仅懂《三国演义》与《孙子兵法》战术，主席未怒，反问：“《孙子兵法》共几篇？”

凯丰对这个问题感到困惑，因未读过《孙子兵法》而无法回答，支吾几句后，便默默坐下。

毛主席巧妙地将红军领导权争辩转为“是否读书”的讨论，话题终结。失态的凯丰意识到无礼后沉默，遵义会议得以继续进行。

周恩来、聂荣臻等参会者回忆，他们认为凯丰本性不坏，只是过于书生气且被博古利用。因此，新领导班子未处分凯丰，也未给博古可乘之机。

凯丰在遵义会议后初有不服，但一渡赤水时目睹毛主席战术精妙，随即认错，并深刻认识到毛主席对红军及中国革命的关键作用。

凯丰未直接向主席道歉，而是在红军会议等场合坦言自己言误，并宣布收回前言，确认毛主席决策正确。

长征时，他任中央宣传部长，每经村镇州县，便令文艺工作者进行革命宣传，于长征途中留下诸多美谈。

1937年，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欲凭兵力优势夺权，认为中央红军已衰弱。凯丰在政治局会议上严词批判其野心。

经长征同甘共苦后，凯丰与党中央共迎抗战爆发。历经多年战争洗礼，他蜕变为革命战士，非昔日书呆子可比。

他愈发认清过往错误，主动向组织自我检讨，称昔日自己幼稚，因不了解中央苏区而坚持错误路线。

1942年9月15日，毛主席阅毕凯丰自我检讨后，含笑回信劝慰，言不愉快之事转瞬即忘，令其释怀过往，勿让心理负担过重。

新中国成立后，凯丰返中共中央宣传部，兼任马列学院院长。因多年奔波，他健康欠佳，时已患肝癌晚期。受医疗条件限制，1955年，这位中共元老在北京病逝。

凯丰同志受到毛主席的简洁评价：其能认识并改正错误，且不会策划阴谋。

他虽曾犯错，行走歧途，但行为彰显了共产党人的担当：不惧犯错，勇于承认，并持续努力，力求不再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