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1月25日下午，彭德怀独自待在防空洞内，长时间保持沉默。
几小时前，四架美军飞机突然袭击了位于大榆洞的志愿军指挥所。由于来不及撤离，毛岸英和高瑞欣不幸在火灾中遇难。彭德怀通过遗骸手腕上的手表辨认出了毛岸英的身份。回到防空洞后，彭德怀精神恍惚，整个人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
“这件事要怎么向毛主席报告才好？”
彭德怀在起草一封仅百来字的电报时，足足花费了六十分钟。
周总理在收到电报时，感到十分震惊，一时间难以回应。当时，第二次战役即将打响，而毛主席的健康状况也不理想。经过慎重考虑，周总理决定暂时不向毛主席透露这一消息。直到1951年1月，我军在第二次战役中取得胜利后，周总理才将电报内容告知毛主席。
叶子龙带着一份电报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发现他正坐在沙发上专注地读报。叶子龙将电报递过去后，安静地站在一旁等待。尽管电报只有短短百来字，毛泽东却仔细阅读了好几分钟。
多年后，曾经担任毛主席警卫员的李家骥回忆道：
主席听到这个消息后，显得有些措手不及。他先是拿起烟，随后又放下。接着，他转过身去重新点燃香烟。其实火柴盒就摆在他面前，但他似乎没注意到，还在摸索口袋找火柴。虽然他极力掩饰，但泪水在眼眶中打转，只是不让我们明显察觉。我们心里很清楚，他内心的悲痛远超过我们，毕竟那是他最深爱的儿子。
毛主席弯下腰，顺手抹掉了眼角的泪，沉默良久后才缓缓开口。
战争难免有伤亡，许多志愿军战士已经献出了生命，他们的牺牲是值得尊敬的。岸英不过是众多士兵中的一员，不应因他是我的儿子而特殊对待。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
由于当时处于战争时期，毛岸英不幸阵亡后，他的遗体被就近安葬在大榆洞地区。
对于志愿军烈士遗体的安置问题，中央进行了周密的规划。
根据本条例，所有在朝鲜战争中牺牲或病故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解放军及其他直接参战部队的团级以上干部，以及经军级或相当级别领导机关认定的特等英模，均可申请在指定陵园安葬。
根据这一规定，绝大多数志愿军烈士的遗体最终留在了朝鲜，未能回到祖国安葬。这些英雄长眠于异国土地，远离家乡，成为那段历史永远的见证。
从毛岸英在志愿军司令部担任机要秘书和俄语翻译的职务来看，当时的情况决定了他无法被转移回国。
毛岸英在中朝两国的历史记忆中，承载着特殊的情感分量。他的经历和牺牲，不仅在中国人民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记，也在朝鲜历史上占据着独特地位。作为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的身份本身就具有象征意义，而他投身抗美援朝战争的抉择，更是体现了两国人民在共同抗击外敌时的深厚情谊。这种情感超越了单纯的个人经历，成为中朝两国在特定历史时期相互支持、共同奋斗的缩影。毛岸英的故事，也因此成为连接两国历史记忆的重要纽带，象征着两国人民在艰难岁月中结下的深厚情谊。
1954年末，朝鲜桧仓开始建设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这座陵园是朝鲜境内众多志愿军烈士陵园中规模最为宏大的。同时，它靠近志愿军总部，两者之间距离较近。
在桧仓郡烈士陵园建设过程中，不断有志愿军烈士的遗体被转移到这里进行安葬。
有人建议将毛岸英的遗体运回中国安葬。
1954年12月24日，军委总干部部向中央军委发送了一封电报，这封电报是对志愿军司令部请示的回应。电报中明确同意了志愿军司令部的建议，决定将毛岸英烈士的遗体运送回国内进行安葬。
彭德怀收到中央军委的电报后，竟然整夜难以入睡，这种情况对他来说极为少见。
毛岸英在朝鲜战争中不幸阵亡，成为革命烈士。按照惯例，他的遗体本应被运送回国，即便不安排在国家烈士陵园，至少也能回到故乡韶山安葬。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安排未能实现。
彭德怀可能还有别的想法。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伤亡惨重，不少烈士都长眠于朝鲜。他认为毛岸英最适合的安息之地也应在此，与他的战友们相伴。这不仅能够激励国人，还能进一步加深中朝两国的友好关系。
彭德怀经过反复考虑，最终决定写信给周总理，表达自己的想法。
总理：昨天，赖传珠同志起草了一份电报，建议将毛岸英同志的遗体运回北京。我认为，还是把他安葬在朝鲜更好。可以用志司或志愿军司令员的名义立碑，说明他自愿参军和牺牲的经过，不愧为毛泽东的儿子。我建议将他与同时牺牲的参谋高瑞欣合葬一处。这样安排既有教育意义，其他烈士家属也不会有意见。原电报已送交你处，但上述建议未写入。特此补充说明，请你斟酌是否妥当。
彭德怀，于12月25日致以敬意。
周总理收到彭德怀的来信后，经过仔细考虑，认同了信中的观点。然而，这一决策必须得到毛主席的批准。于是，周总理在信件上写下了自己的看法。
支持彭的建议，请总干部部重新起草回复电报。
周总理立即指示秘书，将这封信件转交给毛主席审阅。
毛主席读完信后，立即作出回应，毫不犹豫地在信上写下批示。
支持彭的提议。将岸英的遗体与其他众多志愿军战士一同安葬在朝鲜，不必单独为他举办特别的丧葬仪式。
毛主席后来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会面时，也提到了这件事。
毛泽东曾表示，共产党人应当就地安葬，无论牺牲在何处。当他的儿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牺牲后，有人提议将遗体运回国内。毛泽东回应说，无需如此，应让他在牺牲之地安息。他认为，这样的安排能更好地传递教育意义。
桧仓郡的志愿军烈士陵园落成后，志愿军总部有了新的计划，他们打算将毛岸英的遗体迁至陵园内进行安葬。
1955年清明节，志愿军总部的几位工作人员计划将毛岸英的遗骨迁至桧仓郡烈士陵园。然而，就在他们准备行动时，一位朝鲜老太太突然站出来，坚决表示反对。
"志愿军的战士们，这是我儿子安息的地方，请你们别动它。"
几名志愿军军官也感到意外，这位朝鲜老太太的身份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
【毛岸英是志愿军你第一个“志愿兵”】
小说里提到的刘排长，其实是以毛岸英的化名“刘秘书”为原型塑造的。
毛岸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中首位主动参战的战士。
根据赵南起老将军的回忆：
作为最早一批加入志愿军的成员，我们都是在组织的安排下投身战场的。那时候，去朝鲜打仗对每个人来说都可能是生命的终结。但毛岸英的情况完全不同，没有任何人或组织向他发出号召，他是主动找到彭德怀，表达了自己要参加抗美援朝的决心。更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父亲毛泽东也支持了他的这一决定。
每位家长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参与战争，毕竟战场上充满了不确定的风险。父母们都渴望孩子能平安成长，远离战火的威胁。战争带来的危险让人担忧，谁都不愿看到亲人陷入这样的境地。
毛主席内心其实并不希望毛岸英上战场，但在反复权衡后，他还是支持了儿子的决定。尽管身边的工作人员多次劝阻，强调毛岸英所在单位的工作任务繁重，不宜离开，但毛主席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最终同意让儿子奔赴前线。
作为毛泽东的儿子，他理应挺身而出，肩负起这份责任，舍我其谁？
1950年10月，志愿军部队已经集结完毕，随时准备奔赴朝鲜战场。然而，作为志愿军的总指挥兼政委，他的临时指挥所却面临人员不足的问题。10月16日，聂荣臻紧急下令作战部部长李涛，要求立即挑选几名参谋人员支援临时指挥所。此外，还需配备一名俄语翻译，以便与苏联派来的军事顾问进行有效沟通和情报交换。
李涛紧急调配人员，补充了几名参谋和一名俄语翻译。但在关键时刻，发现这名翻译刚从学校毕业，尚未通过必要的政治审查和评估。经过慎重考虑，李涛向聂荣臻汇报：“此人不宜安排在彭总身边工作。”
聂荣臻虽然认同李涛的观点，但一时半会儿却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彭德怀第二天就要动身，急需一位俄文翻译，时间非常紧迫。
经过深思熟虑，聂荣臻的思绪落到了毛岸英身上，他是第一个向彭德怀主动请缨加入志愿军的人。
这不正是我们要找的理想人选吗？
李涛最终找到了毛岸英，考虑到秘书工作的特殊性，他建议毛岸英使用一个假名。毛岸英接受了这个建议，决定用“刘”作为自己的新姓氏。
在志愿军总部工作时，杨大群认识了化名刘秘书的毛岸英。多年以后，他询问刘思齐这件事。
刘思齐坦率地表示：
我的姓氏来自父亲，他姓刘。
毛岸英与刘家的关联，更多源于他与刘思齐的婚姻关系，而非刘思齐父亲的姓氏。
在抗美援朝期间，杨大群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在朝鲜前线工作，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到志愿军司令部的各类人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认识了化名为刘秘书的毛岸英。由于工作需要，杨大群经常出入司令部，因此与刘秘书有了较多的接触机会。
杨大群前往大榆洞时，从北坡进入志司，却被毛岸英拦下。毛岸英批评他选择北坡不合适，因为那里坡度陡峭，不利于观察敌机动向，遇到危险时也难以迅速躲避。杨大群打量着眼前这个人，发现他个子高挑，手臂修长，敞开的棉大衣里还塞着两个暖水瓶。
经过简短的交谈，杨大群被对方的友好态度所感染，很快就对他有了良好的印象。后来杨大群了解到，这位与他交谈的人正是志司的“刘秘书”。
杨大群向刘秘书透露了自己对炸弹的恐惧，刘秘书听后，安慰并鼓励了他一番。
别担心，如果实在感到恐惧，就大声叫出来，喊过之后恐惧感就会减轻。他还提到，即便敌机来袭也不用惊慌，如果被击中，就挺直身子倒下，绝不能像绵羊那样蜷缩着等死。
杨大群逐渐发现，"刘秘书"不仅性格开朗，还学识渊博，熟练掌握俄语和英语。尤其让杨大群印象深刻的是，"刘秘书"经常在小松林的坟地旁专注地写写画画，仿佛在钻研什么。由于纪律约束，杨大群不便询问具体内容，但在战火纷飞的背景下，"刘秘书"仍坚持学习的态度，令杨大群深感敬佩。
杨大群始终不清楚“刘秘书”究竟是谁，直到他去世很久以后，事情的来龙去脉才被彻底揭开。
杨大群在朝鲜战争期间，除了执行军事任务，还承担了与当地民众沟通的职责。当时，志愿军深入战场，不仅要应对敌机的空袭，还需防范敌方特务的破坏活动。因此，与朝鲜群众建立良好的关系成为一项关键任务。
彭德怀多次提醒毛岸英，
岸英，目前咱们部队的士气相当不错，跟朝鲜人民军的配合也理顺了。志司这边还得加强和大榆洞一带朝鲜居民的互动。虽然交流上存在语言困难，但咱们可以通过帮他们打水、打扫卫生这些小事来增进感情。这样做不仅能赢得他们的支持，还能逐步克服沟通上的障碍。
毛岸英经常和警卫员一起到大榆洞周边的村子开展群众工作，偶尔也会和杨大群一起行动。
杨大群回忆说，当时志愿军司令部的条件非常艰苦。那位被称为“刘秘书”的工作人员常常去一位朝鲜大娘家帮忙翻译。这位朝鲜大娘对刘秘书特别照顾，几乎把他当成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对待。
【一生的承诺】
朴真真来自一个具有革命传统的家庭，她的背景与朝鲜的革命历史紧密相连。
朴真真的丈夫和父亲都曾在东北参与抗日斗争，与中国民众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为了革命事业，她全家付出了巨大代价，儿子和女儿相继献出生命。如今，她身边只剩下年幼的孙女相依为命。
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投入战斗后，朴真真深受感动，积极投身支援工作。她不仅为部队担任向导，还主动加入伤员运送队伍，以实际行动支持前线作战。
毛岸英在大榆洞周边的村落开展群众工作时，结识了朴真真。虽然起初两人并不算熟识，但朴真真曾在往志司送水的途中偶遇过毛岸英一次。正因如此，当他们再次碰面时，朴真真主动上前寒暄，并热情地邀请毛岸英到家中做客。
随着时间的推移，毛岸英和朴真真一家人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彼此之间的感情也日益加深。
在一次空袭中，朴真真的住所遭到敌机轰炸，瞬间燃起大火。
毛岸英毫不犹豫地冲上前，先把被炸得昏迷的朴真真背到安全区域，接着又跑回屋里，救出了老人的小孙女。当朴真真看到孙女平安无事时，忍不住激动得泪流满面，紧紧抱住毛岸英，声音颤抖地喊道：
朴真真对毛岸英视如己出，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她以母亲般的温暖呵护着毛岸英，全心全意地承担起了抚养责任。朴真真不仅在生活起居上悉心照料，更在情感上给予了毛岸英深切的关爱，让他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这种超越血缘的亲情，体现了朴真真博大的胸怀和高尚的品格。她用行动诠释了母爱的伟大，为毛岸英的成长营造了良好的家庭环境。
毛岸英和同伴们修复了朴真真家的房屋，并不时送去生活必需品。朴真真也经常前往大榆洞看望他们。
他们相识的时间并不长。
1950年11月25日，四架敌方战机对大榆洞的志司驻地发动了空袭。敌方投下了近百枚凝固汽油弹，导致整个区域陷入火海。当时，毛岸英正在作战值班室内，未能及时撤离，不幸在这场轰炸中英勇献身。
朴真真起初完全不清楚“刘秘书”已经牺牲的情况。经过她多次向相关人员询问，志司的同志才在无奈之下告知她这一消息。
刘秘书不幸遇难。
朴真真一听到这消息，眼泪立马就止不住了。
出于内心深处最真挚的怀念，朴真真连续多年坚持着一个特别的习惯。每到特定时节，她都会牵着小孙女的手，前往"刘秘书"的墓前祭扫。这份持续数年的举动，既是对逝者的深切缅怀，也是对后辈的情感传承。在朴真真的带领下，年幼的孙女也逐渐理解并参与其中，让这份跨越时空的情感得以延续。这种朴实无华的纪念方式，不仅体现了朴真真对故人的深情厚谊，更展现了中华民族尊祖敬先的传统美德。
1955年清明时节，志愿军司令部的几位工作人员前往大榆洞，准备将毛岸英的墓地迁至烈士陵园。杨大群得知此事后，决定随行。就在毛岸英墓前，杨大群又一次见到了朴真真。
当杨大群来到毛岸英的墓地时，他注意到一位朝鲜老妇人正在墓旁来回走动。虽然杨大群并不清楚这位老妇人的具体名字，但他明显能感觉到她的情绪非常激动。
朴真真阻止了志司干部迁移墓地的计划，并对周围的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志愿军多次劝说，但朴真真坚持己见，反复强调她要留下来守墓。在场的干部见状，只能继续向她说明情况。
“妈妈，您了解这座坟墓里安葬的英雄是谁吗？他是毛泽东主席的大儿子毛岸英。那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奔赴朝鲜前线，年仅28岁就英勇献身了。”
在场的人都愣住了，朴真真和杨大群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真没想到，这人居然是毛泽东的亲生儿子。
朴真真完全没料到，一直热心帮助她的那个年轻人竟然是毛主席的儿子。面对这一事实，朴真真不再执拗，她擦去泪水，郑重地朝北京方向深深鞠了一躬，随后又向毛岸英的墓连续鞠了三次躬。
毛岸英的遗体最终被安放在朝鲜桧仓的志愿军烈士陵园中，他的墓地与其他志愿军烈士的墓地完全相同。这与大多数普通志愿军战士的安葬方式一致，没有任何特殊之处。
墓碑的背面，简洁地记录了毛岸英的一生：
毛岸英，毛泽东的长子，出生在湖南湘潭韶山冲。1950年，他主动要求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投身抗美援朝战争。同年11月25日，他在战场上英勇献身。毛岸英展现的爱国情怀和国际主义精神，持续激励着年轻一代。他的英勇事迹将永远被铭记。
1955年，杨大群在准备返回中国时，专程前往烈士陵园向毛岸英致敬。在那里，他意外地遇到了朴真真。
那位淳朴的朝鲜老妇人再次来到毛岸英的墓地。当杨大群出现时，两人情不自禁地相拥而泣，共同表达了对毛岸英的深切怀念。
杨大群的人生轨迹深受毛岸英事迹的触动。年轻时，他就试图将这段历史记录下来，但由于毛泽东主席对家族烈士事迹保持低调的态度，杨大群不得不转而创作隐喻性的文学作品。其中，《刘排长与小金枝》便是这一创作方向的典型代表。
刘思齐在书完成之后，为该书写了序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