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在碧蹄馆之役失利后，面临供应不足军心涣散之困境，宋应昌隐瞒日军未退事实，明朝逐渐转向议和态度，派司宪宣谕朝鲜自立自强。

而朝鲜却寄希望于明朝继续进军从而收复全境，司宪奏报实情的主张与主和官员发生冲突，因自身不检点被弹劾，最终遭革职追赃。

万历援朝战争后，明、日两国停战议和。但针对复杂多变的倭情，朝鲜不断传递前线讯息与倭众动向，以此揭露和议的虚假性，但都被一心主和的经略宋应昌横加阻拦。

在倭情传递受阻情况下，由明朝中枢派出的行人司宪，便成为朝鲜请兵复国的救命稻草，朝鲜围绕此人展开一系列活动，意图向明朝中枢传达真实倭情并改变明朝的议和态度。

那么，明朝派司宪出使朝鲜，他究竟在战场上表现如何呢？

万历二十一年正月，李如松率家丁亲自前往王京附近查探日军情况，落入敌人诱敌圈套，明军损伤惨重，是为碧蹄之役。经此之后，提督李如松主战意志消沉，一改先前对沈惟敬的不屑态度，希望通过议和手段令日军撤退。与此同时，后勤保障本就匮乏的日军在见识到明军实力之后，也逐渐意识到不可能彻底占领朝鲜并入犯明朝，其内部也弥漫着厌战撤归氛围。

三月，沈惟敬与小西行长在龙山展开和谈，双方进入议和阶段。

四月，日军撤出王京，李如松进驻王京，议和有了实质性进展，也缓和了紧张的战争局势，但日军仍然囤驻釜山、西生浦等处，与明军对垒。

如何让朝鲜修兵自固，而非明朝代为戍守，便成为此时明朝中枢的核心考量。

一方面，宋应昌与李如松对前线倭情有所隐瞒，致使以内阁、兵部为首的主事官员认为日军侵略意图消退，暂时不会发展为明朝疆患。

另一方面，朝鲜供应不足且运输效率低下，却不断请求进军，导致明军充斥着对朝鲜的不满。

因此，明朝内部撤军呼声日益高涨，他们主张明军收复王京就可以凯旋奏捷，至于尚未收复的领土，朝鲜应自主收复。

然而朝鲜是否能够实现明朝的希冀，实际上在明军入朝之后，朝鲜低下的行政效率就造成了军粮转运不足，明朝要求其所做的诸如练兵、设险等自强工作，朝鲜也迟缓懈怠。

当时明朝支援朝鲜三百辆炮车，希望朝鲜发壮士三千名或二千名,由明朝将领指导战法，并且允许朝鲜日后仿造，用以备倭。朝鲜却以人役不敷为由，只有四五十名士兵派去。由此引发赞画刘黄裳的强烈不满。

因此，明朝对于朝鲜能否自强充满隐忧，故而需要派人督促朝鲜落实御倭措施。

司宪，号晋台，河南府睢州人，万历十四年进士。九月，礼部派遣行人司行人司宪前往朝鲜敕谕国王，从其携带的两封敕书来看，司宪出使朝鲜主要有两大使命：

第一项使命是劝勉国王自振自强，不要把明朝救援视为常事。

第二项使命是受兵部所托，监督朝鲜落实经略所提善后措施，特别是光海君南下。

司宪所受的皇命是考察朝鲜，而非考察倭情；是督促朝鲜自立自强，而非依靠明朝拯济，这是根据明朝疆患所做的决策安排，其根本考量是明朝的国家利益，而非封贡秩序下的字小原则。

朝鲜，作为战争的直接受害者，自然希望明军彻底驱逐日军再造家国，因此不断传递前线倭情，揭露日军乞封的假象，却被明朝主和官员阻拦，倭情传递渠道大受限制。

九月，因国王二胤临海君、顺和君从日军中返回，朝鲜派黄璡向明朝谢恩，不过更主要的目的还是借此机会向明朝呈报日军仍囤聚岭南一带，不时烧杀抢掠的情况。

明朝自宣德年间宾主之礼发生改变，以南北序坐为正，司宪也坚持行“南北座”,这与朝鲜本来的礼制发生冲突。

朝鲜虽然认为应该按照仪注序座，但是司宪威胁道倘若不从不必见国王，朝鲜也担心继续争执下去会彻底激怒他，只得事急从权，改“东西座”为“南北座”。

这次朝鲜的变礼，是在于己不利环境下的妥协，也反映出议和阶段朝鲜进一步丧失话语权的无奈。

于是，宣祖要尽可能地向司宪展现其遵礼事大、忧国忧民的形象，从而达到依靠司宪改变明朝认知的目的。

在日军退据釜山后，国王布置防守，令李舜臣、元均等，统率水军，于闲山岛哨探防御。

从朝鲜对司宪入朝之后的种种举措来看，这背后体现的都是朝鲜对于封贡秩序下宗藩关系的认知逻辑，然而这又与此时明朝的实际利益不符。

在话语权丧失的情况下，请援行为即便争取到了明朝内部人士的支持，也最终会因与主导话语权国家的利益不符而遭扼制。

司宪入朝的使命是劝勉朝鲜力图自振，并且督促朝鲜落实自强措施，目的是令朝鲜自强而非继续请援。

在饯宴上，司宪向宣祖许诺会将朝鲜的情况与日军逗留不退的状况上达天子。在朝鲜停留七日后，司宪便急忙启程，回京复命。

司宪本是一个负责宣敕的小官，却力图扮演改变议和局面的角色，这一由宣敕到请援的转变，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疆患威胁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司宪看到了此时波云诡谲的倭情对明朝仍然有极大的威胁。宋应昌草率地倚仗议和，将会给京师带来极大的隐患。

建功立业是司宪其个人对于建功立业的野心。司宪在拿到庆尚道地图后，基本确定了日军未退的情况，认为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绝好时机。他要求朝鲜此后将倭情信息直接传达于他，防止他人抢夺功劳，可见其个人政治抱负也是他愿意为朝鲜请援的原因。

韩取善、宋应昌都是主张从朝鲜撤兵，司宪想要向明朝请兵援朝，无疑是对他们的冲击。所以为了防止司宪再生事端，先以受贿之罪来告发司宪，刻意造成行人是被朝鲜重金收买下方才请援的假象，使明朝对司宪所传达倭情和朝鲜国情都带有怀疑，从而维持当下撤兵议和的局面。

在司宪被弹劾后，辽东都司向朝鲜发出追查司宪受贿失礼的咨文。在宣祖授意之下，朝鲜对都司的咨问一一辩解。朝鲜回咨是在歪曲事实，有意掩盖司宪贪腐之状。

朝鲜为何处心积虑地维护性格暴躁且贪污的使臣?究其根本，这也是为其请援目的服务的手段。

首先，朝鲜当务之急是向明朝求援，倘若承认使用行贿等手段讨好行人，那么这也是对自身请援正义性的损害，将会坐实朝鲜收买行人误导明朝的罪名；

其次，司宪受贿款目极多，奢侈物品不在少数，这与朝鲜不断地向明朝呈报其物力匮乏的说辞大相径庭，这样又坐实宋应昌对国王昏聩无能的指责，仍然损害到请援的正当性。

因此，宣祖不以实告，对司宪曲加庇护，试图撇清其受贿嫌疑，使明朝相信司宪传递信息，以此达到争取明军再援的目的。

通过司宪出使朝鲜一事，不难看出明、朝两国在对这场战争的认识上存在严重分歧。明朝将自己的国家安全作为核心考量，在日军威胁下降后，明朝陆续撤回军队减少援朝开支，希望将战场的主动权交给朝鲜，令他们自振自强。

朝鲜则将此视为封贡秩序下明朝出于自小道义的保卫属国之战，仍然寄希望由明朝主导彻底驱逐日军。两国之间在面对日军进犯的共同安全威胁时，尚能达成共识，但是在议和阶段下，明朝的主要矛盾已经从日军带来的军事威胁转变为军队生怨、财政吃紧所造成的统治威胁，息兵省费是必然。

朝鲜没有深刻认识到明朝对这场战争的核心考量，不断耗费心力、浪费财物在一些虚文礼节上，对明朝要求自己落实的御倭措施却一味拖延，这种做法非但不能扭转明朝的决策，反而加重了明朝援助的负担，使得自己的请援活动陷入被动局面。两国虽然都是以本国利益优先，但是明朝往往还会兼顾对朝鲜的“字小”之义，即便是与日议和也要以日军撤出朝鲜为前提，照顾到属国的领土完整。朝鲜则很少考虑明朝的难处，在虚文礼节上恭敬，却在御倭事宜上偷奸取巧，可以说是主次不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