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9年的历史转折点上,杨宝庆这位国民党的前运输机飞行员在开国大典上驾驶飞机飞过天安门,展示了他的英雄风采和军人荣耀。之前他曾是国民党空军的一员,但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夕,他作出了重要决定——投诚解放军,携带重要物资归还给人民,加入了解放军,成为即将在天安门广场上空飞过的17架飞机之一,如何在新中国的天空中找到他的位置和使命?
1941年,面对国家危机,年轻的杨宝庆燃起了保家卫国的激情,刚刚从初中毕业,他已经下定决心投身抗战。托付给三叔的责任使得三叔对这一决定极力反对,他认为让杨宝庆参军过于危险,怕无法对杨父负责。

不被理解的杨宝庆无法压抑内心的召唤,最终独自一人前往四川,寻求报国之路,在四川的日子里,他了解到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正在招生,抱着一试身手的决心,他参加了考试,并以出色的成绩被录取为第16期学员。
作为新晋飞行学员,杨宝庆的训练生涯起步于昆明的英语课堂,随后他被派往印度的拉赫尔空军基地进行初级飞行训练。经历了严格的训练和文化的碰撞后,他再远赴美国深造,学习驾驶教练机。

直到1944年,学成返回中国的杨宝庆被分配至重庆的中美混合团,担任第三中队的少尉飞行员,他驾驶B-25轰炸机参与了多次关键的对日作战任务,展现出非凡的胆识与技巧。
当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时,杨宝庆如释重负,他终于可以脱下沉重的军装,回到久别的家中。他憧憬着与父母和三叔三婶重逢的温馨场景,希望弥补这些年在外军旅生涯中错过的家庭时光。

杨宝庆本以为战争的结束将带来和平的日子,上级的一纸命令,让他继续留在部队,彻底打消了他的念头。在东北执行运输任务期间,他目睹了国民党的腐败行为和内战的残酷,他心中充满了困惑与愤懑。“我穿上军装是为了抵抗外侮,守护家园,参与同胞间的流血冲突。”每次飞行,他的心灵都在煎熬中挣扎。
到了1948年的深秋,国民党为了绑架飞行员的忠诚,采取了将飞行员家属送往台湾的措施,用所谓的“安置”掩饰其将家属作为人质的真实意图。杨宝庆的妻子刘敏璞和他仅几岁的儿子也在被迫转移的名单上。

分别那日,刘敏璞紧抱着杨宝庆,泪水无声地滑落。她颤声告别:“宝庆,你要保重身体!”杨宝庆心中一痛,他轻拍着妻子的背,勉强抑制住自己的情绪:“别担心,一定会有再见之日。”但内心深处,他对未来充满了不确定。
事态更加恶化当他得知远在台湾的儿子因病重症时,杨宝庆请求前往探望,却被冷酷拒绝。上级的理由无情而直白:“这是确保你不会叛变的措施。”他心中的天平彻底倒向了另一边。

他对于国民党的作为感到深深的失望,反观共产党则在积极争取民心。他心里暗下决心:“我不能再为这样的政府效力了。”在随后的日子里,杨宝庆开始密切关注周围的环境,寻找适合倒戈的时机,他的目标只有一个:脱离这场无意义的内战,寻找一条真正为民族和平而战的道路。
在1949年寒冷的二月,杨宝庆在一次执行任务中险些遭遇空难,虽然侥幸生还,但事后的心情却是烦躁与沮丧交织。他的姐夫是同在一个大队服役的老兵,得知这一情况后特地前来慰问,两人在夜深人静的军营中,围坐而谈,话题逐渐转向了时局与未来。

姐夫向杨宝庆倾诉了对国民党的不满和失望,认为国民党已经失去了民心和战略方向,大势已去,而共产党则日益强大。经过深夜的长谈,杨宝庆的心思渐渐坚定,他决定要通过起义改变自己的命运。
他将自己所有的积蓄交给妻子,并匆匆写下了一封遗书,他嘱咐妻子,如果一个月内没有他的消息,就用这笔钱重新开始生活。整理完个人事务后,杨宝庆知道不能再等待,拖延只会增加风险。

借助姐夫提供的情报,他得知机场有一架预备的C-46运输机,油箱加满,正适合他的计划。深夜,他带着必要的工具,如锯子和手电筒,悄悄接近机场。
杨宝庆小心翼翼地在飞机下方躲藏,检查了飞机的各项指标,确保机体无大碍后,他快速行动,用钳子剪断了机舱门锁。一切就绪后,他爬进驾驶舱,深吸一口气,开始启动飞机。

午夜时分,随着飞机的引擎轰鸣声划破寂静,杨宝庆驾驶飞机一跃冲上云霄。机场的守卫听到异响赶来,但只能眼睁睁看着飞机消失在夜空中。
在清晨,杨宝庆的飞机因燃油耗尽而失去动力,迅速降落的一刻,天色已微亮,他凭借日出时分的光线,绝望中寻找落脚点。目光猛然捕捉到下方蜿蜒的河流和其两侧广阔的河滩,心中泛起一丝希望,他精准调整方向,选择在一处相对平坦的河滩上执行迫降。

杨宝庆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河滩迫降的挑战仍然巨大,飞机触地时与河滩的摩擦和碰撞激烈无比,尽管外观上飞机看似完好,但剧烈的冲击使得他瞬间晕厥,牙齿也受到冲击,几颗被震落。
他们迅速通知了附近的解放军部队,解放军派出一位军官前往事发地点,并迅速将他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在医院中,杨宝庆经过简单的治疗后迅速康复,身体恢复后,他被转移到南苑机场,与救援他的军官再次相遇。军官询问他飞机上的大量银元是否属于他的私人财产,意在确认是否需要归还。

杨宝庆心中清楚,这些银元和飞机都不属于自己,他笑着回答道:“这些银元以及飞机都不是我的,它们本应属于国家的。” 飞机上的银元确实是国民党运往台湾的巨款,总计17万枚,重约4.6吨,本是国民党为战后重建积蓄的资源。
1949年对于新成立的人民空军来说是个重要的年份,特别是在人才紧缺的情况下,杨宝庆这样一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的加入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军队高层对他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迅速为他安排了适当的住所及未来的训练计划。

杨宝庆在北平稳定下来之后,立即向台湾的妻子刘敏璞发出了电报,询问“老二的病情如何?”这句平常的问候背后是夫妻二人事先约定的暗号,表明他已安全脱险并成功投诚。
刘敏璞在台湾收到电报的那一刻,心中的忧虑终于得以释放,作为一位有着辅仁大学背景的坚强女性,她并不打算在台湾无休止地等待。在仔细策划之后,她利用台湾至青岛的货运机会,携带孩子和侄子在夜幕下悄然离开,巧妙地避开了国民党的监视。

抵达青岛后,尽管面临严格的检查,刘敏璞凭借冷静与机智,租用了自行车,并带领孩子们穿行于封锁线之间,毫无惊慌地躲过了所有检查。数日艰辛行程后,一家人终于安全到达已被解放的济南。
在济南,刘敏璞带着孩子直接前往当地的军事管理委员会,她毫不犹豫地向接待人员表明自己的身份:“我是杨宝庆的妻子,他是一名刚刚投诚的飞行员。

在济南的一个普通日子,杨宝庆在人群中再次看到了他的妻子和孩子,他们的重逢充满了泪水和欢笑,刘敏璞凭借她的智慧和勇气成功与丈夫团聚,她的能力和背景还帮助她在人民空军中获得了一份会计工作。
在1949年8月,杨宝庆加入了人民空军新成立的空运分队,成为其骨干力量,他和同伴们充满激情地在南苑机场进行紧张训练,为即将到来的开国大典做准备,他们将在天安门广场上空进行飞行表演。

这群飞行员中,不少人像杨宝庆一样曾冒生命危险起义加入新中国的空军,他们的心情无比激动。他们深感,这次表演是对自己飞行技术的展示,向世界证明新中国空军实力的大好机会。
10月1日,开国大典的庆祝活动中,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气氛热烈,就在这一天,新中国的空军编队惊艳亮相,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外国媒体对此评价道:“在一夜之间,中共竟然拥有了自己的强大空军!”他们对中国能在极短的时间内组建起如此规模的空军感到震惊。
首次亮相的人民空军飞行编队由17架飞机组成,这些飞机在两次飞行中巧妙地飞过天安门上空。这些飞机包括9架驱逐机、2架轰炸机、3架运输机以及3架教练机,每一架都是从不同来源和背景汇聚而来,展示了空军的多样性和能力。

在广场上和全国人民的注视下,这些飞机编队宛如鹰击长空,展示了杨宝庆和他的战友们的精湛飞行技巧。飞机一次次划过蓝天,他们的心中充满了自豪和荣耀,感受着从党和人民来的信任和肯定,这不只是一次飞行表演,是新中国空军自强不息、勇往直前的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