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翁，名党，字仲翁，今安徽庐江舒城人，公学始祖，西汉著名循吏。

文翁是春秋末期勾践的谋士、一代贤相文种的后裔。文翁自幼好学，家境贫寒，曾经与少年同伴一起入山采木。有一天，他们行至深林老林中，文翁对同伴说：我想远出求学，不知道能不能成功，今天我试着向大树中投斧头，若所志得遂，斧头就被大树挂住而不坠落。说完，文翁将手中之斧向上一掷，斧头挂在了树上。文翁十分高兴，同伴连说天意如此啊。于是，文翁告别父母，只身一人直奔长安从师求学。此举足见文翁早有“一飞冲天”之志。

文翁的家乡庐江是春秋时的舒国，深受中原文化熏陶，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影响。文翁来到长安读书时，遍访名师，刻苦用功，通晓《春秋》。到汉文帝时，文翁因德才兼备、声望卓著而被朝廷征召，并授以爵禄。史书记载，文翁秉性宽厚仁慈，爱护百姓，又善于以德教化庶民，故而政绩颇佳，口碑甚好。公元前141年，汉景帝任命文翁为蜀郡太守，让其担负起了治理蜀地的重任。

文翁为蜀郡太守，办了两件大事，一是兴修水利，二是兴办学校。

据记载：蜀郡经秦朝李冰父子开凿都江堰后，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但由于彭州和都江堰不在一个流域，而发源于龙门山的湔江每每遇到山洪暴发，泥沙就会淤积河床，河水常常泛滥成灾。

文翁上任之初，看到成都街头巷尾灾民众多，繁县良田裂缝寸余，湔氐县一片汪洋，两县均颗粒无收。文翁实地考察天彭门，只见皂角岩垮塌，阻断湔江。文翁回到郡府便召集州官议事，认为当务之急便是打通皂角岩，以排解上游水患，解决下游旱情。为解决治水资金问题，文翁决定“二条腿走路”，一方面上书朝廷争取资金支持；一方面在地方的绅士中募集钱款。

当时成都有一富绅，闻听太守将大兴水利，便带了大笔银两贿赂文大人。文翁将计就计，安排富绅筹资做项目。富商大量投资，本想大赚一笔，这时朝廷下令治水钱款有限，官吏有贪贿的立斩不赦，该富绅不敢造次，在分毫无获的情况下还不得不再拿银两充填，直至工程项目完工。

秋后，文翁亲自坐镇关口，仿效李冰之法大力治理湔江。 文翁先是疏浚了山内的九条河流，使之汇入湔江；在关口下游，也开通了九条河，把湔江之水分流到下游各州县；并在平坝建立了自流的灌溉水系，涝灾旱情得以控制。史载，文翁带领民众“穿湔江，灌溉繁田一千七百顷”，是第一个扩大都江堰灌区的官员。兴修水利之后，蜀郡出现了“世平道治，民物阜康”的局面。

如果说治水是保证安定，是第一步，那么行教化是加强统治的需要，则是第二步。

话说当年文翁越剑门，过栈道，历尽千难万险到达蜀郡时，看到的是一幅夷狄之境、化外之民的景象。当时川蜀之民多卑俗，行为粗鲁，语言俗鄙，不懂礼仪，纷争不断，难以教化，文化普及程度明显低于中原，远未达到文化的“开明”。

在汉武帝初期，兴办教育并不是集权中央对地方官的考核指标。文翁遵循“先富后教”的儒家遗训，开始在蜀郡大兴教育，其主要思路是引入中原文化，并按照蜀人特有的思维方式使之接受文化的润泽。

文翁首先通过类似察举的程序，从属吏中选定十多名优秀学员，自己亲自担任教师，短时间内对他们进行突击性的强化训练；然后送往长安，让他们跟随博士学习儒家经典、律令等。为了减省费用，文翁专门买来蜀刀、蜀布等名特产品交给学员们转赠给博士，至于培训学习经费就是文大人的面子了。数年后，这批学员们学成归来，文大人进行了一番考核，根据各人学绩安排相应的官职，让这批精英在县及以上重要岗位上迅速成长起来，职务最高者做到了扬州刺史。

文大人在兴学的道路上不断探索。继培养了一批地方政治精英之后，文翁又精心谋划了一个更为详尽的人才培养计划。文翁决定创办中国第一个地方官办学校，以填补中央太学与私学之间的教育空白。

当时办学，朝廷没有任何特别经费的拨付，蜀郡的经费预算又很紧，文翁力排众议，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从蜀郡拨出专款后，其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垒起石屋，由于花费不大，大家称为“石室”，又称“文学精舍”，其亲自兼任首任校长。

“石室”的公共性、普及性、有效性都大大超过了私学，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一个里程碑。“石室”建立后，川蜀地区的人才库开始产生“聚集效应”。文翁启动了一系列的激励机制，如，学员均享受各方面的优惠；学绩优异者将委以要职；稍逊的也将视为察举人才；若干学员还被朝廷选入备用人才库。

文翁十分注重能力的培养，其每次出行巡视所辖郡县，都会让品学皆优的学员一同前往，让他们有机会“见习”并接触实际、处理事务、培养才干；还让他们沿途现身说法宣讲教育新政的好处。在文翁的极力推动下，“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开始深入蜀郡人心。

“石室”的学生规模迅速扩大，学生来源也从原来单一的官吏扩大到了社会各阶层。在文翁的延请下，一些颇负盛名的蜀郡文人才俊也到“石室”做老师，讲学传道。据史料记载，司马相如先生到“石室”讲学时，听课的学生竟有千人之多。川蜀文风由此而大盛，后世评价是“蜀地文风比于齐鲁”。

文翁在任上去世，蜀人立祠追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