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反国外制裁法》相关内容在网络平台上引起热议，认为这是加速解决台湾问题的明显信号。但是，这里存在两个明显误区需要澄清。
第1个误区是，很多人把国务院3月24日发布的《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的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混为一谈了。
其实，早在2021年6月10日，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就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并公布实施。这部法律从国家层面确立了反制外国非法制裁的法律框架，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
而此次备受大家关注的则是2025年3月24日，国务院公布并施行的《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的规定》，是在《反外国制裁法》基础上的进一步细化和落实。由于《反国外制裁法》主要由国务院落实，因此“实施规定”的出台，解决了落实《反国外制裁法》的最后1公里问题，使这部法律在实践中更具可操作性，能够更有效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第2个误区是，把《反国外制裁法》和“实施规定”出台的意义和作用，仅仅局限于解决台湾问题，这就把这两部法律和规定所具备的巨大历史意义和现实作用看小了、看偏了、看低了。
事实上，这两部法律和规定所承载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作用远不止于此，它们是中国维护自身权益、应对外部挑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举措。
一是用法律的形式“反制裁”，可以更有力地反击个别国家对中国的遏制和打压。长期以来，美国等国家出于其自身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考量，频繁对中国实施各种无端制裁。从贸易领域的关税壁垒，到科技领域的芯片禁令，他们的一系列举措严重破坏了国际贸易秩序，损害了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反外国制裁法》及其实施规定的出台，让中国在面对美国等国的制裁时有了更强大的法律武器。中国可以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对那些恶意制裁中国的国家、组织和个人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以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二是用法律的形式“反干涉”，可以更坚决地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某些西方国家和组织，出于政治操弄需要和意识形态偏见，频繁利用涉疆、涉藏、涉港、涉台、涉海、涉疫等各种议题和借口，对中国横加指责、抹黑、攻击。他们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对中国有关国家机关、组织和国家工作人员实施所谓“制裁”，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反外国制裁法》及其实施规定为中国坚决反击这种干涉行为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不可否认，解决台湾问题，是出台并实施《反外国制裁法》及其“实施规定”的重中之重。美国等外部势力不断在台湾问题上制造事端，妄图利用台湾问题遏制中国发展。《反外国制裁法》及其实施规定的出台，为中国反击外部势力对台湾问题的干涉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我们可以通过这两部法律规定，对那些支持“台独”分裂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的外部势力及其相关组织和个人实施精准制裁，切断“台独”势力与外部反华势力的勾连渠道，有力震慑“台独”分子，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三是用法律的形式“反制长臂管辖”，可以更积极地塑造有利于我的国际发展环境。美国长期以来将国内法运用到处理国际关系中，对中国企业搞“小院高墙”，发起贸易战、科技战、法律战，试图遏制中国的发展。《反外国制裁法》及其实施规定的出台，标志着中国在与美西方国家之间的大国竞争战略博弈中，正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塑造规则。中国通过法律手段，对美国的长臂管辖进行反制，能够更好地保护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合法权益，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四是用法规的形式“明确职责分工”，可以更迅速地形成合力应对严峻挑战。《反国外制裁法》第十条规定“国家设立反外国制裁工作协调机制，负责统筹协调相关工作。”“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协同配合和信息共享，按照各自职责和任务分工确定和实施有关反制措施。”
“实施规定”的第十条规定：“国务院外交、商务、发展改革、司法行政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和任务分工，负责承担反外国制裁工作协调机制相关工作。国务院有关部门加强对反制措施确定和实施的协同配合和信息共享。”
这一系列规定，明确了机关各部门的职责和分工，以及承担的法律责任。避免了政出多门，相互掣肘的问题，形成了反击外国制裁的强大合力。
总之，《反外国制裁法》及其实施规定的出台，是中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重要举措。它们的意义和作用远远超出了单纯解决台湾问题的范畴，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坚定捍卫自身权益、积极塑造国际规则、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体现。我们应全面、准确地认识这两部法律规定的价值和意义，充分发挥其在应对外部挑战、维护国家利益方面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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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4月1日写于沈阳【戎马视界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