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王阳明《卧马冢记》中所说“都宪怀来王公实”实际是“都宪怀来王公质”之误。但贵州方志文献对王质生平事迹却语焉不详，而王质籍贯所在地方志文献有较为详细的记载，结合《卧马冢记》，“都宪怀来王公质”的生平事迹如下：王质，字尚古（一作“上古”），明顺天府宣府镇怀来卫万全（今河北省张家口市）人。明成化七年（1471），中举人；成化二十年（1484）登进士。历任吏科给事中、都给事中、太仆寺少卿、督察院右佥都御史，正德元年（1506）五月任贵州巡抚都御史，兼理军务。正德三年（1508）春，王阳明初到龙场驿时，王质曾派人到龙场慰问阳明，但所差之人“挟势擅威”致使阳明受辱，后经提学副使毛科调解斡旋，王阳明与王质冰释前嫌。王阳明从王质仆人处听闻“卧马冢”故事，并受王质所托撰写《卧马冢记》。主政贵州期间曾条奏贵州乡试不宜远赴云南，被士林称赞。正德四年（1509）五月致仕之后，返回宣府镇，并于正德四年至正德五年（1510）参与宣府镇八蜡庙的重修事宜，并撰写《重修八蜡庙记》。《（嘉靖）宣府镇志》为王质作传时将王阳明《卧马冢记》全文抄录。

【关键词】王阳明；卧马冢记；龙场驿；

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号阳明子、阳明山人，浙江余姚人）的《卧马冢记》，从其内容来看，是受当时的“都宪怀来王公实”所托而作。王阳明在记文中说于正德三年（1508）“见公于巡抚台下”，但明嘉靖年间所修的《贵州通志》，并未见有名为“王实”的“都宪”（即都御史）。那么，王阳明《卧马冢记》中“都宪怀来王公实”到底是谁？他和王阳明有怎样的“交集”？

根据《阳明先生文录》以及《王文成公全书》的记载，《卧马冢记》此记的写作年代均系为“戊辰”，即明正德三年（1508）。为便于讨论，将该记全文录出如下：

（书影来自《王文成公全书》，郭朝宾刻于杭州。采薇阁2020年在广陵书社影印出版）

卧马冢在宣府城西北十馀里。有山隆然，来自苍茫，若涌若滀，若奔若伏，布为层裀，拥为覆釜，漫衍陂迤，环抱涵逈。中凝外完，内缺门若，合流泓洄，高岸屏塞，限以重河，敷为广野；桑干燕尾，远泛近挹。今都宪怀来王公实葬厥考大卿于是。方公之卜兆也，祷于大卿，然后出从事，屡如未迪。末乃来兹，顾瞻徘徊，必契神得，将归而加诸卜。爰视公马眷然跽卧，嚏嗅盘旋，缱绻嘶秣，若故以啓公之意者。公曰：“呜呼！其弗归卜，先公则既命于此矣。”就其地窆焉。厥土五色，厥石四周；融润煦淑，面势环拱。既葬，弗震弗崩，安靖妥谧。植树蓊蔚，庶草芬茂，禽鸟哺集，风气凝毓，产祥萃休，祉福骈降。乡人谓公孝感所致，相与名其封曰“卧马”，以志厥祥，从而歌之，士大夫之闻者，又从而和之。

正德戊辰，守仁谪贵阳。见公于巡抚台下，出，闻是于公之乡人。客有在坐者曰：“公其休服于无疆哉！昔在士行，牛眠协兆，峻陟三公。公兹实类于是。”守仁曰：“此非公意也。公其慎厥终，惟安亲是图，以庶几无憾焉耳已，岂以徼福于躬，利其嗣人也哉？虽然，仁人孝子，则天无弗比，无弗祐，匪自外得也。亲安而诚信竭，心斯安矣。心安则气和，和气致祥，其多受祉福以流衍于无尽，固理也哉！”他日见于公，以乡人之言问焉。公曰：“信。”以守仁之言正焉，公曰：“呜呼！是吾之心也。子知之，其遂志之，以训于我子孙，毋替我先公之德！”

从记文内容来看，“都宪怀来王公实”的职务、籍贯十分清楚，而卧马冢即“都宪怀来王公实”的父亲之墓所在地。“卧马冢”的故事，是王阳明在拜谒这位“都宪怀来王公实”时，听他的仆从老乡所讲，阳明再次谒见“王实”时提及这个故事，“王实”认为阳明的解读非常契合他的心意，于是便委托阳明作此记文“以训子孙”。“都宪”，是都御史的别称。明朝学者余庭璧（生卒年不详，事迹无考）《新刻事物异名》中介绍说“都御史，俗云都堂”，又可称之为“总宪、都宪、宪长、统法”。据《明史》的记载：“都御史职专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凡大臣奸邪、小人抅党、作威福乱政者，劾。凡百官猥茸贪冒坏官纪者，劾。凡学术不正、上书陈言变乱成宪、希进用者，劾。遇朝觐、考察，同吏部司贤否陟黜。大狱重囚会于外朝，偕刑部、大理谳平之。其奉敕内地，拊循外地，各专其敕行事。”但《贵州通志》对这位明朝正德初年的都御史的记载却未见有“王实”之名，令人费解。

明朝嘉靖年间纂修的《贵州通志》卷五《宦迹》“巡抚都御史”所列名单，只罗列了姓名和籍贯，并未写明具体任期的起止时间，其中王姓都御史是：“王询，公安人；王俭，铜梁人；王轼，公安人；王质，宣府人；王学益，安福人。”万历年间纂修的《贵州通志》卷二《宦迹》“巡抚都御史”条记载：“王质，宣府人，正德元年任。邵宝，无锡人，未任。魏英，慈溪人，正德六年任。”正德元年（1506）至正德六年（1511）之间，贵州的“巡抚都御史”只有王质一人。据明朝万历年间郭子章（1543—1618，字相奎，号熙圃，又号青螺，江西泰和人）纂修的《黔记》，对王质的记载较嘉志、万志又增加了一些信息：“王质，上古，万全人，由光录卿升右佥都任。”贵州的这三个重要的地方文献都说明王阳明《卧马冢记》中的“王实”应是“王质”之误，这也可能是束景南先生在《王阳明年谱长编》中“正德三年六月”条下直接写作“巡抚王质”而未作任何说明的原因。但一个地方的方志文献，一般都是后代抄写前代并添加后事纂修而成，只是就贵州方志文献就断定“王实”就是“王质”之误，还不足以使人信服，还需要明代其他文献的记载作为支撑。

笔者爬梳历史文献，找到不少资料，具体如下：

王质于正德元年（1506）五月升任都御史，巡抚贵州，正德四年（1509）五月致仕。《明武宗实录》卷十三“正德元年”记载：五月十八日，“升光禄寺卿王质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贵州地方，兼理军务。”贵州巡抚一职于正德二年被撤销，直到正德五年才又重新设置。据《明史》记载：“巡抚贵州兼督理湖北、川东等处地方提督军务一员。正统十四年以苗乱置总督，镇守贵州、湖北、川东等处。景泰元年另设贵州巡抚，成化八年罢。十一年复设。正德二年又罢。五年又复设。”王质于正德四年上疏请求致仕，获得批准。《明武宗实录》卷五十“正德四年”记载，五月初一日，“原任巡抚贵州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王质以考察自陈乞致仕，许之”。

嘉靖、万历《贵州通志》称王质为“宣府人”，宣府是指宣府镇。宣府镇方志对王质有明确记载，并抄录了王阳明的《卧马冢记》。《（嘉靖）宣府镇志》的《祠祀考·附古塚遗迹》记载：“文官有都御史王质、熊伟墓。”“惟镇城西王都御史卧马冢其异可记焉。正德戊辰，阳明王守仁记曰……”。该志《忠义传》还有王质传记：“王质者，字尚古，怀来卫籍万全都司学生。辛卯，应顺天府乡试，中式举人……升贵州巡抚，在任又多善政。”从两处记载来看，王质是宣府镇怀来卫人，这就解释了嘉靖、万历《贵州通志》与万历《黔记》所记王质籍贯的差异。

另外，在《（道光）贵阳府志》为贵州提学副使毛科（生卒年不详，字应奎，余姚人）所作传记中，也明确记载为“巡抚王质”：“时王守仁谪龙场驿丞。巡抚王质遣人至龙场陵侮守仁，为夷人所困，使人反诉之质，质怒，守仁弗谢。科与守仁同乡，乃贻书劝之。”“科卒为守仁调护，质虽衔之，终不深怨。”

在《（光绪）怀来县志》中对王质在贵州的事迹也略有提及：“王质，怀来卫人……以都御史巡抚贵州，条奏乡试不宜远赴云南，士林德之。”

以上文献材料对“王质”的相关记载完全吻合，并可以作为“王质”误为“王实”的确凿证据，即王阳明《卧马冢记》中的“都宪怀来王公实”，实际应是“都宪怀来王公质”。之所以出现这种错误，应是二字的繁体字形较为相近所致。

宣府即宣府镇，是明代初年设置的九大边镇之一，其主要功能是镇守边疆和拱卫京师。据明魏焕（生卒年不详，字原德，湖南长沙人，嘉靖八年即1529年进士）《皇明九边考》记载：“宣府，古冀州之域，秦为上谷郡，汉以下或为县或为州，五代石晋时入金辽为宣德宣化州，元改名宣宁，寻为宣德府，沦没于夷狄异域者，盖四百余年。我太祖高皇帝驱胡元而一天下，尽徙其民于关内，号其地为宣府，置万全都司。”“宣府山川纠纷，地险而狭，分屯建将倍于他镇，是以气势完固号称易守，然去京师不四百里，锁钥所寄，要害可知。”[12]宣府镇，今属河北省张家口市。

关于王质，贵州文献对他的生平事迹语焉不详，《（嘉靖）宣府镇志》记载较为详细，具体如下：

王质者，字尚古，怀来卫籍万全都司学生。辛卯，应顺天府乡试，中式举人。是年，登进士。初授吏科给事中，陞都给事中、太仆寺少卿、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自幼忠诚励志，淹贯经史。为御史时，直言无顾忌。其言：‘经史诸子百家非无观，皆足为治，但圣言幽远，末学支离，譬如山海之崇深，难以一二。然聚古今之精英，实治乱之龟鉴。臣欲取有关治乱之书，稍加校正缮进，为陛下置之坐隅，反复熟读，必能发圣性之高明，成治功于岁月。臣不胜区区之恳切之至言。’上嘉其忠言，应格优奖，陞贵州巡抚。在任又多善政。殁后，民感其德，建祠以祀之。”

从这个记载来看，王质是进士出身，因博学忠诚敢于直言而被重用。他中举人的时间是辛卯，即成化七年（1471）。又说“是年，登进士”，此处语意不明，不可能同一年既中举人又中进士。

据俞宪（1506—1577，字汝成，江苏无锡人）辑订的《皇明进士登科考》记载，王质为成化二十年（1484）三甲第十六名进士：“王质，万全都司怀来卫籍，山东济宁州人。”《（光绪）怀来县志》也有记载：“王质，怀来卫籍，万全都司学，中成化甲辰科李旻榜，历任右都御史，巡抚贵州，祀乡贤。”成化甲辰即成化二十年，所谓“李旻榜”，这一年的状元是李旻（1450？—1509，字子阳，号东崖，钱塘人）。李旻曾参与纂修《明宪宗实录》《明孝宗实录》，官至南京吏部右侍郎。

正德四年（1509）五月，王质从贵州巡抚都御史的任上致仕之后就回到了他的家乡宣府，并参与了家乡的八蜡庙重修工作，并为之撰写记文。郭维诚修、王告士等纂的《宣化新县志》载有王质《重修八蜡庙记》一文，不见于贵州方志文献，兹录全文，并句读如下：

稽古蜡祭肇伊耆氏，其见于《周礼》“以副辜祭，四方百物”，为地示之祭。《郊特牲》曰：“四方年不顺成，八蜡不通。”又曰“蜡祭主先啬”，以“岁十有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即其事也，其掌于党正，“国索鬼神而祭祀，则以礼属民，饮酒于序，以正齿位”。释者谓：“国命祀也，蜡而饮，所以休老劳农，申之以孝悌之义，蜡礼亦大矣乎！”

故自姚虞以后，称秩不废。夏后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复为蜡。秦汉俱称腊。其神：先啬一也，司啬二也，先农三也，邮表啜四也，猫虎五也，防六也，水庸七也，昆虫八也。祭必岁终，或以寅以腊；服则素服黄冠；乐则土鼓、篑桴。迄今海内诸司咸致重其祭，而以礼教民，如周党正所掌，或未必然。

宣府庙制，出南关东门外约二百余武，蕞尔一区，区止二三舍，芜秽失治，不知越几稔矣。正德己巳，会遇盛暑，蝗作，稼穑辛疡，南亩濯濯，我边人厄之，莫不悒蟊贼、怀郁陶，朝吟夕咨，声闻于道。镇守太监陈公不忍地方遘艰，绎谋于偕事诸君子，以弭灾。举神莫先于蜡。今之庙制，尚何以安辑神明而回穰于岁？即商物土，量事期，计徒庸，虑材用，以令役于行伍，据旧更新，是谋是度。中为堂三楹，翼为厢者倍之，后复构数室，正则延宾之所，旁则炊者所归。崇墉以限外，严扃以蔽内。（途）[涂]丹绘紫，亢陛广庭，升降便于周旋，牲糦优于奠置，祈报告虔有其地矣。且其位次轩爽，制作杰出，虽非大费大役者比，而一镇胜状所萃，亦甚快于人心。

观其北接东望南莅，燕然其中，潺湲而不息者，洋河也。数峰敛秀，一碧呈奇，鸟韵林声，频频丝竹，山花野卉，在在苾芬，及夫红日方升，百壑趋伛，不殊乎凤集高冈，鲸吞陆海。时乎演武，则云锦千群，貔貅万队，骏奔定于户外，或有时而结聚者，又若恭听命于指挥，将匹勒于燕然也。于是乎，游者往焉，饯者往焉，负戴而憩息者往焉，暑而风、寒而暄者往焉，迓诏旨而候显宦者，亦于是焉以集，则坐者忘归，饮者忘醉，心畅神怡，而尘虑为之顿释者，亦于是焉。轮蹄旁午，风景蔚然。

吾人契止，宁不乐乎！敬鬼神，召康年，乐吾人之乐，又诸君子之余事也。谓蜡为仁之至义之尽，夫岂多让？

工始于己巳七月之秋，终庚午六月之夏，欲坚珉而传远者，陈也；乐而书此者，长眉翁也。

文中所言“己巳七月”，即正德四年（1509）七月；“庚午六月”，即正德五年（1510）六月。王质于正德四年五月致仕，七月就回到家乡参与重修八蜡庙。相关事宜。

根据以上材料可知，王质，字上古，明顺天府宣府镇怀来卫万全（今河北省张家口市）人。明成化七年（1471），中举人；成化二十年（1484）登进士。历任吏科给事中、都给事中、太仆寺少卿、督察院右佥都御史，正德元年（1506）五月任贵州巡抚都御史，兼理军务。主政期间曾条奏贵州乡试不宜远赴云南，被士林称赞。与龙场驿丞王守仁有一定交往，并委托王守仁撰写《卧马冢记》。正德四年（1509）五月致仕。返乡后，在镇守太监陈某的倡议下，重修宣府的八蜡庙，并作《重修八蜡庙记》。去世后，葬于宣府城（今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有宣化古城）西北十余里的卧马冢。

正德三年（1508）春，阳明先生刚到龙场不久便遭受来自“太府”的仆从的侮慢，太府仆从让阳明行“跪拜之礼”，王阳明认为这明显是“挟势擅威”，仗势欺人。太府仆从的傲慢与跋扈也引发了阳明身边人的不满，引发了斗殴。此事一般称为“阳明龙场受辱”。太府仆从被殴打欺凌，自然回去找太府“告状”，搬弄是非，说王阳明目中无人傲视“太府”，致使“太府”震怒，事态恶化。作为王阳明的老乡的贵州提学副使毛科从中周旋调解，但阳明坚持认为自己无罪，更没有登门谢罪的必要，写信说明事情原委，并为自己辨白。王阳明在《答毛宪副》中说：

昨承遣人喻以祸福利害，且令勉赴太府请谢，此非道谊深情，决不至此，感激之至，言无所容！但差人至龙场陵侮，此自差人挟势擅威，非太府使之也。龙场诸夷与之争斗，此自诸夷愤恨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则太府固未尝辱某，某亦未尝傲太府，何所得罪而遽请谢乎？跪拜之礼，亦小官常分，不足以为辱，然亦不当无故而行之。不当行而行，与当行而不行，其爲取辱一也。废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礼义而已，又弃此而不守，祸莫大焉！

这件事情，阳明本来说得十分明白，但在门生钱德洪（1496—1575，名宽，字德洪，又字洪甫，号绪山，浙江余姚人）、黄绾（1480—1554，字宗贤，号石龙，又号久庵山人，浙江台州人）为他撰写的《年谱》、《行状》中却将“太府”称作是“思州守”。据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记载：“思州守遣人至驿侮先生，诸夷不平，共殴辱之。守大怒，言诸当道。毛宪副科令先生请谢，且谕以祸福。先生致书复之，守惭服。”黄绾撰写的《阳明先生行状》亦提及此事，与《年谱》所载略有不同，具体如下：“时思州守遣人至龙场，稍侮慢公，诸役夫咸愤惋，辄相与殴辱之。守大怒，曰宪副毛公科，令公请谢，且喻以祸福。公致书于守，遂释然，愈敬重公。”《年谱》和《行状》都将侮慢阳明的“主谋”指向了“思州守”，但从王阳明给毛科的回信来看，明明是“太府”所派的仆从仗势欺人所造成的误会。

阳明龙场受辱一事，阳明在信中并未言明“太府”是谁，钱德洪、黄绾也仅称为“思州守”，说得也不明白。在《（道光）贵阳府志》为毛科所写的传记中，已经指明是时任贵州巡抚王质派人到龙场的：“时王守仁谪龙场驿丞。巡抚王质遣人至龙场陵侮守仁，为夷人所困，使人反诉之质，质怒，守仁弗谢。（毛）科与守仁同乡，乃贻书劝之。”“科卒为守仁调护，质虽衔之，终不深怨。”

有学者认为王质“断不可能”派人到龙场凌辱阳明，而应是正德初年“思州守”李概（生卒年不详，江西丰城人）因事差人往贵阳经过龙场驿时对阳明的侮慢之举，并举阳明《试诸生有作》一诗中的“菁莪见辱真惭我”句作为旁证[7]488-490。言之凿凿，几为确论。

笔者认为，《贵阳府志》所载当为可信，阳明信中所称“太府”应是指时任贵州巡抚都御史的王质。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相较于《年谱》和《行状》，应以阳明所言“太府”为信史。“思州守”即“思州知府”，“知府”可称为“太守”，但并不能称为“太府”。如《送骆蕴良潮州太守序》《送绍兴佟太守序》等序文中的所谓“太守”均是知府之义。阳明称“太府”，只在给毛科的书信中提到过。阳明所言“太府”应即是“大府”，“大府”之称，在明清时期是指巡抚、总督。阳明所谓“大府”即指贵州巡抚都御史王质。王质集贵州军政纪大权于一身，其仆从“挟势擅威”狐假虎威的可能性远大于知府的仆从。

其次，思州府往贵阳，并不经过龙场驿，思州知府李概与王阳明也无恩怨。思州府，治所在今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岑巩县境内，在今贵阳市东北，直线距离约220公里，按交通要道行程接近300公里。据《一统路程图记》卷一载：从思州府西南的清浪卫出发，“九十里至镇远府，七十里至偏桥卫，六十里至兴隆卫，六十里至清平卫，六十里至平越卫，七十里至新添卫，六十里至龙里卫，五十里至贵州布政司。”而龙场驿在今贵阳市贵阳市区北偏西的修文县境内，修文阳明洞距离贵阳市中心的甲秀楼的直线距离约32公里。从思州府到龙场驿，要先经过贵阳。也就是说，并不存在所谓“顺路”的情况，即若要去龙场驿，需要“专程”前往。“思州守”李概正德初年为思州知府，据万历《黔记》记载：“李概，丰城人。正德初知思州。存心莅政，惟务安民，时有枯榴复荣之异。祀名宦。”李因触犯刘瑾（1451—1510）而谪官。据《丰城县志》记载：“李概，字克节，以任子领乡荐授内台司务尝应诏，上畏天命、重名器、慎刑赏、练军实、节财用五疏，切中时弊。都御史荐升刑部员外，逆瑾煽虐诸司多承旨，概嶻然，多所平反，迁南京刑部郎中，江口市民倚内戚，逼取客货，概诘问如律，商贾称便。出知思州时，土兵以征调扰民，概与约法，凡擅入民舍者，许把隘军斩首申报复以黄纸为旗，布山上望之，如大军列阵行肃然岁荐饥多方赈恤，民病疫，户给以药全活甚众，疏乞终养，归，足不履公府，寿九十二，进阶亚中大夫。”李概谪官之事在《贵州通志·宦迹志》也有记载：李概“以忤逆瑾出守，裁祛供应，禁止淫祀，崇教育，遗施药疗疫，制险厄苗，发谷救歉，行清政伟，材爱犹存。”可见，李概以忤逆宦官刘瑾而降职谪迁思州府，与王阳明谪官的遭遇相同。二人都是从京师谪迁到贵州，远道而来，理应惺惺相惜才对。若说李概派人去慰问王阳明还比较符合情理，若说派人去凌辱他，较为费解。假设李概确实派人去慰问阳明，但所派之人比较骄横，所以有凌辱阳明之举。不过，这种假设其实也很难成立，往返近千里，需耗时十数日，必定择一忠诚可靠之人前往，应不会有侮慢之举。即便二人交情不浅，修书一封即可表达“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情感，或者王阳明赴任龙场驿的途中经过思州府时，茶叙几日即可。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李概并不是跋扈专横之人，又是因触犯刘瑾而谪官贵州，与阳明并无恩怨，无须大费周折千里来辱。

最后，阳明诗句“菁莪见辱真惭我”并非指龙场被辱之事，而是阳明受聘主教文明书院的自谦之词。贵州提学副使席书（1461—1527，字文同，号元山，四川遂宁人）邀请王阳明到贵阳文明书院执教，并举行考试择优录取。阳明赋诗，题为《试诸生有作》：“醉后相看眼倍明，绝怜诗骨逼人清。菁莪见辱真惭我，胶漆常存底用盟。沧海浮云悲绝域，碧山秋月动新情。忧时谩作中宵坐，共听萧萧落木声。”“菁莪”典出《诗·小雅·菁菁者莪》，《毛诗序》：“菁菁者莪，乐育材也。君子长育人材，则天下喜乐之矣。”可以看出，所谓“菁莪见辱”是指席书聘他执教文明书院一事，是阳明自认为“学问空疏”担心“贻笑大方”的自谦之词。在席书之前，提学副使毛科就已经力邀阳明到书院担任教职，王阳明委婉拒绝。这在他的题为《答毛拙庵见招书院》已经表明，他写道：“野夫病卧成疏懒，书卷长抛旧学荒。岂有威仪堪法象？实惭文檄过称扬。移居正拟投医肆，虚席仍烦避讲堂。范我定应无所获，空令多士笑王良。”毛科于正德四年四月，“致其仕而归”，在他的任内，王阳明并未担任教职。毛科的继任者席书继续力邀阳明担任教职，阳明同意担任教职，并派两个学生专门给席书送了一封信，席书在回信中表达了欣喜之情：“二生来过，承高明不以书不可与言，手赐翰教，亹亹千余言，山城得此，不觉心目开霁，洒然一快。且又不以书为不可与居，许过省城，勉就愚恳。闻之踊抃，莫知所为。”席书在回信中又说：“昨据二生云，执事将以即月二十三日，强就贵城。窃谓时近圣诞，倘一入城，闭门不出，于礼不可；步趋于群众之中，于势不能。且书欲于二十六七小试诸生毕，择可与进者十余人，以侍起居。可烦再踰旬日，候书遣人至彼，然后命驾，何如？草遽多言，不及删次，惟情察。不宣。是月二十一日，书再拜。”可见阳明本计划于八月二十三日前往贵阳，席书在信中说“圣诞节”（即农历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诞辰日）临近，可能多有不便。席书还计划对学生进行测试，拣选优秀者请阳明教授。王阳明到文明书院的具体日期应该在八月二十三到九月初十日之间，“菁莪见辱真惭我”的诗句，正是在测试各位生员时所作。“碧山秋月”，正是贵阳八月底九月初的情景。至于阳明为什么没有接受毛科的邀请，而接受新上任的席书的邀请，个中原因不得而知。笔者猜测，阳明可能知道毛科即将“致仕”，若接受邀请而与继任者志不同道不合，就会半途而废，不若等到继任者到任后再做考虑，继任者席书到任后，王阳明才接受了邀聘。

钱德洪、黄绾为位高者讳、为师尊者讳而曲笔为之，将巡抚都御史写作“思州守”，亦未可知。

综上，王阳明《卧马冢记》中的“都宪怀来王公”即是正德元年五月巡抚贵州的都御史王质。阳明龙场受辱，是王质所派仆从仗势欺人造成的误会。后来王阳明与王质冰释前嫌，并有一定交往。王阳明听王质的仆从讲“卧马冢”的故事，受王质嘱托，撰写了《卧马冢记》。王质于正德四年五月致仕返乡，去世之后也葬于卧马冢。

来源：《贵州文史丛刊》2021年第1期。本转载仅供学术交流之用，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有侵权，敬请联系，万分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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