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器与玉器不同：玉器从它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是属于统治者的，就是“贵人”身上的物件；而陶器和瓷器都起于“草根”，从来都是所有阶层都可以使用和拥有的。因此，玉器的制作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由政府垄断的，而瓷器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民间生产的，所以“民窑”才是瓷器的发展基础。

但是，任何各阶层都可以使用的器物，最终都一定会发展出一部分专供统治阶层使用的最高级品类。在瓷器里，也就有了“官窑器”这一代表各个时期最高水平的种类。或者说，实际上应该是先有了“官窑”这个说法，才有了“民窑”这个概念。在此之前，瓷窑就是瓷窑，没什么“官”、“民”之分，只不过哪个瓷窑的水平高，它的一部分产品就会专供宫廷使用而已，也就是“贡瓷”。

定窑白瓷曾经是宫廷贡瓷

说起来，中国瓷器的“官窑”之路与政治史的发展轨迹完全合拍，都是循着强化君权的道路行进的。中国古代的君权实际是从宋代开始加重的，以皇帝架空三省六部和广授使职为表现，而“官窑”概念的正式出现也正是在宋代。

宋代以前，瓷器供应宫廷使用的方式是“贡瓷”，也就是各地的知名瓷窑生产出的最高级瓷器贡给宫廷使用。当然这种“贡”，对于瓷窑来说并不一定意味着经济负担，因为它更多地像是一种“买卖”，这些“贡瓷”还是有地方政府埋单的。因此，“贡瓷”实际属于一种官方的专项采购。而生产“贡瓷”的瓷窑，在完成了“贡瓷”的生产任务外，它自己的生产经营并不受影响，所生产的非“贡瓷”可以任意出售。

所以，“贡瓷”并不是作为一种真正的经济制度存在。也因此，我们在宋以前正史的《食货志》中，也就见不到相关的制度记载。在史料中最多见到“贡瓷”记录的往往是地理书，如《新唐书》和《宋史》里的《地理志》，还有如《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等唐、宋地理专著。在其中，“贡瓷”事件是作为某一地特产高质量瓷器的证据存在的，这就说明“贡瓷”不是制度而是事件。

宋代加强君权，“贡瓷”模式就开始被另两种制度性的模式取代。首先出现的是“制样须索”模式，这属于官方出样定制的一种定向采购。它由宫廷提供“样式”，承做的瓷窑在地方政府的监督下，严格按照“官样”生产，产成品完全销售给宫廷不能流入民间。宋·庄绰《鸡肋编》记载：

“处州龙泉县……宣和中，禁庭制样须索，益加工巧。”

一方面，宫廷已经介入了产品设计，也就是有了宫廷专用器物的性质；另一方面，已经由地方政府介入了对生产的监控。说明这种模式已经有了后世“官窑”的特征萌芽，而在宋代各窑口遗址的考古发现中，也发现了很多底部有“官”字铭文或“官样”铭文的瓷器标本，就是这种模式的遗迹（当然，“官”字款并不限于宋代，五代甚至唐代便已出现）。

首都博物馆藏北宋定窑刻莲瓣纹“官”字款盖罐

随着加强君权的顺利进行，“官窑”终于登场了。宋·叶寘《坦斋笔衡》：

宣（和）、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釉色莹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亦曰“官窑”比旧窑大不矣！余如乌泥窑、余姚窑、续窑，皆非官窑比。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

从宋徽宗开始，皇帝终于直接把自家用瓷的生产在制度上“垄断”和“独尊”起来，“官窑”诞生了。这种“官窑”的基本特征是：

（一）瓷窑由宫廷直接设立；

（二）瓷器生产由宫廷直接控制、管理；

（三）产品完全由宫廷掌握、处理，一般不会流入外间。

当然。北宋官窑是否存在？如果存在，是不是在汴京？如果不在汴京，它到底在哪里？这些都还是学术界争论的话题，几十年来尚未有定论。但南宋的修内司官窑和郊坛下官窑已经是被考古发掘所证明了的，因此，“官窑”起于宋是毫无疑问的。

浙江博物馆藏南宋官窑梅瓶

“官窑”制度的成熟期是明、清两代，因为清几乎是全盘继承了明的各种制度，因此，明是“官窑”制度成熟的关键，这种成熟的标志就是景德镇御器厂。

明太祖为第三帝国进行的几项根本性顶层设计，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取消相权而把君权加重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与之相对应的，发源于宋的“官窑”制度就进一步发展，成为了“御器厂”（清代也称“御窑厂”）制度。

御窑厂

由“官”转“御”，这一字之差就深刻体现出了君权的至尊，“官”所代表的国家、朝廷、官僚体系，已经被“御”所代表的皇权踩在脚下。最高等级的瓷器直接称为“御器”而非“官器”，皇帝已经赤裸裸地把自家置于整个国家之上，中国古代之“家天下”达到了它的最高峰。

《明会典·工部》“窑冶·陶器”条：

洪武二十六年定，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定夺样制，计算人工物料。如果数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窑兴工。如数少，行移饶、处等府烧造。

可以看到，明太祖时期宫廷用瓷的生产方式还是“官窑”和“制样须索”并用的：如果需要耗费的成本多，就直接在京城（此时是南京）置窑生产，这无疑是宋代“官窑”制度；如果少，就“定夺样制”，然后发派到龙泉和景德镇的瓷窑去定制，这很明显是“制样须索”。

《明史·地理志》“浮梁县”条：

（县）西南有景德镇，宣德初，置御器厂于此。

此时，明朝的京师已经迁到北京，北京周边历来是不适合进行瓷器生产的，而且路途遥远，再把南方的工匠召进京建“官窑”，无疑是不合理也不现实的。于是，延用了明、清两代的“御器（窑）厂”制度就诞生了。在这个制度下，官窑”不再设在皇帝眼皮底下，而是在传统的瓷器产地设立。但皇帝必须亲自监控供御瓷器的生产，因此，虽然在窑址上采用了“制样须索”的模式设于产地，在管理上则采用了“官窑”的模式，就是由皇帝派出自己的代表直接监督生产。

《明史·食货志》：

宣宗始遣中官张善之饶州，烧造奉先殿几筵龙凤文白瓷器。

这是皇帝派往新版“官窑”监督御用瓷器烧造的开端，张善也就成了未来大名鼎鼎的景德镇御窑厂督窑官年希尧、唐英们的开山门前辈。中国古代瓷器史上后五百余年的辉煌，就在这新版“官窑”的基础上奠定。

上海博物馆藏明宣德景德镇青花人物纹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