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晚春时节，年过古稀的贺子珍却无缘再欣赏一回上海的明媚春色，因为她又住院了。

先是体温不断升高，接着高烧不退、开始便血，身体的异样让贺子珍的精神一日不如一日。

直至4月中旬，她已然病弱到无法开口讲话，只能呼吸急促地看着赶来探望她的家人，轻轻扯动唇角，仿佛用尽全身力气展露微笑，安抚他们一般。

数日后，贺子珍的高烧渐退，神智慢慢清楚。

某天，她躺在床上问亲人：“你们是不是担心我不行了，就都来看我啦？”

话落，贺子珍笑笑，让护士拿些好吃的给外孙女，所有人皆暂时放下心，以为她的病情有所好转。

可谁知，不过短短几个小时，贺子珍的体温再次迅速升高，病情又加重了，人亦陷入昏迷。

次日下午，饱经风霜的她于睡梦中与世长辞。

贺子珍去世的消息传出，上海政府十分为难，不知该如何安排她的后事，该怎么安葬她的骨灰。

幸而，在他们把贺子珍的丧讯上传中央后，邓小平亲自作出指示：“中央的领导都要向贺子珍送花圈，贺子珍的骨灰就放在一室。”

所谓“一室”，即是八宝山革命公墓中专门陈列中央领导人骨灰的房间，邓小平一句话，就为贺子珍的葬礼规格定下调子。

同年4月底，贺子珍遗体告别仪式在上海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全国部分地区党政机关全部送来花圈。

同日下午，中央特派专机接送贺子珍骨灰至北京，如邓小平所言，安放在八宝山公墓。

贺子珍走了，但贺子珍昔年曾为中国革命所做出的贡献，她的传奇却将永远于世间流传，她的名字将会在中国革命历史丰碑上占据一个不朽的位置。

贺子珍生于1909年，原本名叫桂圆，她的父亲贺焕文是江西永新一位乡绅。

18岁那年，贺子珍随江西永新暴动队伍登上井冈山，并在当年同34岁的毛主席邂逅。

关于两人的相识，一直有不同的说法：其一说贺子珍与毛主席相遇于某次会议，会后二人不仅闲谈很长时间，而且共进了晚餐。

几天后，贺子珍又来到主席身边，帮他处理工作。

次日一早，主席即向同志们宣布了他和贺子珍的恋爱关系。

其二则是毛主席到袁文才家中拜访时，袁文才为主席引荐贺子珍兄妹，并介绍贺子珍为“永新县委委员”，毛主席连声表示“看不出”，又问贺子珍姓名，回道：“哦，原是祝贺的‘贺’，善自珍重的‘子珍’呀！”

事后，贺子珍兄妹同袁文才一起回到茅坪，住到袁文才家中。

那个时候，毛主席常常喜欢找人外出谈话或独自到河边散步，每回皆要从袁文才家门口路过，而疟疾初愈的贺子珍则时常坐在门口晒太阳，久而久之，两人便熟悉起来。

等贺子珍到九陇山工作后，她和毛主席的关系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越来越亲密。

贺子珍佩服毛主席的才智与学识，毛主席则欣赏贺子珍的坚强和坚韧，两人之间产生爱情，终于1928年正式确认关系。

不久，贺子珍作为女红军战士，追随毛主席踏上长征路途，吃尽一番苦头。

正如贺子珍外孙女孔冬梅所言，那是中共革命最艰难的10年，也是毛主席一生经历最艰难的10年，贺子珍的生死陪伴从很大程度上慰藉了毛主席。

很多年后，毛主席颇是感慨地告诉女儿李敏，贺子珍是对他最好的一个女人。

但很可惜，他和贺子珍还是未能携手走到最后。

1937年，因身体病痛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贺子珍在与毛主席大吵一架后，不顾丈夫阻拦，执意离开延安，远赴苏联治病、学习。

那时的她，并未想到，自己这一走，就彻底“走出”了毛主席的“世界”。

此后余生，她再没有资格和立场陪伴在她心心念念的丈夫身边，甚至自离开丈夫起，便只和他见了一面。

没有人知道，在漫长的独孤岁月中，贺子珍是否曾为当初的任性而悔恨。

可就算她再如何后悔，错事已然犯下，她再没有了回头弥补的机会。

1959年7月，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忽然听到丈夫对她说：“水静，你立刻去收拾一下，下午就回南昌。”

水静一头雾水，不解地问为什么这么着急？杨尚奎回答：“主席交代，让你和朱旦华一起接一下贺子珍同志，主席要见她。”

水静一惊，继而按捺住心头欢喜，认真聆听丈夫的安排。

当天下午，她和朱旦华下山去往那场。路上，二人简单商议，为避免身体不好的贺子珍过于激动，他们决定不向贺子珍袒露此行真正目的。

等到了贺子珍家，水静以一种正式传达命令的口气告诉贺子珍，因那年南昌气温过高，所以省委请贺子珍至庐山避暑。

贺子珍果然没有多想，高兴地接受她们的安排，于次日下午跟着水静二人上了庐山。

贺子珍来了的消息很快被毛主席得知，主席主动联系水静，问她“贺子珍的情况如何？”

水静回答“一切都好”。

主席像是放下心来，交代水静等待他的安排。

同一天晚上，水静再次收到主席的指示，陪同贺子珍乘坐丈夫杨尚奎的车，悄悄来到主席居住的别墅中，与毛主席见了一面。

无人知晓阔别数十年未见的夫妇二人究竟在短暂的1个半小时里聊了什么。

我们只能在曾志后来的回忆录里窥见几分“真相”：曾志事后问毛主席，久别重逢的感受如何？

主席叹息一声，回答“大失所望”。

主席告诉曾志，贺子珍的精神依旧不太正常，若非他“骗”贺子珍，明天二人还会再见，恐怕贺子珍也不会那般平静离开。

可毛主席没有想到，一直挂念主席的贺子珍的确将他的话当真，辗转反侧一整夜，却还是没能等到再见主席的机会。

他更没有料到，他和贺子珍的这一面，竟是二人此生最后一面。

之后人海茫茫，相隔两地的二人只能靠女儿来得知彼此近况的只言片语。

1976年9月中秋，那一天正是贺子珍的生辰，她的女儿李敏接到父亲病重的消息，急忙赶到中南海，见了主席最后一面。

早就说不出话的主席躺在床上，用尽全身力气将左手拇指和食指扣成一个圈，展示给李敏看。

李敏不明其意，以为主席是在问她的丈夫孔令华。

直到主席去世后，某次李敏与朋友说起这件事，在朋友的提示下，才恍然察觉，原来“圆圈”代表她母亲的名字“桂圆”，主席是在用这个方式告诉女儿，他放心不下贺子珍啊！

而贺子珍则同样在用余生怀念着主席。

主席去世的消息通过电视媒体传至国内国外，贺子珍经受巨大精神打击，整日整夜呆坐在电视机前，一刻不停地观看着北京群众悼念主席的每一个镜头画面。

并向女儿提出一个要求：她要去北京看看。

孔冬梅说，站在旁观者的角度，能感受到北京之于贺子珍，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她不顾病弱身体，坚持要到北京，是因为她在坚持一个老党员、老战士的权利，在坚持一个妻子和一个母亲的权利。

虽然主席已经不在，可贺子珍依然想去主席昔年生活、工作的地方看看，那对贺子珍而言，是她和主席之间超过物质层次的精神联系，哪怕见不到故人，她仍旧会感到无比满足。

对于母亲的心思，李敏非常清楚和理解，于是她想尽各种方法，终于1979年达成了贺子珍的心愿。

那年9月3日，中央特派专机接贺子珍来到北京，曾志等在机场，代表中央部门欢迎贺子珍的到来。

随后，李敏等人不断叮嘱贺子珍，一定不能在毛主席纪念堂发出太大响动，不能大声哭，要听从组织安排。

一生遵守纪律的贺子珍点点头，表示同意。

几天后，贺子珍在李敏等人陪同下，坐上前往天安门的汽车。

他们驶过长安街，来到毛主席纪念堂北门停下。贺子珍一直用可以活动的右手，紧握一条白手绢。

至北大门，李敏夫妇代坐在轮椅上的贺子珍向毛主席坐像敬献一个心形花圈。

花圈的选择和缎带的文字全部经过贺子珍首肯，代表她对丈夫几十年的思念和追忆。

礼毕，李敏便推着母亲慢慢步入纪念堂，将她送到瞻仰厅。

升降机缓缓托起水晶棺，贺子珍的眼角渐渐湿润，可她如她承诺那般，全程未曾哭泣半声。

她咬着白手绢，目不转睛地看着主席，似乎在心底默默向他倾诉自己炙热的情感，时间仿佛亦在此刻停止了流动。

不知多久后，李敏抹掉眼泪，悄悄推动母亲的轮椅，带她离开了纪念堂。

贺子珍坐入车中，与李敏不约而同望向窗外，泪水又一次滑落她们的脸颊。

这是贺子珍第一次来北京，她不知道往后余生是否还有这样的机会，她不想挪开视线，她想把眼前的一切全部刻入回忆。

她看着，看着她一辈子都在守望的地方，看着高高耸立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看着她最牵挂的人，久久没有回神儿。

1984年4月中旬，正在家中辅导孩子们作业的孔令华突然接到一通紧急来电。

上海相关部门告知孔令华：贺子珍病重，工作人员已为孔令华及李敏购买前往上海的飞机票，请李敏全家立刻动身赶往上海。

那个时候，李敏同样正在病中，可她听说母亲的情况，当即收拾行李，不顾虚弱身体，迅速跑向机场。

飞机很快起飞，坐在座位上的李敏由于担心母亲，呼吸不禁急促起来，胸口剧烈跳动，她面色苍白捂住心脏，竭力让自己恢复镇定。

孔令华拿出药物喂给李敏，孔冬梅抓住妈妈的手，安慰她：“您放心，姥姥肯定会好起来的。”

等她们赶到医院，贺子珍早已说不出话来，只能用浑浊的双眼不住盯着她们看，颤巍巍的手指轻轻抖动，仿佛想要抓住女儿。

李敏凑到贺子珍耳边，轻声唤了句“妈妈”，贺子珍努力睁大双眼，扯了扯唇角。

李敏眼眶瞬间红润，又对贺子珍道：“妈妈，我们来看您了，您好吗？”

贺子珍慢慢点了点头，视线挪向医生，李敏马上会意，起身向医生致谢，随即又重新凑到贺子珍面前，问她：“妈妈，您哪里不舒服？”

贺子珍口齿模糊地回答：“我肚子疼。”

她的意识很清楚，可身体却无比虚弱。

就在李敏关心妈妈的时候，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一家也赶来医院探望她。

贺敏学听说妹妹高烧不退，便建议医生给她服用安宫牛黄丸，吃过药，贺子珍的情况逐渐稳定，平稳地睡着了。

此后两天，贺敏学与李敏两家人日日陪在贺子珍身边，亲眼目睹贺子珍的情况越来越好。

他们都以为，贺子珍挺过来了，可没有想到，4月18日晚上，贺子珍的体温再次高升，人也陷入昏迷状态。

次日下午，她永远地告别了人间。

同月25日，贺子珍遗体告别仪式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举行，胡耀邦、邓小平、邓颖超等国家领导人纷纷送来花圈，江西、湖南、陕西等省市地区党政机关亦发来唁电。

那一天，贺子珍安静“睡”在鲜花丛中，身披中共党旗，面容安详。

当天下午，贺敏学、李敏等人护送贺子珍骨灰至北京八宝山公墓，一些未能前往上海向贺子珍道别的革命老大姐们专门赶到现场，参加贺子珍骨灰安放仪式。

昔年曾在苏联国际儿童院学习的革命子弟同样赶来向这位女红军表达最后的敬意。

贺子珍走了，平凡又伟大的她永远离开了眷恋的人间。

她的一生有过苦、有过泪，但她始终未曾向命运低下头颅，她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中国革命历史丰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