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清科举相关史料记载中，常见这样的表述：“一甲限定三名，赐予进士及第之衔；二甲人数不定，赐予进士出身；三甲亦若干人，赐予同进士出身。”基于此，虽皆为进士，然因甲第差异，在官职授予方面究竟存在何种显著区别，实有深入探究之必要。
【先来说一甲进士。】
在科举制度中，一甲所取三名进士，依次为状元、榜眼与探花。关于此三甲进士的官职授予规制，想必多数受众已有所知。依据既定之例，状元会被授予翰林院修撰之职，榜眼与探花则会获授翰林院编修之位。
换言之，一甲三名进士享有特殊待遇，与二、三甲进士通过朝考以定是否成为庶吉士的途径不同。然而，一甲三名初授官职仅具象征意义，其仍需于庶常馆研习深造三年，待散馆之后，方可获授实际职务。
由此衍生出另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若二、三甲进士同样得以进入翰林院，是否便等同于与一甲三名处于同等的起始平台？
就清代状况而言，存在显著差异。据相关统计，在清代的114位状元之中，官至二品及以上者多达44人，而官居四品及以上者则高达86人。与之相较，榜眼与探花的相应数据略低，榜眼官居四品及以上者为62人，探花此列人数为47人。
由此可见，相较于二甲、三甲进士，一甲三名在仕途发展方面，其平均机遇明显更具优势。依据既定规制，一甲三名通常不会被派往地方担任知县之职，即便处于仕途起点，也至少担任正六品的主事之位。
【再来说二、三甲进士。】
二、三甲进士之后的发展路径，与朝考成绩密切相关。一般而言，二甲进士在朝考中更具优势，相较之下，三甲进士在录取环节面临一定程度的不利境遇，难以进入翰林院。然而，这并非一概而论。例如曾国藩，虽为三甲进士出身，却凭借自身才学与能力，在朝考中脱颖而出，获任庶吉士。
朝考环节的设置，于二甲与三甲进士间划定了一道至关重要的界限，以此区分出翰林与非翰林。诚然，不可断言三甲进士在仕途发展上定然逊于二甲进士，然而，翰林出身者在仕途晋升等方面，往往较非翰林出身者更具优势，这一点确凿无疑。
庶吉士完成散馆考核后，其职业发展路径主要有二，此二者皆依散馆考试成绩予以确定。
在清代，于学业成绩评定中位居优等者，往往会被选派至翰林院或詹事府履职，从而踏上一条以学术为核心导向的仕进之途。此路径，堪称清代文官通往内阁宰辅之位的便捷通道。盖因彼时存在 “非翰林不入内阁” 这一约定俗成的不成文规定，深刻影响着文官的晋升轨迹。
成绩评定为二等与三等者，通常会被分派至各部院任职，遵循行政文官的职业路径发展。其中，仅有极少数人员会被外调至地方担任知县之职。此类官员，由于对部院事务谙熟于心，且具备翰林出身这一颇具影响力的资历背景，因而在仕途晋升方面拥有颇为广阔的空间。
在科举体系中，二、三甲进士若未能通过朝考，其任职去向主要为六部，或被外放任知县。此类官员的晋升之路通常颇为艰难。于京城六部任职者，晋升至郎中一职，便基本触及仕途天花板；而外放任知县者，欲获进一步擢升，往往需面临诸多阻碍，甚至终其一生也难以实现晋升。
基于此，二、三甲进士可划分为四类：其一为出身翰林且于学官体系发展者；其二乃出身翰林并在部院履职者；其三是未出身翰林却在部院任职之人；其四为未出身翰林而外放到地方担任知县者。
以乾隆十九年甲戌科为切入点，深入剖析此四类进士的仕途发展态势。
此科共录取二百四十一人，其中二甲七十名，三甲一百六十八名。纪昀即在该科高中，于二甲中位居第四，随后入选为庶吉士。其仕进之路呈现出典型的学官路径特征。
在科举排名体系中，二甲第二十五位为王士棻，其仕途轨迹遵循翰林出身而后于部院履职的路径。与之不同，三甲第九名李昌昱，选择的是非翰林出身却任职于部院的发展方向。而三甲第四名任增，所行之路为非翰林出身并外放至地方担任知县。
素有“清代第一才子”之称的纪晓岚，其前半生仕途并非一帆风顺。散馆结业后，纪晓岚获授编修之职，旋即升任左春坊左庶子。
乾隆三十三年，吏部经商议后拟定将纪晓岚调任都匀知府。然而，乾隆皇帝从整体考量出发，基于对官员能力的评判标准，认为纪晓岚的专长主要集中于学术研究领域，在处理地方事务方面并非其优势所在。故而，乾隆帝决定授予纪晓岚四品官衔，让其依旧留任庶子之职。
从相关史料不难察知，纪晓岚自科举高中进士之后，历经十四载，方从七品官职擢升至四品。在翰林官员群体中，如此升迁速率，着实称不上迅速。纪晓岚的仕途巅峰期处于乾隆朝的中晚期，彼时，他最终获任从一品的协办大学士之职，在官场取得了相当显要的地位。
王士棻以翰林身份入仕，散馆考核后，因成绩评定为三等，获任刑部主事一职。相较于纪晓岚，其仕途更为波折。在刑部主事任内，王士棻履职长达九年之久。直至乾隆三十一年，在京察中荣列一等，方得以擢升为刑部员外郎。
乾隆三十四年，王士棻擢升至正五品刑部郎中一职。在该职位上，王士棻履职长达十五载。直至乾隆四十九年，鉴于王士棻于刑部长期操办事务，乾隆帝特颁旨意，将其调任为江苏按察使。嘉庆元年，王士棻溘然长逝，彼时其官居正二品刑部侍郎之位。
李昌昱凭借出众才学于科举中荣膺三甲进士，旋即留京入仕。然而，相较王士棻，其仕途发展有所不及。于工部履职期间，李昌昱自主事起步，历经员外郎，累迁至郎中，在长达三十年的宦海生涯里，仅获正五品衔。直至乾隆帝执政晚期，他获授临江知府之职，此亦为其仕途中所达最高官阶。
任增于科举中高中进士之后，旋即获外放任职，出掌南和知县之位。据相关史料所载，其在任期间，理政成效显著，官声颇佳。不过，在历年的大计考核过后，他始终未能突破知县这一职位层级。虽任职之地由小县渐迁至中县，进而转任大县，然历经数十载，其官阶依旧维持在正七品。
任增辞世之后，与其同年度的纪晓岚以庄重之态，亲自为其撰就墓志铭。在铭文中，纪晓岚对任增赞誉有加，称其意气豪迈豁达，心怀坦荡磊落。每逢饮酒至微醺之际，任增便会高谈阔论，言辞如疾风骤发，令在场众人皆为之动容，其展现出的光明磊落之态，能使人心间的狭隘与贪吝之意，尽皆消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