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熟悉东西方文化的人均会对此深有体会：东方人喜欢想象，沉醉于“人心”泥潭，对当前的物质世界基本是逃避的态度，故而几千年来，东方文明的代表——中华文明在物质生产、科学技术方面原地徘徊两千年，却无尺寸进展。

但精神财富却尤为丰富，故而自古至今涌现出了数不胜数的圣人，也提出了众多令人啼笑皆非的精神思想，比如明朝的王阳明，在想象之路上已达走火入魔之境地，不仅阳明格竹格不出任何信息之外，还通过龙场悟道，悟出了“心外无物”、“吾心便是宇宙”这样的狂悖心得，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而西方人则不同，虽然也经历过“电闪雷鸣是众神之王宙斯的大发雷霆；火山喷发或地震是火神赫菲斯托斯在愤怒的锻造；雨过天晴彩虹女神伊里斯赶紧在天上画了一道弧”这样的想象拟人过程，但那很快就是过去式。

随着阿基米德、伽利略等实践科学家的动手思考（hands-on thinking），至少在自然现象方面，西方人摒弃了人心的主宰地位，选择了直面这个巍峨的物质世界，事实证明：这个物质世界并不值得东方人害怕、逃避，因为一旦掌握了物质世界的客观规律，完全可为我们所用。

虽然东方人一再逃避物质世界带来的力量感和压迫感，转而寄希望于思想蓬勃带来的精神满足感，但有一点不可否认，那就是战争这一现实中的硬碰硬，不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无法逃避。

在战争这个问题上，如同直面物质世界一样，西方人选择了正面硬钢，故而古希腊神话中的战神阿瑞斯就是个手执长矛、骁勇善战的勇士，但在中国，豹头环眼、拥有万夫不当之勇的张飞与手持方天画戟、横扫千军的吕布不过是一介武夫，虽然勇猛，但出息不大，真正的“战神”应当是手摇鹅毛扇未卜先知的诸葛亮。

也正是因为中华文明尊崇精神世界、逃避现实的物质世界，导致面对战争这一不得面对的硬刚过程之时，中华文明也是极度消极的，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孙子兵法》中的“慎战”，能不打就不要打，能动脑子就不要动手，能欺骗就不要造攻城的四轮车，“贵谋而贱战”就是这个道理。

另一方面，整天好说教、喜欢幻想但手无缚鸡之力的儒者纷纷跳了出来，站在自己想象的角度义正严词地给出了战争取胜的关键，当然在懂行的人看来，纯输出乖献丑、博人一笑了。即便如此，他们依然能在不懂行的领域怒刷一波存在感，本质上还是因为中华文明“重文轻武”、重精神谋略、轻视物质世界导致的。

比如大学问家孔子，在道德文章和周礼方面造诣颇多，号称是非遗文化遗产周礼的唯一传承人。实事求是的说，孔子这番话并没有夸大其词，随着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周礼被淡忘殆尽的关键时刻，确实孔子传承了周礼，这一点不得不承认。

但另一方面，执着于研究“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孔子，想让他发表对战争的看法，实在是太过跨领域的世纪大难题，从未打过仗，从未近身肉搏的孔子，一直纠结于如何“文质彬彬”，怎么会能给出合理的建议呢？

即便如此，孔子还是不听劝阻、固执己见发表了他对战争的看法。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黄朴民注释的《孙子兵法》版本中，特别提到了孔子对战争的看法：

“儒家有关战争成败的算法最富正义感，但也天真滑稽。孔子等人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是道义，道义的核心是民心向背。要想收拢人心，就要实行‘仁政’，搞‘德治’。”

在孔子的倡导下，儒家学者均自豪地宣布：道义是最强大的精神原子弹，任凭你有快刀利刃，遇上我“仁政”这杆大旗，定然溃不成军。故而孟子意犹未尽地说道：“以此可以垯秦、楚之坚甲利兵矣！”

孔子等儒家大佬对于战争的看法，正应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黄朴民这位著名学者的话：天真滑稽！而且也无须反驳，因为伟大的毛主席已经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进行了反驳了，他认为：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黄朴民进一步摇头补充道：“战争时血淋淋的杀戮，你不想在战场上做人家的刀下之鬼，你就不能不把那些中看不中用的‘仁义道德’搁在一边，施展各种阴损恶毒的骗招。这个手段孙子把它称作‘诡道’。”

由此可见，不论是伟大的毛主席，还是黄朴民这位著名学者，都对孔子所说的“道义”大旗直摇头，而且直接否定了孔孟“道义”二字对取胜的关键作用。而备受兵家推崇的《孙子兵法》更是背道而驰地直接将“诡道”列为取胜的关键，这相当于狠狠打了孔子的脸。

事实上对于“道义”取胜的乌龙笑话，现实中也确实狠狠打了孔子的脸，比如我们熟知的宋襄公，就是因为尊崇道义二字，放楚军过河摆好阵势，然后再对战，结果不仅自己死了而且还贻笑千年；孔子的好学生子路因为尊崇道义，在与人比剑时时刻主义自己“文质彬彬”的君子形象，将掉了的冠缨捋了捋，结果被对手看到破绽，一剑锁喉剁成了肉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