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色渐暗，四周安静得很，远远的山峦在天边画出了一道边线。太阳快要落下，把水和天交接的地方染成了淡淡的橘黄色，模模糊糊的，真好看。
太阳慢慢往西边落下，大雁急急忙忙往南飞，边疆的傍晚，壮观又辽远，但还是跟往常一样冷清荒芜。
秋风一吹，满地都是凉飕飕的霜，把男人的头发都给吹白了。孤零零的城头上，烽火慢慢灭掉，野地里号角声悠悠传来，让每个天黑的晚上都感觉好长好长。
天空无边无际，却找不到家的方向，敌人还在骚扰，根本不知何时能回家！望着这广阔无垠的大地，连绵不绝的山河，词人心里五味杂陈，于是拿起笔写下了那首对宋词风格有很大影响的边塞词《渔家傲·秋思》。
一杯浊酒下肚，心里想着家里还有万里的路，燕然山上的战功还没刻下，回家的事儿也没个准儿。羌笛的声音在耳边回荡，地上铺满了白霜，夜深了，人却睡不着。将军的头发都白了，心里愁的是功业还没完成，同时也心疼那些守在边疆的士兵，眼里都含着泪。
公元1040年那会儿，宋和夏打得正激烈，五十多岁的范仲淹，当上了陕西经略副使，跑到西北的延州去了。他在那儿开始了虽然时间不长，但既辛苦又特别出彩的军旅生活。
过了五年，范仲淹因为“庆历新政”没搞成功，被踢出了京城。他被贬到邓州时，朋友找他帮忙，他就写了篇《岳阳楼记》。这篇文章里，有句特别有名的话，大家都知道：“要为国家先操心，等大家快乐了我再快乐。”
这些被后人当成经典中的经典文字，全都是范仲淹在人生最不如意的时候写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从心底发出来的感慨，可不是心血来潮乱写的，而是他这一辈子说话做事的真实反映和总结。
“国家、帝王、家庭、百姓”，这些词汇体现了儒家“治理天下”的最终目标，在范仲淹那充满波折、时好时坏的一生里，总是不断浮现。
在那些沉甸甸的词语背后，藏着的是普通人难以扛起的重担与任务，还有千百年来极少数人才能达到的境界和胸襟。这些，共同锻造了两宋三百年间最为出色的文人榜样，树立了精神上的高峰。也因此，范文正公被誉为“天地间第一流人物”，名垂千古。
【“身世之迷”与人间苦难】
范仲淹，小名叫希文，老家在邻州，就是现在的陕西彬县。他是在北宋端拱二年，也就是989年的十月份，出生在徐州节度掌书记的官邸里。
可能因为是“老天要给这人重大使命”的原因吧，打从这孩子来到世上，苦难就像影子一样追着他，而这孩子以后也注定不会平凡。
范家老祖宗开始几代都是当官的，但都不是什么大官大富人家。传到范墉这一辈，家里情况就差多了。范墉，也就混了个管写文件的小官，八品，工资少得可怜，刚好够一家人吃喝拉撒。
不过，就连这种勉强糊口的日子也没过上多久，范仲淹还没到两岁，他的父亲范墉就在徐州任职期间突然去世了。没办法，他的母亲谢氏只能抱着年幼的范仲淹，带着丈夫的棺材，回到了老家平江府（苏州）去安葬。
就在那对孤儿寡母最无助的时候，刚好平江府的推官朱文翰也刚失去了妻子。于是，谢氏就带着年幼的儿子嫁进了朱家。范仲淹也跟着改了姓，叫朱说，也就是朱悦。后来，因为朱文翰工作调动去了山东，所以朱家在真宗景德元年，也就是1004年，全家搬到了淄州的长山县居住。
朱文瀚和原配老婆生了两个儿子三个女儿，后来范母再婚嫁给了他，又给他生了三个儿子。这样一个新旧成员加起来十几口人的大家庭，人际关系肯定是很复杂的。而这种复杂，在“后来加入”的朱说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
朱文瀚这个继父，对范仲淹就像亲生的一样，教育上也没少下功夫，跟对待自己其他孩子没啥两样。可朱家那两个亲儿子吧，就是老爱把范仲淹这个没血缘的弟弟晾在一边，不咋搭理他。
而且我妈对范仲淹那叫一个严，简直有点过了。要是几个孩子一块犯错，或者是范仲淹和兄弟们起了争执，我妈二话不说，直接就把范仲淹，也就是“朱说”，给训一顿。
范仲淹对自己的出身和血缘从来没多想，可日子一长，家里那股说不出的氛围，加上成长的环境，总让他觉得不太对劲，但又说不清楚到底为啥。
有一天，范仲淹看到朱家兄弟花钱大手大脚，就好心去劝他们别太浪费。没想到，他们却反驳说：“我们花的是朱家的钱，关你什么事？”这时，范仲淹才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劲。他四处打听，又不停地追问母亲，最后，这个年轻人终于搞清楚了自己一直疑惑的身世问题。
尽管继父对自己挺好的，可范仲淹心里明白，自己毕竟不是朱家亲生的。他胸有大志，不想再这样依靠别人生活，尤其现在他都二十三岁了，也到了该出去闯闯、干出一番事业的时候了。
拿定主意后，范仲淹果断告别母亲，一个人踏上了前往应天书院的漫长旅程，那地方离家有上千里远。他在书院里过上了既辛苦又清苦，但却特别有意义的学习日子。
那时候，范仲淹没日没夜地刻苦读书，累了就用冷水洗把脸让自己清醒清醒。他连隔夜的冷粥都得省着吃，分成四份，早晚各对付一顿。至于下饭的菜，就是些捣碎的咸菜，但在那段穷日子里，这也算是美味了。
就算同学好友给他送上丰盛的美食，他也会因为“从节俭到奢侈容易，但从奢侈回到节俭就难了”的道理而拒绝。他过的这种简单生活，换做别人可能早就受不了，但范仲淹却觉得非常满足，十分享受这样的日子。
哪个年轻气盛的小伙子会愿意过那种灰扑扑的日子？哪个正值青春年华的少年不会被外面精彩纷呈的世界吸引？但二十三岁的范仲淹，在应天书院里，却用冷水洗脸，每天只靠稀粥和咸菜度日，甚至“五年来，他都没躺下来好好睡过一觉，衣服都没脱过”。
尽管物质条件极其简陋，但精神世界却因此变得异常丰富。那些看似乏味冗长的四书五经，竟然培育出了文采斐然的佳作，也让人的内心充满了无限的想象与情感。
苦读了五年，那颗被岁月掩埋在尘土里的求知之心，到了二十七岁那年，终于迎来了它光彩照人的闪亮时刻。
【蜕变：从“朱说”到“范仲淹”】
1015年大中祥符八年的春天科举考试，范仲淹考中了乙科第九十七名进士，之后他就被朝廷安排去做了广德军司理参军，官职是从九品。这成了他近四十年官场生涯的起点，这期间他四处奔波，官职也是起起伏伏。
当了官以后，范仲淹立马回了长山老家，那时候他继父朱文翰已经不在了。但他还是尽自己所能，好好安顿了朱家的几个兄弟。之后，他就把母亲接到广得那边去照顾了。
范仲淹这人吧，性格挺刚强，但也是个重感情的人。对于没有血缘关系却抚养他长大的朱家，他心里头一直记着这份恩情。虽说后来两人的关系不太好，但他心里还是想着要回报朱家的养育之恩。
没错，正是因为这份纯真无邪的心，让范仲淹那种浩然正气、大义无畏的圣人模样，多了几分凡人的温情色彩。这样一来，我们心目中的“北宋头号重臣”，就不再是那么遥不可及，而是变得更加生动真实，有血有肉，形象饱满。
没过多久，范仲淹就升了官，成了文林郎。虽然这还是个不起眼的小职位，但他好歹也是朝中的进士，眼瞅着就要到三十岁了，心里头想着认祖归宗的念头是越来越重了。于是，他下定决心，要改回自己的本姓，换个新名字。
宋真宗天禧元年，也就是1017年的时候，范仲淹跟朝廷说了想改名的事儿，朝廷也答应了。从那时候起，他用了二十多年的“朱说”这个名字就成了过去，而范仲淹这个新名字，开始了他辉煌的一生，名声流传千古，给后人留下了好多好处。
四年后，范仲淹被调到泰州去当盐仓的头儿，管着淮盐的转运工作。到了那儿，他发现海边儿的堤坝因为好久没修，已经破得不成样子了。这下可好，盐场的设施没了保护，农田和老百姓的房子也老是被海浪冲。
这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跟范仲淹当时的工作没啥直接关系。但他心里挂着老百姓的安危，所以就大胆地给朝廷写了封信，详细说明这事情的严重性和好处，提议要重修海边的堤坝。没过多久，朝廷真的让他去当兴化县的县令了，专门负责修堤坝这个工程。
1024年冬天，范仲淹带着好几万民工去了海边。那时候正是大冷天，雨雪不断，海浪也大得很，修堤坝可不容易。但范仲淹带着大家，不管风雨多大，都拼命干活，白天黑夜连轴转。就这么辛苦了三年，从盐城到南通，一条五百多里长的海堤终于建成了。
海堤建成后，那些过去因灾害而背井离乡的居民，都带着老人孩子回到了老家。大家心里特别感激，就把这条海堤叫做“范公堤”。在兴化县，还有好多受灾的百姓，直接改姓了范，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感谢。
因为修堤坝赢得了好名声，范仲淹又一次升了官，宋朝朝廷让他当了大理寺丞，成了京城里的大官。但好景不长，他母亲谢氏去世了，他只能辞掉官职，回家守孝。
1028年，也就是天圣六年那会儿，范仲淹守完丧，经晏殊一推荐，就升了官，当上了皇帝身边的文学侍从，差不多就是秘阁校理这么个职位。
由于工作的原因，范仲淹经常能呆在皇帝身边，这让他有了更多了解朝廷重要事务的渠道。
1028年那会儿，距离范文正公高中状元已经过去了十三年。这么久的期盼，好运气总算给他指了条升官发财的快车道。但话说回来，因为他心里始终装着为皇上解难的担子，再加上他那正直得一根筋的脾气，四十多岁的他，最后还是决定不走那条命运铺好的路……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现在，宋仁宗赵祯都已经二十岁了，早就到了该自己管事的岁数，但奇怪的是，国家的军政大权还是都掌握在太后刘娥的手里。
到了1029年，赵祯这个出了名的孝顺皇帝，打算在冬至那天，带着文武百官一起给皇太后过生日，还要亲自磕头行礼。
这种做法，明显是让皇上丢了面子，但满朝的大臣们却都只敢在背后嘀咕，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一声反对的话。
范仲淹一听这事，立马就上书皇帝，他说家里的规矩和国家的体面不能混在一起。皇帝要尽孝心，私下里对儿孙行礼没问题，但他是天下的老大，绝对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对大臣行晚辈的礼。
范仲淹这么做，让推荐他的晏殊吓得不行，批评他说话做事太过冒失，好像是在故意吸引大家注意，想捞取名声和好处似的。
但范仲淹却这样回答：我是靠晏殊大人的推荐才进了这个馆阁，心里一直记得这份恩情，就怕自己做不好工作，对不起他的栽培。没想到，现在却因为太正直而被责怪。为皇上解忧，本来就是我们做臣子的应该做的。我作为大宋的一份子，怎么能看着皇上的威严被损害，却不管不顾？
晏殊被那番正义凛然的辩解说得既感惭愧又满心敬意。范仲淹，在头一封奏章如泥牛入海后，他咬了咬牙，又提笔写了第二封。这回他的话说得更直截了当，干脆就请太后别再垂帘听政，把大权交给早已长大成人的仁宗皇帝。
皇上那边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直到1029年快结束的时候，才突然下了一道旨意，让他去河中府当个同判，说白了，就是把他赶出京城了。
范仲淹遭遇不公，但他的爱国情怀从未减退。在地方做官时，只要朝廷里有不公平的事儿，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多次上书直言不讳地提出自己的看法。
过了三年，皇太后离世后，仁宗皇帝又把范仲淹召回朝廷。可范仲淹刚回来没多久，就因为仁宗想要废掉郭皇后再立新后这事儿，跟当时的宰相吕夷简有了矛盾。
那年冬天，郭皇后跟得宠的尚妃吵了起来，一不小心碰到了仁宗，皇帝这下可火了，心想正好借这个机会把早就不喜欢的郭皇后给废掉。
吕夷简这个宰相，平时就跟郭皇后不对付，这次他瞅准机会，非要废掉皇后不可。可范仲淹不干了，他拼死反对。吕夷简，为了拍宋仁宗的马屁，居然下令不让百官插手这事儿，谁提就收拾谁。
按理说，后宫那点事儿，本是天子的家务事，大臣们不该插手太多。但范仲淹是个直肠子的谏官，他觉得皇后是后宫的老大，代表着皇家的脸面，要是没犯啥大错，随随便便就说要废了她，这不合规矩。再说，废后这事儿，听起来就不像是国家昌盛的好兆头。所以，他带着几个同样敢说话的谏官，直接跑到垂拱殿门口，敲门进去，就为了跟皇上说说这事儿。
范仲淹因为太过坚持己见和爱管闲事，又一次惹上了麻烦。没过多久，朝廷的旨意就到了，把他调去睦州，就是现在的浙江建德，当了个县令。
尽管又被贬官了，但他那种直言不讳、不怕权贵的脾气，已经让他成了朝廷里大家学习的榜样。听说他被赶出京城，好多官员都主动要求跟着一起降职。等范仲淹一个人跑到浙江去的时候，给他送行的人都觉得特别佩服，都说：“范大人这一走，名气更大了！”
范仲淹多次被贬，离开了京城，但他心里始终装着国家，总想着怎么为国家做点事。到了1034年，他从睦州调到苏州当知府。在苏州，他忙着修水利、挖河沟，还自己掏钱买了地，建起学校，邀请各地的学子来读书。这一举动，后来还带动了仁宗时期全国各地建学校的风气。说起来，中国古代教育能这么发达，范仲淹也是出了不少力的。
1035年3月份，范仲淹因为在地方上干得出色，又被朝廷叫回了京城，还升官做了开封的知府。可他一到任，很快就察觉不对劲，原来宰相吕夷简在朝中拉帮结派，只重用亲信，搞得整个朝廷乌烟瘴气。于是，他接连四次上书，毫不客气地指责宰相的那些不当行为。
吕夷简可不是个好对付的角色，他反倒倒打一耙，指责范仲淹“超越了自己的职责范围乱说话、私下拉帮结派，还挑拨皇帝和大臣的关系”。结果，在吕夷简和他的同伙不断诋毁下，范仲淹又一次栽了跟头，这是他第三次被贬官，直接被发配到了饶州当知州。
这时候，范仲淹已经快五十岁了，大半辈子在官场里起起伏伏，经历了三次上台三次下台，但他的心态一直很淡定，啥也不怕。在饶州那段日子，他还写了篇《灵乌赋》来表达自己的想法，里头有句话特别出名，说的是“宁愿大声说话到死，也不愿意憋着活一辈子”。
【临危受命，远赴边塞】
1038年那会儿，党项的老大李元昊在银川自己当上了皇帝，搞了个西夏国。他立马就跟北宋翻了脸，还一口气拉了十万大军，跑到西北边境那边去捣乱，搞得那边鸡犬不宁。
从1004年宋辽两国在澶渊签订和平协议后，北宋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安稳日子，结果边境的防守就变得不那么上心了。士兵们好久没打仗，都生疏了，再加上管军事的宋将范雍是个胆小怕事、没啥本事的人。他跟李元昊对上时，老是打败仗，这样一来，西北那边的情况就越来越糟糕了。
遇到紧急情况，仁宗皇帝立刻派了个了解西北那边情况的高手，夏竦，去前线当大元帅，全权指挥跟西夏的仗。同时，他还听了副元帅韩琦的建议，把范仲淹调过去，做了陕西的安抚招讨副使。
范仲淹虽然是个读书人，以前从没带过兵打过仗，但他对军队里的问题，还有国防不强这些事儿，可是下了不少功夫去琢磨。
天圣三年那会儿，范仲淹给仁宗皇帝递上了一本叫《时务建议》的折子。他在里面毫不客气地说了，北宋现在表面看着光鲜，其实内里虚得很，军队也不中用。他建议得赶紧加强军队训练，让士兵们能打胜仗，这样国家才能安全，提前把祸患给灭了。
天圣四年的那会儿，他又一次上了个奏折，名叫《给当权者的信》。里头说的“稳住国家根基，增强百姓实力，看重重要职位，防备外族入侵”这些点子，真的显示了他超群的军事头脑和高明的政治打算。
一到西北，范仲淹立马根据前线的战况和宋夏两边的力量对比，琢磨出了一个“种地固守”的法子。
那时候，北宋军队里问题不少，所以他们开始动手改革。废掉了老规矩，挑了些能干的人，把军队分成几部分训练，还轮流去守边疆。他们建了些防御工事，又种地又养兵，一边耕田一边打仗，这样一来，军费也省了不少。多亏了这些办法，没多久，西北边境的宋军，不管是样子还是战斗力，都大大提高了。
不过，尽管采取了这些试图扭转局面的措施，北宋的衰败还是没能被彻底挡住，毕竟，西北的局势不是范仲淹一个人说了算的。
1041年那会儿，就是康定二年，西夏老是来骚扰我们的边境，越来越过分了。副将韩琦就提议说，咱们得出兵打回去。但范仲淹不这么想，他觉得咱们不能贸然跑到敌人地盘上大打出手，还是应该死守阵地，别轻易出动。
两位副将看法不同，主帅夏竦也没明确表态，大家就这么僵着。宋仁宗心里急，想快点解决问题，最后就听了韩琦的，决定出兵。没想到，在好水川（就是现在的宁夏隆德）那地方，宋军被西夏的骑兵埋伏了，打得大败，伤亡特别多。
好水川一战的大败，又一次让大家看到了范仲淹在军事上的非凡见识。这场仗打完后，仁宗皇帝也更加信任他，让他继续在西北那边主导全面的防守策略。
在范仲淹的牢牢把守下，西北的战事慢慢平息下来，宋和西夏两边开始形成了一种互相瞪着的局面。西夏因为老是打仗，国力已经大不如从前了。李元昊也明白，要打败地大人多的宋朝，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所以，在庆历四年，也就是1044年的时候，他主动向北宋低头，认了臣子，两边就讲和了。这样一来，宋和西夏之间的争斗，就暂时以看上去挺和谐的方式，先告一段落了。
【昙花一现的“庆历新政”】
庆历三年那年，也就是1043年，李元昊主动提出要和谈。那时候，西北边境的战事稍微平息了些，仁宗皇帝就把范仲淹召回京城，让他当上了参知政事。这样一来，范仲淹在官场上摸爬滚打了快三十年，头一回站到了朝廷的核心位置，当上了朝中的大官。
但北宋那时候，因为跟西夏打了好多年的仗，军费花得飞快，涨了一大堆。朝廷，为了多搞点钱，只能给老百姓加税。这样一来，官员太多、士兵太多、花费太大的问题就更严重了。老百姓和朝廷之间的矛盾闹得很大，农民起义也是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
仁宗皇帝心里挺犯愁，就跟朝里的大臣们商量对策。到了庆历三年九月份的时候，范仲淹和当时的头儿富弼一块儿动手，写了个叫《答手诏条陈十事》的东西，里面列了十条改革的新点子，算是给变法打了个基础。就这样，“庆历新政”的大幕轰轰烈烈地拉开了。
庆历新政的大力实施，让北宋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都大变样，范仲淹也因此站上了他政治道路上的最高点。不过，这些改革动了很多高层官员的奶酪，那些保守派就开始反咬一口，指责、诬陷范仲淹、欧阳修、富弼他们拉帮结派。
1045年开年没多久，那个曾经满腔热血、努力想把国家治理好的宋仁宗，最后还是彻底打了退堂鼓。他下令把所有改革的东西都停了，像范仲淹、富弼这些推动变法的人，也都被从重要的军政岗位上给拿了下来。
从那以后，范仲淹就默默地离开了京城，之后再也没能回到朝廷做官。他四处奔波，到不同的地方当官，一直到老。
1052年，64岁的范仲淹在徐州当官时去世了。消息一出，朝廷和民间都非常伤心，好多地方的百姓都给他建祠堂、画肖像。仁宗皇帝还亲自写了“褒贤之碑”的碑文，追封他为楚国公，并且给了他最高的谥号“文正”。
他是个说话不拐弯抹角的文官，也是个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武将；他既是文武双全的改革闯将，也是心里装着老百姓的大圣人。
他这一辈子，起起伏伏，多次经历风雨变换，心里总想着改革让国家更强大，可最后却只能默默离开。不过，他那“为国家忧愁在前，享受安乐在后”的高尚精神，肯定会在历史的长河里，一直闪耀着耀眼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