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2月某晚，史建强作为香港《中国发展》杂志社的社长和总编，在河北石家庄的一家酒店包间内，主持了一场感谢晚宴。

出席这次活动的，主要是来自省市级机关的领导干部。宴会上，各级部门的负责人齐聚一堂，场面颇为正式。这些与会者大多担任着政府机构的重要职务，代表各自部门参与此次活动。从现场情况来看，参与人员以机关单位的主要领导为主，涵盖了多个职能部门。整个活动规格较高，体现了政府部门间的交流与互动。

史建强在社交圈里很活跃，认识的人不少，包括当时的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和他的儿子程慕阳。

大家坐定后，史建强喝了很多酒。几杯下肚，有人开始向他提问，史建强毫无保留地回答了所有问题。

这场看似普通的宴会，却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他万万没想到，自己会因这次应酬而锒铛入狱。命运在那一刻悄然改变，原本的社交场合转眼间成了牢狱之灾的开端。

在宴会上，有人趁着酒劲问史建强是否知晓程书记的职位变动。史建强回应道，程慕阳曾透露，程书记有望晋升，可能调任北京市市长，或是赴国家三峡建设委员会担任主任一职。

程慕阳，这个名字在河北政界无人不晓，他是当地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有人向史建强打听程慕阳的情况，说传闻中他很有背景，想知道这人究竟如何。

史建强曾与程慕阳共事，他直言不讳地评价道，程慕阳这人品行不端，总是借父亲的名头四处拉广告、找赞助，行为举止相当张扬，甚至有点欺世盗名的意味。

史建强提到，程慕阳还被指控参与官职买卖。他认为，如果程书记将来倒台，很可能是因为他儿子的行为所致。

活动一结束，史建强就给所有到场的人发了一本他主编的《中国发展》期刊。

刊物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出在里面的图片安排上。作为省委书记，程维高在画面中并没有占据主要位置，仅仅展现了一个侧脸。这样的构图方式显然没有突出他的重要身份。

这种布局让程维高看了很不高兴。这件事成了后来史建强被抓进监狱的导火索。

第二天，程维高收到了李真的秘密消息。李真曾是程维高的秘书，当时担任河北省国税局局长。

李真透露，昨晚史建强和省级的多名官员在高级酒店聚餐，期间他们私下讨论并批评了您和您的儿子。

程维高一听到这个消息，顿时怒气冲天。就在这时，李真插话说，他怀疑之前省里那些举报程书记的负面材料，很可能是史建强在背后搞的鬼，偷偷递上去的。

程维高在河北掌握着极大的权力，然而他肆无忌惮、专横跋扈的行为早已引起众多干部和群众的强烈不满。

因此，许多秉持正义的人决定通过写信的方式向北京反映情况。

史建强私下与一些干部领导接触，对他们指指点点，再加上有人写了举报信，程维高觉得不能再忍，决定采取措施对付他。

4月中旬，史建强前往福州，对在改革开放浪潮中取得显著成就的领导干部进行专访。几天后，采访任务圆满完成。

半夜时分，正在酒店熟睡的史建强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他匆忙穿上外套打开房门，发现门外站着几名身着便衣的男子。

有人告诉史建强，河北那边出了点问题，得请他过去协助处理。由于目前所在的地方不太保险，得换个更安全的地方详谈。

史建强察觉到对方来意不善，但还是顺从地走出了酒店。他万万没想到，这一走竟会让自己身陷囹圄。

当天傍晚，史建强被关押进了福州市第一看守所。

这群人向史建强表明了身份，自称是“史建强专案组”的成员。这个小组的负责人是杨益铭。

在程维高的扶持下，杨益铭的仕途一路顺畅。刚到河北不久，他就被提拔为副厅级干部。

杨益铭和团队迅速行动，把史建强带回了石家庄。整个过程中，史建强没有接到任何正式的法律文件。

几天后，史建强在接受审讯时才得知，自己被捕的罪名是涉嫌“非法出版活动”。

在审问过程中，杨益铭向史建强提问，询问他是否曾在某次聚会上讨论过程书记。史建强回应称，他在那次聚会上仅对程书记表示赞扬，而关于程书记可能职位变动的消息，他是从程慕阳那里听说的。

史建强提到，过去即使是对皇帝的私下议论也被允许。如果因为这种言论就逮捕他，那显得气量太小了。

看到这情况，杨益铭干脆开门见山，直接问他是否熟悉之前河北省的几位重要领导？这些人是否存在经济方面的违规行为？或者有生活作风上的问题？

程维高始终坚信，那些检举他的人，主要是河北省委的前任官员。

史建强坚决表示并非如此。

随后，杨益铭率领专案组以史建强案件为切入点，展开了大规模的调查工作，前后传讯了超过百名相关人员。然而，经过一系列深入调查，最终并未找到程维高所期望的关键证据。

7月的某日，杨益铭找到史建强，建议他今后避免与原省委某些领导走得太近，保持距离。对于当前的情况，杨益铭提出，只要史建强提交一份悔过书，事情就能顺利解决。

史建强毫不犹豫地回绝了。

随后，杨益铭指示专案组为史建强罗织罪名。经过一番绞尽脑汁，他们最终列出了三项主要指控：第一，侵吞公款；第二，伪造公章；第三，非法牟利。

史建强随后被押送至邢台市看守所。杨益铭带着逮捕证来到他面前，满脸自信地要求他签字，但史建强依旧没有妥协，直接拒绝了这一要求。

杨益铭和李真等人为了迫使史建强认罪，采取了非常规手段。到了12月，史建强被转移到石家庄看守所。

1997年1月，法院对史建强作出最终裁决，他因三项罪名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同时被剥夺三年政治权利，并没收其个人财产。

在收到判决书的那一刻，史建强的辩护律师张星水内心受到了巨大冲击。面对这一结果，他深感个人能力有限，于是决定向自己的大学导师夏家骏教授寻求帮助和指导。

夏教授在全面掌握事件经过后，认定这是一起明显的冤假错案。经过仔细分析，他得出结论，此案存在严重的司法不公。夏教授指出，从案件细节来看，当事人的权利未得到充分保障，证据链也存在明显漏洞。他进一步强调，司法机关在审理过程中存在程序瑕疵，导致判决结果与事实严重不符。基于以上分析，夏教授认为，这起案件应当立即启动再审程序，以维护司法公正，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人大信访局在审阅相关材料后，决定对其所提建议展开调查核实。工作人员经过认真研究，认为有必要针对这些具体意见进行深入查证，以确保问题得到妥善处理。

人大信访局与石家庄中级人民法院取得联系，要求对案件进行详细审查并反馈调查结果。然而，经过重新审理，法院最终决定维持原有的判决结论。

随后，张星水再次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了信件。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又一次向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出函件，然而他们的建议依然没有得到法院的重视和落实。

多位国内权威刑法学者对该案件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多次讨论，最终一致认为史建强被指控的罪名缺乏法律依据，无法成立。专家们通过详细分析案情和相关法律条文，确认现有证据不足以支持对史建强的定罪。

没过多久，史建强就被关进了监狱。

2000年2月，程维高的助手李真因被举报而接受调查。这一事件暴露了程维高在河北政界掌权期间的贪腐问题。

2002年8月，杨益铭因犯罪被判15年监禁。随后，程维高也因重大错误被清除出党，并失去了其省级正职的待遇。

2003年11月，史建强刑满获释。经反腐活动家郭光允引荐，他将部分上诉文件转交给了将军阴法唐。

此前，阴法唐将军通过夏教授了解到史建强曾受到程维高的打击报复。

阴法唐在审阅完史建强的相关文件后，迅速起草了一封详细的信件，递交给时任河北省委书记白克明。信中，他深入分析了史建强案件的背景和成因，并表达了对此案公正处理的期望。

经过多方深入调查，法院最终撤销了此前对史建强的一审和二审有罪判决，认定其无罪，并决定归还之前没收的全部财产。这一判决彻底洗清了史建强的冤屈，恢复了其清白之身。

程维高在中央下达的文件中，郑重地签署了“服从中央决定，感谢中央对我的关心”这15个字。

程维高后来搬到了常州生活。2008年春节期间，他被诊断出患有肺癌。两年后的2010年12月28日，程维高因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