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8年以来，斯洛伐克人民目睹了对获得合法和安全堕胎权利那前所未有的攻击。在过去的五年里，议会已经提出了20多项法案，旨在禁止堕胎或限制妇女终止妊娠的可能性。根据自1986年起生效的现行法律：允许在妊娠的前12周内根据孕妇的书面请求进行堕胎，孕妇不需要为其决定提供任何理由。与其他后社会主义国家类似，1989年政权更迭后，堕胎法很快开始受到挑战。

2000年代引入了一些阻碍型条文，包括强制性的48小时等待期，强制咨询，以及规定医生有义务报告寻求堕胎的18岁以下妇女。所有这些规定仍在实施中，让女性获得堕胎的机会更加有限，同时她们缺乏关于堕胎服务的信息，而许多医疗机构根本不提供堕胎服务，导致女性需要长途旅行，有时要走100多公里才能获得堕胎护理；而且这种护理又不在医疗保险范围内，费用可能高达400欧元。

虽然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堕胎权一直是一个高度动员性且敏感的政治问题，总是在被限制的边缘徘徊，但2018年无疑是一个转折点。全球反性别运动为老牌保守派以及新生的民粹主义、反建制、极右翼甚至法西斯议员提供了一个构建叙事和打造自身政治架构的机会，他们加速并大大增强了反堕胎行动的力度。

这种倒车浪潮也让女性的性与生殖健康和权利，特别是获得堕胎的机会，成了反堕胎政治中重点关注的主题之一，与《欧洲委员会防止和打击针对妇女的暴力和家庭暴力公约》（称为《伊斯坦布尔公约》）以及LGBTQIA+群体的人权一道，在斯洛伐克引起了最汹涌的民意反响。

很快民间就发起了一项反法西斯倡议，致力于反对限制堕胎的势力。女权主义和酷儿组织联合了全国各地的个人组织了街头抗议和研讨会，并多次写信给国会议员。人们发起了一项新的公民倡议” 我们不会沉默“，旨在将不同的参与者联合在一起。除了使用更传统的宣传工具外，该运动还积极进入公共空间并拿起符号象征。参与者被要求带着木勺、平底锅、锅和扫帚走上街头，并宣布他们的公民不服从。

布拉迪斯拉发街头抗议活动的一位发言人这么宣称道：“我们来这里是为了重新思考那些通常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诸如女性的存在、身体和工作权利。”，正如Veronika Valkovičová所描述的那样，其目的“是超越个人的框架，来解决各种结构性社会不平等问题，并将其与抗议活动联系起来。”， 性别与生殖正义被视为包含进更广泛的社会正义、关怀和团结的议题，这个诉求对反堕胎运动本身也产生了影响。

2018年至2023年期间，我们观察到所提出的法案和修正案有两个转变：一个是话语权的转变，一个是议会支持度的转变。虽然早期的法案谈到了不负责任的妇女为了追求自己的事业而杀害孩子，而最近的法案则被表述为支持处于困境的孕妇。前面的法案从未在议会中通过一读，而后面的法案只差一票就能通过最后一读，而且在2023年仍被排在在议会议程上。

因此，本文在反堕胎者的崛起和强烈的女权主义抵抗的大背景下，研究了斯洛伐克在2018年至2023年期间推出的反堕胎法案的话语发展及其议会支持。专家们认为，这个案例揭示了反堕胎运动和非自由民主之间的联系，以及对这些全球发展的潜在反对。

注：非自由民主（英语：illiberal democracy），其亦称不自由民主、威权复辟，与自由民主制相对，是一种虽有“民主”却无法保障公民自由的不完全、不成熟的民主制度，不以保障自由、人权及强调法治作为其民主运作的主要特征。

2018年最初的反堕胎法案是由新法西斯主义政党Ľudová strana Naše Slovensko（我们斯洛伐克的人民党，简称ĽSNS）提出的，此后每六个月就会提出相同或类似的法案。该党的目标是 "收紧斯洛伐克的堕胎政策，禁止任意和不合理的堕胎"。

根据这些法案的解释性报告来看，法西斯党人认为目前的情况是布尔什维克的唯物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利己主义造成的；古老的社会道德不再有效，潜在的母亲因为事业和放荡的生活方式而终止怀孕。因此他们幻想中的故事是这样的：议员们是在保护未出生的孩子，这些孩子是最脆弱的社会群体。此外，该法案被认为是为了改变在斯洛伐克的负人口趋势，并在未来得以帮助维系养老金制度，时至今日，这个政治团体的论点并没有随着时间而改变。

反堕胎斗争中另一个稳定出现的声音是自2018年以来每六个月由议员理查德·瓦舍卡（Richard Vašečka）提出的法案，他以最强大的政府党（OĽANO）的党票进入议会。

在他的解释性报告中，他承认堕胎问题很敏感，不可能达到理想状态，也就是不可能完全禁止堕胎。然而他的报告继续说到，有必要消除对未出生儿童的歧视，特别是对残疾未出生儿童的歧视。同时，该法律草案声称要保护那些被家庭成员、伴侣、甚至医务人员强迫终止妊娠的妇女。瓦舍卡提出他的法案是向禁止堕胎的漫长道路迈出的第一步。与ĽSNS类似，瓦舍卡在5年多的时间里一直提出着几乎相同的解释性报告。

当然这些法案都没有在议会中通过一读。在2018年首次提出时，它们遭到了人权和女权主义民间社会组织、公民倡议和公民个体的强烈反对。这些团体在2018年给国会议员的公开信中结合了关于妇女人权的论点：例如自由决定子女数量和时间的权利、健康权和生命权以及关于需要尊重和信任妇女的论点，并为该国的个人和家庭的日常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

2019年，反堕胎人士的论点略有转变。一群国会议员提出了 一项反堕胎法案 “改善社会和家庭立法”和“从受孕开始保护生命，帮助生活困难的孕妇，并使寄养家庭的调解更加有效。” 除了对堕胎施加限制外，该法案还旨在促进就业妇女和学生的匿名生育和收养。法案的主要目标更接近解决意外怀孕的社会和实际问题。

这一时期出台的其他法案声称要改善孕妇获得信息的机会，因此旨在延长强制等待期。这些法案包括所谓的 "心跳法案"，其目的是 "禁止堕胎广告 "和 "向寻求堕胎的妇女提供足够的信息"。在欧洲议会和欧洲委员会人权专员等国际机构、国际和斯洛伐克民间社会组织、街头抗议者以及全国各地其他个人和集体的民众倡议的强烈抗议下，后者在议会中通过了两读，最终被拒之三读外。

女权主义者认为，反堕胎斗争正在伪装成社会支持。它讨论了每个提出的法案的特殊性，并将人权论证与对妇女和家庭的团结和社会及经济支持的呼吁相结合。

公民倡议 "我们不会沉默 "在一次街头抗议活动中的讲话中大声疾呼到："我们不会对这样一个事实保持沉默，即成为人母或人父不应该给任何人带来贫困的风险。我们不会对改善妇女和家庭的生活条件的必要性保持沉默。我们不会对避孕不应成为一种奢侈品这一事实保持沉默。我们不会对需要高质量的性教育或需要提供不带偏见的计划生育信息保持沉默，我们也不会对需要有尊严和尊重的怀孕、分娩和产后护理保持沉默。"

2020年的议会做出了一项新的努力，提出了一项保护孕妇的法案。解释性报告称：“关于支持孕妇和母亲的争论由来已久，但迄今为止，它在立法中很少受到关注。拟议的修正案旨在为考虑申请堕胎的妇女制定支持措施。该修正案旨在为妇女提供一个现实的机会，让她们在考虑所有可用信息和可用选项后做出决定，以负责任地态度指导自己的生活。拟议的广告禁令旨在保护女性的自主权和选择自由。”

该法案强调了该国妇女和家庭的实际社会问题：生孩子增加了贫困风险，单亲家庭入不敷出，残疾儿童缺乏照料服务。然而它没有提供解决方案，而是为脆弱的社会系统中的这些漏洞提出了几个“创可贴”。例如该法案并没有提出增加目前女性生育后获得的一次性经济支持，只是将其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在怀孕第十二周支付。

同样该法案也没有解决缺乏危机住房和其他相关服务的问题；相反的只是说应该向孕妇及其子女提供危机住房。与全纳教育、医疗保健、和其他残疾儿童护理服务仍未受到该法案的影响，尽管它确实承诺向生下残疾儿童的妇女提供新的一次性金钱补助。因此这些措施看起来更像是国家在资助生育，而不是实际的社会支持。

注：社会支持（英语：social support）是一个心理学术语，是指个人可以感受、察觉或接受到来自他人的关心或协助。社会支持也被分为工具性支持（Instrumental support）以及情绪性支持（Emotional Support），前者指实际具体的协助，后者为社会心理功用的支持。

尽管解决方案不足，但似乎重要的是这些议员在尝试改进法案的框架。提出的目标不再是限制堕胎。相反国会议员提出的目标是保护妇女并在经济上支持妇女，改善她们的社会地位和获取信息的机会，以及解决家庭贫困问题。这些问题在社会和媒体上引起共鸣，不仅因为它们反映了实际的社会问题，而且因为它们通常在政治上被忽视和低估。即使措施不足也被认为总比没有好。

我们在反堕胎的案例中看到的是一个等价链的构建，其中保护生命的承诺也代表了与文化认可、物质再分配和政治代表有关的却看似无关的承诺。

为了解释这个论点，我们将视角调整到这些反堕胎者的更广泛的叙事中。在 祖扎娜·马亚罗娃与帕沃尔·哈多斯进行的一项分析中，我们认为斯洛伐克 (2014-2020) 的反性别话语创造了一条等价链，在这条链中可以确定对文化认可、物质再分配和政治代表的要求。

迄今为止，这种联系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因为对反堕胎政治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那些与性别平等政策和LGBTQIA+人群和妇女权利最显而易见相关的方面：反对性别概念、性别陈规定型观念、性教育、同性婚姻等。那么在2014年至2020年期间，在斯洛伐克的反性别行为者所阐述的保护生命的诉求中，我们还能看到什么？

需求的等价链——生命保护

反堕胎者援引宪法、圣经和道德准则，来要求保护从受孕到自然死亡的生命权，这已经听到耳朵起茧了。由于他们承认生命从受孕开始，在他们的叙事中未出生的孩子被认为是社会中最脆弱的群体，因为他们没有发言权。反堕胎者采用了人权话术，并采用了民间社会反对歧视和不公正所使用的妇女和LGBTQIA+权利的论证。

他们要求保护儿童——包括未出生的和出生的——以及他们的权利。他们采用了类似的策略来要求保护孕妇。妇女被认为有可能因堕胎而在身体和情感上受到伤害，或者有可能被迫违背自己的意愿终止妊娠。

因此他们想说的是，需要采取措施防止家庭成员或医务人员对女性施加压力，并为女性创造足够的空间让她们自己做出决定，这些决定应该得到尊重。如果女性可以选择，她们就不会愿意终止妊娠，这一假设支撑着他们所提出的许多论点。防止/限制堕胎也被认为是国家和欧洲身份的问题：斯洛伐克的儿童被描述为古老欧洲文明的一部分，应该受到保护，免受非天主教国家和来自东方的移民的影响。

这种建构使得民族主义、民族民粹主义、极右翼和反堕胎的叙事相互结合。这些对文化认可的要求涉及到关于谁应该被视为社区成员的讨论（未出生的孩子、孕妇、白人/非白人、或斯洛伐克/外国孕妇）。

在保护生命的总体需求下表达的其他需求将文化认可与物质再分配联系起来。这些要求包括为被强奸的妇女提供心理和物质支持，为不想生孩子的妇女提供支持（包括匿名生育、财政支持和住房）等。而还有一些其他要求只关注于物质支持，要求改善家庭政策，为贫困（就业）妇女和家庭提供经济支持，为老人和病人提供社会和物质支持，提高家庭的 "生活质量"。

这些社会和经济需求与斯洛伐克的不平等现象以及许多人的日常经历有关，包括负担不起的住房、社会网络不足以及个人化和女性化的护理系统缺失。在政治舞台上，这些问题多年来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此外，议会中唯一系统地支持获得安全和合法堕胎以及LGBTQIA+人的权利的政党是Sloboda a solidarita（自由和团结），该党奉行个人主义和商业导向政策。在其领导人的媒体主张中可以看到该党的做法的说明：

这是今天所有政党的弊病-更多的再分配，更多的给予....，我们得说，当国家权利变得越来越大时，当它越来越多地组织人们的生活时，这不是什么好事。让我们以另一种方式来执政吧，让我们给人民自由，让他们更好地创造价值。

因此，虽然我们看到追求承认“传统家庭”的政治议程与社会和经济问题积极相关，但支持性别正义和生殖正义以及承认LGBTQIA+人群权利的议程却得到了追求新自由主义和紧缩政策的政治参与者的大力支持。

在斯洛伐克的反堕胎叙事中可以确定的最后一类诉求范围是要求强调个人和国家自治，并建立在反对欧盟、联合国和其他据称不尊重“斯洛伐克传统价值观”的潜在国际机构的基础上。那些声称代表斯洛伐克人民真实声音的人，要求在国家和国际政治舞台上有代表权。

在这个漫长的政治诉求链条中，保护生命的诉求不仅仅是对“未出生的孩子”文化认同的诉求，而是代表了对物质再分配和政治代表的进一步要求。在反复阐述各种要求的过程中，反堕胎者说出了国家社会主义政权垮台后的经济和政治转型过程中产生的一些不安全因素。

他们号称解决了全球自由秩序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失败，并创造了一个新的政治、文化和社会选择。在要求保护生命（以及类似的，保护家庭和其他要求）时，反堕胎者制定了一个基于家庭、有偿工作和国家观点等价值观的 "非自由提议"。

玛琳·拉鲁埃勒 (Marlene Laruelle) 总结道：正是这种被构建为“非自由提议”的等价要求链将反堕胎政治与非自由民主联系起来。他们指出自由主义及其文化和经济政策的失败，反性别政治提出了多数主义、民族中心或主权主义的解决方案，有利于传统的等级制度和文化同质性。

被拉鲁埃勒认定为非自由主义的五个特征之一：从政治到文化的转变，现实中似乎更为复杂。在分析的反堕胎叙事中，行为者有时会从文化角度来构建政治问题（堕胎的不同原因），但有时又将自由主义或进步主义行动者从道德的角度阐述的问题政治化（如人权共识）。因此政治和道德之间的相互作用似乎是由进步主义者和非自由行为者共同塑造的。

斯洛伐克的反堕胎言论案例说明了反堕胎和非自由民主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超越了斯洛伐克的边界。它提供给世界一个对非自由政治具体需求的洞察，并建议围绕这些需求构建一个新的集体主体思想架构。

新的（非自由民主的）集体主体在内部是多样化的，并且在政治上是流动的，因为它不是围绕身份构建的，而是围绕民众需求和政治诉求而构建的。如果我们认真对待这种集体的诞生，那么这样的集体必然会质疑当前对反堕胎和非自由民主的反对，并表明需要提出一个复杂的渐进提议作为替代方案——这个方案将围绕着民众未被满足的需求和跨群体的政治需求来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