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7月，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孙殿英命令部队用炸药炸开了慈禧的陵墓，将墓中的珍宝洗劫一空。慈禧墓盗毕，孙殿英又命部队炸开了乾隆皇帝的裕陵，同样将里面的宝物洗劫一空。而除了盗宝外，慈禧和乾隆的尸身也遭到了严重破坏。

自此，孙殿英的身上便多了一个挥之不去的标签——“东陵大盗”。

不过话说回来，这位东陵大盗虽然臭名昭著，但其唯一的儿子却非常争气，不仅是著名的“护陵专家”，还曾担任政协陕西省第五至八届委员会副主席，是一位受人敬仰的文化名人。

其实说起来，孙殿英早年的人生经历也比较坎坷。他出生于河南永城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幼年时曾念过几天私塾，但其性情顽劣、好赌，后来加入民间秘密组织“庙道会”，直到33岁才参军入伍。不过，孙殿英的军旅生涯却非常平坦。

1925年，孙殿英所在部队被憨玉昆改编后，他便被任命为憨部第五混成旅旅长，而此时距离他入伍也仅仅过去了三年的时间。在这之后，孙殿英又先后在国民三军叶荃部任旅长、副师长、师长，在张宗昌的直鲁联军任师长、军长等职。

1927年秋，时任河北大名镇守使孙殿英奉命阻击冯玉祥的北伐军，结果惨遭失败，后接受改编，孙殿英则改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

有趣的是，自孙殿英参军以来，短短数年时间就先后跟了五位不同的“领导”，而且几乎每次都是在战败后改投的，但即便如此，他的职位也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反而每次改投新主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重用。

不过，尽管孙殿英部被改编为了国民革命军，但却是蒋介石眼中的杂牌部队，不仅没有对其予以应有的关照，反而经常克扣孙部的粮饷，导致人心浮动，甚至一度有哗变的危险。在这样的情况下，孙殿英便不得不考虑破局之法，于是，盗掘清东陵的这一邪恶想法便在他脑海里浮现了。

对于孙殿英而言，盗掘清东陵虽影响极大，但却是能解决目前困境的绝佳办法，加上东陵价值连城的宝物数不胜数，盗之不仅可以解决部队粮饷，还可以“大赚一笔”，何乐而不为？于是，盗掘东陵的行动就这样开始了。

孙殿英从东陵盗取的宝物主要有五个去向：售卖、上缴、罚没、贿赂、秘藏。其中售卖的宝物所占比例较大，以至于不少宝物至今仍在民间流传，但更多则流落海外，不知所踪。

值得一提的是，孙殿英顶着“东陵大盗”的罪名，既得利益者却是国民党的那些高官，如戴笠、宋子文、宋美龄、蒋介石、阎锡山、孔祥熙等等。而也正是孙殿英的上下打点，才使他没有在盗掘东陵后遭到应有的惩罚。

1933年2月，时任华北第九军团总指挥的孙殿英，曾率部在热河围场和赤峰一带与日寇作战，之后又率部参加了长城抗战，多次抗击日寇的进攻。而这也成了孙殿英军旅生涯中为数不多的“高光时刻”。

抗日战争前期，孙殿英也曾率部对日作战，但在1943年8月后，他却毅然投靠了日伪，并多次联合日寇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

孙殿英为人处世极为圆滑，在与日伪和八路军为敌的同时，又分别与他们暗中来往，比如秘密容纳共产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在其部队中活动，并给予一定的粮食弹药接济等。

抗战胜利后，自称是受蒋介石之命打入敌人内部的孙殿英，摇身一变又成为了国民革命军。而蒋介石也是“不计前嫌”，收编了孙殿英部，并将其改编为第四路军。

解放战争打响后，孙殿英部被改编为暂编第三纵队，孙任总司令，奉命驻防豫北重镇汤阴。

1947年5月1日，我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六纵队共五个旅向汤阴城发起了猛攻。在我军的强大攻势下，激战至2日，孙殿英的暂编第三纵队全军覆没，孙殿英也被我军俘虏。

孙殿英被俘后，刘伯承曾指示军法处的同志要给予其宽待，所以他的被俘生活并不算差，不仅有一名卫士照顾他的生活，还请医生治好了他的病，戒除了他的鸦片瘾。

然而，由于长期吸食鸦片，当时他已中毒太深，病情越发严重。在生命垂危之际，他曾对前来看望他的人诚挚地说道：

我过去做了许多坏事，对不起民众，对不起共产党。共产党宽宏大量，不计怨仇，真比国民党好太多啊！

1947年9月30日，孙殿英病逝，终年58岁。孙殿英死后，军法处的同志还特地买来棺木，将他安葬。

孙殿英生前育有多名子女，但只有一个儿子，即孙天义。孙天义于1931年6月出生于北京，1952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

虽然孙天义的父亲是“东陵大盗”，他也一直生活在“东陵大盗”父亲的阴影之下，但他并未秉承“大盗”的衣钵，而是自强不息，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一代学人。

1957年，孙天义进入西安外国语学院工作，后任学院教授、院长。1994年后，他还受命兼任中国黄帝陵基金会会长，成为了黄帝陵的“守护者”。值得一提的是，孙天义还曾连续四届当选为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官居副部。

父亲孙殿英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盗掘皇陵，儿子孙天义却为了保护黄帝陵呕心沥血，两相对比，不禁令人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