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14年秋，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站在“收租院”门口合影，一脸平静。

但这画面却让无数人炸锅——这不是普通合影，这是恶霸后人站在“受害者控诉墙”前笑着摆拍！你说这像不像孙悟空在压他五百年的石头前自拍发朋友圈？

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快

2014年深秋，四川大邑县的天有些阴沉，空气里混着潮气和薄薄的霜雾。正值一个普通周末，大邑县安仁古镇迎来了一位特殊访客。

此人叫刘小飞，年纪五十上下，神情平和，衣着整洁，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站在“收租院”雕塑前的那张合影。这一幕，迅速引爆了网络。

“收租院”所在的位置不一般，它原是刘文彩老宅的一部分，坐落于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安仁镇，是一座典型的西式庄园与中式园林结合的大宅，建于民国时期，面积超过两万平方米，公馆共计27座。

这宅子后来被改造成博物馆，命名为“收租院”，自1978年正式对公众开放，主要展陈封建社会地主对农民的盘剥实录。

在这个博物馆里，最核心的展项是一组大型真人比例雕塑群，名叫《收租》。这组雕塑用27个农民形象再现旧中国农民缴租情景：一个背脊弯曲的佃户捧着沉甸甸的稻谷，旁边是佝偻着腰的老农、抱着孩子的妇人、低头叩拜的短工。

雕塑中神态各异，痛苦与压迫直观表达于脸部细节上，不仅传神，而且令人窒息。这不是艺术品，而是历史的“铁证”。

而站在这组雕塑前拍照的人，正是雕塑中“收租者”原型刘文彩的亲孙子。这张照片一经流出，立刻引发轩然大波。不少人觉得，这一幕太有戏剧性了，“祖上剥削，孙子参观”，仿佛历史跟现实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公众愤怒不是无缘无故的。刘文彩，这个名字在川南一带，可谓“谈虎色变”。他不仅是个经济大鳄，更是政治上的多面手。

从1921年开始，他借着弟弟刘文辉在川军中的地位，短短六年内，从一个地方烟酒局的小官一路爬升，兼任川南捐税总局总办、川南护商处处长等多个实权岗位。

这不是夸张。他在乐山、宜宾、叙府等地，强制开征的税种多达44项。

这些税收并非用于地方建设，而是直接进入了他的私库。据当时四川省统计，叙府一地平均每户农民每年被摊派的杂税在16项以上，且多以实物和银元计，负担极重。

到了1931年，他的财富已可与省府匹敌，仅在大邑安仁一地，他就控制了20余家银行、典当行、布庄与烟行。他的私人保镖团超过800人，还自组情报网与武装力量。

他的庄园中设有私刑室、拘押所、账房、烟库，每年从民间搜刮的粮食高达数百万斤。地方农民曾多次上书控诉，然而由于刘家与地方权力深度绑定，所有控诉无一回应。

而今天的“收租院”正是建立在这段沉重历史之上。雕塑、账本、租契、器物……这些展陈不是艺术加工，而是原物复制、史料支撑，是人民群众血与泪的见证。

可当年那位作威作福、霸占田地的“刘老虎”，在这天，被他的孙子以“观众”的身份再次拉回公众视野。

刘小飞的照片背后，是舆论的洪流。他既未公开说明此行缘由，也未对家族历史发表态度。这种沉默，被很多人视作默认，甚至是对那段历史的淡化和模糊。

历史的伤口并不会因为时间而自动愈合。尤其当“加害方”的后人站在“受害者”的回忆场景中时，这种画面往往会激起新的伤痕与不安。这不是一张合影那么简单，它承载着千百农民一生的苦难，也凝固着大众对于公正历史叙述的期待。

照片定格在深秋的清晨，雕塑面无表情，祖屋沉默不语。历史被按下快门，但那一刻，仿佛有人在心里响起一声叹息——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快。

刘老虎，真不是个外号

在四川人心中，能让一县百姓提起名字就心头发毛的，除了瘟神，恐怕就数刘文彩。人称“刘老虎”，不是外号唬人，而是真真切切用鲜血和尸体换来的“称号”。

时间推回到1927年，那年秋天，四川屏山县城南门外的农民聚集了一场数千人规模的抗议。他们不是什么流氓地痞，也不是造反贼，而是实打实的农民——种地的、挑担的、打短工的，喊出的口号却异常清晰：“反对烟厘捐，退还懒人税！”

他们的核心诉求只有一个：不要再强迫我们种罂粟了。

可刘文彩不干。他要收烟苗税、收烟土税、收加工税，这一整条黑色产业链，全是他私人的“提款机”。

农民的反抗，在刘文彩眼里，那是“动摇根本”的大逆行为。于是他一声令下，调来叙府驻军百余人，夜里突袭农会驻地，枪口对准人头，尸体扔在通江河口示众。

这还不算完。

1928年3月，叙府城区的农民自发在城区召开反苛捐大会。谁知会议还没开完，刘文彩便带兵冲进现场，开枪扫射，血染街巷。那一日，死者多为老幼妇孺。当天被抓者超百人，随后多被秘密杀害，剩下的戴枷游街三日，最后发配苦役营。

而1931年春天发生的“五人堆”事件，更是令全川震惊。那年3月，四川省委特派员梁戈、宜宾中心县委书记孔方新等5人在传达上级文件途中被捕。刘文彩命令将他们五人绑至宜宾南门旷地，白昼行刑。五人跪在地上，不发一言，被一枪一个打死。随后，五具尸体堆在一起，不准掩埋三日，用以“警示乡民”。

在刘文彩的治理下，川南地区“口不能言，民不聊生”成为常态。哪怕是地方官也得给他三分面子。原因很简单——有钱，有枪，有人，谁敢惹？

根据1940年民间统计，刘文彩在川西拥有良田3.6万亩、商号128家、地下库房存银逾百万两。他的财富规模，甚至一度超过当时四川财政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对这样的地头蛇，地方官府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照片，不该只是合影那么简单

2014年的那张合影里，刘小飞面色平静，身后是农民雕塑跪地求租的痛苦模样。这一张对比，不是一张“回忆”合影，而是历史的“锥心剪影”。

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一张照片能引起这么大反应？理由只有一个：中国老百姓吃过太多苦，尤其是被地主阶级盘剥的那段岁月，不该被忘，更不该被轻描淡写。

回顾刘文彩的“发家史”，从不是靠祖产，而是靠政治勾结。

1920年代，刘家搭上了军阀刘文辉这条线，开始疯狂扩张。刘文辉在四川军政两界如鱼得水，刘文彩便以“护商总局”的名义将税务、仓储、贷款一条龙搞起，从此脱离农耕，走上掠夺之路。

到了抗战时期，刘文彩又摇身一变，以“支持抗日”为名，在大邑一带强征“抗战捐”，实则搜刮民间存银。他从不参与战场，却频繁为军政要员“接风洗尘”，用金银珠宝巴结各路军阀。他在安仁开设刘氏当铺，用高利贷控制地方百姓，失地者只需三日，即被赶出祖宅。

正因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邑县数千农民主动上交材料、证词、租契，仅1950年两月内就形成超过4000页的“刘氏剥削档案”，成为后续博物馆布展的重要资料来源。

那张2014年的照片之所以引发公愤，不是刘小飞“来参观”惹了众怒，而是因为人们在这张照片里，看到了一个家族的“无言翻篇”，而这恰恰是百姓最怕看到的东西。

人们害怕的不是历史沉默，而是历史“被沉默”。

“收租院”依然矗立，但照片里的那个人，是否真正“看见”了那段历史，谁也不知道。他或许只是站在自家祖宅前，拍了张照，走了。但对更多人来说，这不是归来，而是提醒。

有些记忆，不能抹；有些罪行，不能轻；有些照片，不能只当作纪念——那是一张历史对照图，一边是旧世界的压迫，一边是新时代的觉醒。

参考文献：

刘文彩.百度百科.2025

所谓“善举”改变不了刘文彩的恶霸本质.历史评论,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