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在2011年那时候，毛新宇得知了某件事情后，赶紧联系上海那边的人，请他们帮忙找一位叫“李云”的老人。他说了，如果实在找不到老人本人，能找到她的后代也行，他特别想亲自跟“李云”说声“谢谢”。刘滨作为毛新宇的妻子，对老公的行为和态度感到非常吃惊，她不禁感叹：“我居然现在才知道李云这个名字和他的故事，原来咱们家还有这样一位‘大恩人’呢！”那一年，经过有关单位的安排，毛新宇和刘滨来到了上海，终于在医院里见到了九十多岁的李云奶奶。虽然她的头发已经全白了，但看起来还挺有精神。当毛新宇提出想听听过去的故事时，李云奶奶第一次向毛家的后代详细讲述了那段激动人心的往事。

那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杨开慧烈士离世后，她和毛主席的三个娃儿被秘密组织还有外婆带到了上海，在大同幼儿园里开始了他们的学业。没过多久，幼儿园办不下去了，董健吾园长就把毛岸英和他的弟弟接到了他前妻的家里。但后来不知道因为啥，毛岸英兄弟俩离开了黄家，开始在外面漂泊，有好一阵子都没了他们的消息。董健吾没了法子，只好连忙向上海的中共组织求救，但大家找了好几遍，什么也没找到。几年后，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被敌人给破坏了，大部分成员都离开了上海，只有少数几个没被发现的同志还留在那儿，继续为我党做事。李云就是其中之一。有一天，李云的老公同时也是她的上司跟李云说，得让她跑到上海去找两个小男孩，至于这俩孩子的具体身份得保密，李云仅仅清楚他们的岁数，还有就是他们都是烈士的后代。

毛新宇听到李云对他说：我拿到任务后，生怕耽误了事儿，立马跑到街上到处问人。可上海这地儿实在太大了，我找了好多天，都没能探听到他们的下落。有一天，我继续上街找，逛到了城隍庙那边，想着买碗粥垫垫肚子，结果在粥摊那儿瞅见了两个小男孩，他们身子瘦瘦的，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年龄正好跟我要找的人对上号了。我旁边的人告诉我，那俩孩子好像不会说话，从来没见过他们开口，看着挺让人心疼的。我就去买了点粥，给俩孩子吃，他们吃完还是一声不吭。我赶紧回去跟领导说了这事儿，还带着孩子去洗了澡，给他们换了身干净衣服。后来，冯雪峰急匆匆地来了，他又哄又劝，带着两个孩子去吃了顿饭。在吃饭的过程中，冯雪峰不断想跟两个孩子拉近距离，但俩孩子特别机灵，几乎什么都没透露。好在饭后，他们对冯雪峰的防备没那么重了，终于被冯雪峰问出他们是来自湖南的。冯雪峰在确认了俩娃的“真实情况”后，就把他们带走了，从那以后，李云就再也没有见过这两个孩子。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她一直按照党的指示行事，对任何人都没有透露过一丝一毫的这些机密。等到以前的事情过了保密期，在有关部门的催促下，我才把自己的经历说了出来。听完毛家的那些过去的事儿，毛新宇立刻站起来，跟李云说谢谢，感激她当年救了自己的伯伯和爸爸。李云云轻松地笑了笑，挥了挥手说：“别跟我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组织交代的任务，我肯定得搞定。”李云就是这样一个人，她一辈子都在为党、国家和人民默默付出，是中共秘密工作中杰出的“幕后英雄”之一，她的故事真的值得每个中国人听听。

【01，中共特科的女同志：她是苦难里出生的孩子，却在苦难中挣扎出一条“生路”】李云是1915年出生的，她原来的名字叫“祝修贞”。她常提起，自己的小时候过得挺不容易。她家里往上数几代都是读书人，她爸写字更是一绝，可惜那时候世道不好，没法让他大展身手，最后只能在一家小衣服店里打工，赚点辛苦钱来养家糊口。李云伤心地说：“那时候，穷苦人家要想翻身，可真是比登天还难啊！”还好她爸爸是个有眼光、讲规矩的文化人，这才没让李云跟那些穷苦大众一样默默无闻，埋没了她的光芒。她回想起以前，讲道：“我爸跟我说，外滩公园那块牌子上的字，是咱们国家的耻辱，得时刻记着。他还顶着大家的反对，硬是把我送进了绍兴小学，这才让我有了翻身的机会。”

在那所学校里，老师们大都是共产党员，李云得到了一份革命的信念，并把它悄悄地放在了心里，让它悄悄地成长壮大。在老师的鼓舞下，她成为了中共青年团的一员，和同学们一起走上大街，参与了纪念清朝廷签署二十一条的“铭记国耻”行动，分发着呼吁“停止警察对教育界的打压”的宣传单。李云小学一毕业，就去了闸北丝厂上班。因为她年纪小，大家老爱让她去送信。李云可不怕，每次都把信顺顺利利地送到。她记忆最深的活动是“空中传递”，混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把宣传单藏在腰间，跑到指定地方偷偷交给秘密伙伴，然后一块儿大声喊“帝国主义滚出去”，最后大家迅速散开，让敌人根本逮不着。她笑眯眯地说：“那时候，我们可都是特别当真的。”

1930年的时候，李云成了中共党员。到了第二年的一月份，她接到上级的命令，要去一个地方参加在闸北举行的会议。就是在那个会上，李云头一回见到了个子中等的王明，还有那个留着娃娃头的孟庆树。李云听王明的讲话，其实有点云里雾里的，没全明白。但当领导让大家表示支持时，她还是稀里糊涂地举起了手。1932年大年三十那会儿，上头给李云派了个活儿，让她跟徐强他们几位一起去河南搞个秘密任务。李云因为被分配到一个重要任务而兴奋不已。她和徐强联手，成功说服了国民党少将惠东升改变立场，更巧的是，从惠东升的学生那里意外获得了国民党准备对江西中共苏区发起的第四次“围剿”的详细计划。这一发现对中共成功“反围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过挺遗憾的，没多久惠东升就暴露了身份，结果被国民党政府抓住并执行了死刑。李云和徐强再次回到上海，按照组织的计划，他们开始扮演一对夫妻，继续为党执行任务。演着演着，两人真的产生了感情，经过上级的同意，他们真的成为了一对夫妻，李云也因此加入了中共特科。他们在上海弄了个小店，专门给人修锁。在外头，徐强是大当家，李云就是当家夫人；在家里头，徐强管情报，李云负责发报。他俩齐心协力，为我党的情报事业操了不少心。1936年4月份，冯雪峰到了上海后，就去找了徐强。这下李云可忙了，她开始是给冯雪峰当信使，每天给胡愈之送信；后来呢，她又负责建起了中共的秘密电台，靠着冯雪峰给的信号，他们终于又和中共中央联系上了。

【02，与宋庆龄友好往来：她和宋庆龄因工作结识，却建立长达大半生的真挚情谊】那年五月的某一天，冯雪峰去见宋庆龄时，宋庆龄向冯雪峰提了个特别的请求：她想让中共安排个人，专门负责她和中共之间的联系，好让两边能随时沟通信息。冯雪峰爽快地答应了，回去后就决定让李云来负责这个任务。到了那个月的下旬，李云按照约定时间，站在了宋家门口，按下了门铃。没过多久，一位有点胖的大婶笑着把门打开，请李云进去。李云刚在客厅沙发上落了座，就见穿着黑色旗袍的宋庆龄，在佣人的陪伴下，优雅地走了过来。

李云站起来跟宋庆龄打招呼，宋庆龄笑眯眯地打量了李云一会儿，说：“哟，是个小姑娘呢！”这话让李云顿时不紧张了，她觉得宋庆龄跟遇到的那些阿姨一样，特别和气亲切。宋庆龄转头对“李妈”说，又告诉给李云开门的那位大姐：“以后啊，这位钱小姐，其实是李云的假名啦，她就是我的新秘书。她工作挺忙的，不一定每天都能来。要是碰巧我不在这儿，李妈，你就帮我多照应照应她。”说完后，她又转头对李云反复交代了几句。李妈一走，宋庆龄就让李云和她一起坐在沙发上，向李云提了几个问题。李云都一五一十地回答了。后来，宋庆龄问李云，能不能每周到宋家来三次，要是事儿多的话，那就看着办，可以多来几次。李云连忙点头答应了。

一个多月后，宋庆龄又一次找李云，想让李云每天都去她家一趟。可那时候的上海局势很紧张，李云要是天天去宋家，那可是冒着很大的风险呢。她不得不常常在路上换衣服，还要时不时地溜进商场，这样才能甩掉跟踪她的人。宋庆龄心里明白现在的状况，有啥事通常直接跟李云说，但要是碰到李云解决不了的事儿，她才会让李云去安排和冯雪峰见面。有一次，宋庆龄请李云帮忙打听一下牛兰夫妇的近况。李云跟上级说了之后，每次南京那边有关于牛兰夫妇的消息，他都会特意为宋庆龄抄一份过来。

西安事变发生后，宋庆龄也面临着安全上的风险。但她并不放在心上，好几次对李云说：“别管他们，我收到的恐吓信又不止这一封，看多了，也就不当一回事了。”不过，李云依然十分上心，他赶紧跟领导说了这事儿，希望加强宋家周边的安保工作。第二年七月，周总理他们一行人来到了上海开始工作。李云按照上面的要求，特别去告诉宋庆龄这个消息，让她准备好和周总理见面。宋庆龄突然叫住了正要走的李云，悄悄地问她：“你瞧，我现在能不能算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呢？”李云心里突然像被火烤了一下，热乎乎的，但她不敢直接回应，只好支吾着说：“让我先回去问问，再回复您吧。”经过潘汉年的提醒，李云在次日对宋庆龄说：“您和共产党的成员没啥两样。”宋庆龄心里乐开了花，非要李云留在家里吃饭不可，还打算亲手做一道自己最擅长的凉拌菜给李云尝尝。日本军队侵占上海后，宋庆龄经不住中央的一再催促，只好在李云的陪伴下，急忙前往香港。

1938年的某一天，平时工作特别认真的李云，难得跟宋庆龄请了次假，说是因为孩子病了，得赶回上海去照顾。宋庆龄很爽快地答应了，还反复叮嘱李云路上一定要小心。然而，他俩都没料到的是，李云这次离开后，就再也没能回到宋庆龄那里上班了。抗战结束后有一天，周总理从重庆回到延安时，给李云捎来了宋庆龄专门为她准备的生活小物件，这让李云心里头暖洋洋的，特别感激。“特别调查”告一段落后，李云陆续在西北公学和山东等地开始了新的工作旅程。

在新中国还没正式成立的时候，她回到了已经获得自由的上海，并在上海商品检验局担任了军方的联络人。李云心里一直惦记着宋庆龄，经过多方询问，终于知道了宋庆龄的住处，于是她决定亲自上门去看望。开门的人还是李妈。她一见到李云，脸上乐开了花，赶忙拉着李云的手，说要带她去见宋庆龄。宋庆龄见到李云也是满心欢喜，不光给了李云一个大大的拥抱，还贴心地问起了李云孩子的事儿。听到孩子突然离世的消息，宋庆龄的脸色瞬间黯淡下来，满是悲伤。她轻声细语地劝慰了李云几句，担心再聊起这事儿会让李云心里难受，就赶紧换了个别的话题。过了一会儿，宋庆龄亲手拿了两件衣服送给李云。在李云准备离开的时候，宋庆龄特别告诉她，下次一定还要来，因为她有些事情想和李云讲。

【03，未曾虚度的一辈子：她说她只是在执行党的纪律，履行自己的职责，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罢了】李云依照宋庆龄的指示，没多久就再次上门拜访了宋家。宋庆龄跟李云聊起了她当主席的那个中国福利会，问李云想不想一起来那里工作。李云说自己手头事儿有点儿多，不过还是可以尽量每周日挤出点儿时间去福利会搭把手。宋庆龄听了，高兴地点了点头。中国福利会差不多搭建好后，李云想要离开了。宋庆龄给李云写了封信，真心希望他能留下，信里写道：“大家都说你做事非常细心……我真心希望你能改变主意别走了。如果实在不行，哪怕每周抽点时间，来福利院帮个忙也好……”李云被宋庆龄的真诚所打动，于是打消了离职的念头，依旧抽时间为中国福利会帮忙。

1952年的时候，政府听了宋庆龄的意见，决定让李云来福利会上班，并让他当上了秘书长。1962年的时候，李云升当上了福利会的党委书记。在这段时间里，李云一直干劲满满，尽心尽力把工作做到最好。她和办公室主任琢磨着，想把福利会下面的单位分给上海市的各个政府部门管，这样工作能轻松点。后来，趁着去北京办事的机会，她还把这想法带到了中国救济总会，请秘书长给点儿建议。最终，那份提案摆到了周总理的办公桌上，周总理建议改动一下福利会的执行委员名单，让执行委员们更多地帮衬着业务方面，还特别指出，最好别让北京的同志来担任福利会的执行委员。问题解决完毕后，周总理让齐燕铭转告李云：宋庆龄很有政治分量，要是她有啥需要，李云得赶紧帮忙搞定；李云得从政治大局出发，别在经济上动那些小心思。

李云牢记周总理的话，持续为中国福利会出力。1978年，因为工作调动，李云离开了中国福利会，当上了上海市政协的副秘书长，但他和宋庆龄之间的友好关系一直持续着。退休之后，李云变得更加沉默寡言，很少和人聊起自己的过去。有次记者找上门来，想了解李云对以前事情的看法，李云轻轻地笑了笑说：“我这辈子没白活就行。其实我就是按照党的规矩办事，尽了自己的责任，把分内的工作干好。”2013年的时候，98岁高龄的李云老人在上海安详离世。过了7年，一本由李云亲自记录的人生故事书终于面世了。这本书的序言是由曾经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罗青长写的，他在序言里大力称赞了李云这位一辈子都在为国家和党默默付出的女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