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蒋介石任命程潜为湖南绥靖公署主任兼省主席。

随着国民党在前线战局不断崩溃，程潜内心深处萌生了想要起义的想法，这一切都引起了中共湖南省工委的注意，经再三考虑，湖南省工委决定派程潜的老友、湖南大学教授李达前去劝说，经过一系列的交谈，程潜内心深处也经历了一番考虑，最终决定同意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走和平起义一条路。

图|程潜与陈明仁

对程潜一系列的心理变化，蒋介石似乎也有所察觉。

蒋介石当然不能容忍程潜的主张，于是他命令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对程潜等一大批国民党湖南军政要员，施行刺杀。

毛人凤在接到蒋介石指示后，立即把侄子毛钟新叫来，两人商量后，制定了一份暗杀名单，鉴于事情的重要性，毛人凤嘱咐毛仲新：

“绝不能让湖南出现第二个傅作义。”

1949年夏，毛钟新带着暗杀小组以“湖南政局侦防组”悄悄来到长沙，住进了乐淘旅店。

为了保密起见，这群人深居简出，一般日常的消息往来，全部都是由保密局湖南站的站长、副站长夏松、唐光辉等人来旅社汇报工作。

山雨欲来风满楼

对于国民党保密局特务的刺杀，程潜是心知肚明，但他也并非没有应对的手段。

因为时任湖南党政军联合办公室主任的张严佛就是军统出身，而且资历并不低。在军统多年的张严佛，对于毛人凤的手段可以说是一清二楚，也因在保密局受到毛人凤排挤，张严佛后来接过了程潜抛过来的橄榄枝，脱离军统赴长沙任职。

程潜很赏识张严佛的能力和品性，对他很是信任，而更重要的是，张严佛赞同程潜起义的想法。

张严佛掌握着军统（或者说保密局）在长沙几乎全部的人手，在毛钟新一踏上这片土地，他就已经察觉，出于双方立场不同，他决定制止毛钟新的刺杀行动。

同样，毛钟新也很清楚张严佛的能力，他知道，如果正面对抗，他根本不是张严佛的对手，思来想去，他也只能是找人来帮他完成这件事。

图|毛人凤

就在这个关键时候，一个人出现在毛钟新的面前。

他就是原国民党军统江西站代理站长陈达。

毛钟新与陈达关系不错，过去两人还曾是同学。

1938年出，戴笠决定在湖南办一个大规模的特务训练班，考虑到长沙附近可能会遭到日军空袭，于是戴笠就把地址选在了常德北面临澧县县立中学校。

不要认为这只是一个特务训练班，事实上在当时，参加这个训练班的大多数学生，都是怀揣着抗战救国的思想给骗过来的。

据有过十年军统生涯的邹凤唫回忆：

“1939年春，我怀着抗日报国的愿望辞别双亲投笔从戎，经过上饶初试、衡阳复试之后，考入了一个当年名字保密的军校。我被编入新生队到了息烽，才知道原来自己考入的“军校”，其实就是军统息烽特训班。”

临澧特训班只是当时戴笠在全国范围内办的最大的一个特训班，随着影视剧的“宣传造势”，逐渐为人所熟知。

毫无疑问，陈达应该也算是是“误入其中”。

1941年，24岁的陈达考入了军统临澧特训班，只是没想到，稀里糊涂之下，竟然成为了军统中坚力量。

陈达在时隔多年后，还曾回忆在这个临澧特训班学习的经历：

“位于常德临澧的这个军统特训班学生，不管学的是什么专业，都得“洗脑”，即着重学习针对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进行污蔑歪曲、颠倒黑白的“党派分析课”。”

图|陈达（有待考证）

毛钟新作为毛人凤的侄子，同样毕业于这个临澧特训班，所以从关系上，他与陈达是同学。而且两人在就学期间，关系一度不错，毕业后虽然天各一方，但彼此仍然保持这联系。

从临澧特训班毕业后，陈达被派往江西日占区从事情报工作，凭借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升迁至军统江西站代理站长，并被授予少将军衔，1949年，陈达出任了国民党京沪杭警备司令部衢州情报搜集所少将主任。

1949年夏，毛钟新被派往长沙刺杀程潜等国民党军政要员，就在他苦于身边没有帮手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乐陶旅社门口碰上了老同学陈达。

“你不是在浙江工作吗？眼下时局紧张，浙江的人都在往台湾跑，你怎么跑回湖南了？”

毛钟新当然不糊涂，尽管他与陈达是老同学关系，但有些事情还是问清楚比较好。

“家父有病，请假回醴陵探视，昨晚刚到，顺便在长沙买药，看看亲戚。”

似乎没有什么问题，毛钟新顿时安心下来。

两人回到屋里，开始有一句没一句的搭话，陈达好奇地问了一句：

“你来长沙是有任务吧？”

图|蒋介石与戴笠

毛钟新很警惕的四下里观望了一下，然后对陈达说：

“确实有任务，你虽是湖南人，但你已久不在湖南工作，不了解这里的情况，我实话告诉你，湖南的情况很糟糕，程潜很可能叛党叛国，最近总统亲谕毛先生，不能让湖南再出个傅作义，要严防湖南出现叛乱局面。”

说话间，毛钟新把自己这次来长沙的暗杀计划一股脑地说出来，还从身上掏出来一份名单递给陈达，上面详细的记载了此次暗杀的目标人物的详细情况。

陈达不漏声色地拿过来看了一遍，只见上面写着一串名字：

“程潜、唐伯球、程星龄、唐生明、邓介松、萧作霖、陈云章、张严佛等。”

毛钟新并没有隐瞒，他告诉陈达，这次他回湖南就是要伺机杀掉名单上这些人，当然刺杀的方式有多种多样，他也没必要亲自出动，毛钟新告诉陈达：

“刺杀程潜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一个内应，在他的住处安放炸弹。”

毛钟新不亲自出动，陈达肯定也不愿意干这些事儿，于是他做了一个两手一摊的动作，表示对这件事情爱莫能助，不过毛钟新还是把陈达挽留下来，哪怕就是做些参谋工作也好。陈达也没有推辞，于是就在乐陶旅社住了下来。

陈达在乐淘旅馆一住就是好几天，趁着有一天上街买药，他转了好几圈，然后走到北正街一户人家。

“笃笃笃”

陈达敲了几声，门吱呀一声打开，将他迎了进去。

如果毛钟新在这里，相信他一定能认出门里这个人，因为这个人就是令他十分忌惮的——张严佛。

事实上也可以看出来，陈达之所以出现在乐淘旅馆，完全是张严佛一手安排的。

考虑到敌暗我明，张严佛当然要想办法把毛钟新调出来，并完全了解他的计划才好做预备，思来想去，张严佛认为只有陈达才能办成这件事。

于是，张严佛当机立断，给在浙江的陈达发去一封电文。

毫不夸张，张严佛这个举动相当冒险，毕竟要说起来，陈达虽然算是军统特务中一股难得的“清流”，但他是否能为我所用，还是一个未知数。

当然，也正是这一封电报，改变了陈达的一生，以至于他晚年在回忆录中，还详细地描述了当时的情形。

1949年6月，陈达匆匆赶到了长沙，与张严佛见了一面。

一见面，张严佛便推诚置腹地对陈达说：

“湖南的程潜、陈明仁已经决定起义了，在长沙的军统人员大部分也要随同起义，希望你不要去台湾，留下来一道参加起义。”

可以想象，当时陈达听了这些话，内心一定非常震惊。

尽管从骨子里的思想来说，陈达对国民党当局种种倒行逆施的行为感到不满，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是军统的一员，而且在军统之中的地位并不低，姑且不考虑最后起义是否能成功，就算最后真得成功了，以自己的军统身份，是否会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宽容与谅解。

据陈达之子陈卓在回忆父亲的文章《我的军统父亲》中所描述，陈达当时的内心非常纠结，尽管张严佛极力劝说，又给他出示了与共产党之间往来的信件，一再表示我党既往不咎，立功受奖的政策，但陈达内心仍然非常犹豫。

陈达没有立即答应，而是晚上回去后思考了一夜。

一直到第二天早上，陈达才想明白其中的关节，他答应了张严佛的请求，决心拥护程潜的长沙起义。

陈达在取得了毛钟新的信任后，就一直住在乐淘旅馆，就近监视毛钟新的行动，同时思考，怎么才能破坏毛钟新的暗杀计划。

经过反复商量思考后，陈达、张严佛决定给毛钟新写一封恐吓信过去。

陈达文学造诣出众，当即挥毫泼墨写了封匿名性给毛钟新：

“钟新先生，玩火自焚，古有明训。识时务者为俊杰，逆洪流而动者必灭顶。望先生悬崖勒马，速离长沙。否则，当心先生脑袋！”

本来按照刘炳文的意思，是想把信的末尾“脑袋”两个字改成“狗头”，但张严佛考虑再三，最终还是决定没改，信交给刘炳文后，让他的太太又动手抄了一遍，才给毛钟新送了过去。

有意思的是，这封信一直到第二天下午，才送到毛钟新手上，而陈达当时就站在毛钟新身边。

一看到这封简短的信，毛钟新的后脖颈直冒凉气，他本来以为自己行动已经够机密，没想到还是被人发现。

当机立断，能跑就跑。

毛钟新回头对陈达说了最后一句话：

“我有急事需要到别人家去一趟，晚饭就不回来吃了。”

就这样，毛钟新一去不复返，刺杀计划也无疾而终。

也是因为经历了这件事，促使陈达做出思想上的绝对转变。

一直到许多年后，陈达已至耄耋之年，还记得毛钟新当年“交手”，并不时地发出爽朗的笑声。

1949年8月4日，程潜、陈明仁在长沙通电全国，宣告湖南和平起义。

陈达在促成长沙起义后，随即又奔赴新的战场。

1949年8月，湖南和平起义后，白崇禧率华中30余万大军仍然盘踞在湘中、湘南。

当时湖南的地下党曾问张严佛：

“广西方面是否有策反对象？”

张严佛立即推荐了陈达。

图|白崇禧

就这样，陈达与华中局取得了联系。他在离开长沙南下衡阳、广州时，已经领取了任务，伺机策反白崇禧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的人。

当时时任华中军政长官部二处上校情报处副处长刘万寿、三处上校科长孟繁章原来都是陈达的部下，三人抗战时期在江西负责搜集日伪情报，杀敌捕俘，有过命的交情。事实也确实如此，当两人听说陈达在长沙已经参加起义的想法后，当即表示了赞同。

就连白崇禧也万万没想到，就在他的眼皮子地下，就潜伏者一个卧底小组，因为他们三人能够接触到白崇禧整体的作战计划，其中包含部队番号、兵力部署以及撤退计划。

为了能将获得的情报送出去，陈达利用关系，接触到了国民党航空局在桂林的无线电电台台长伍本森，伍本森在抗战时期也是陈达的老部下，两人交情也不错，经过一夜的畅谈，伍本森也同意就地起义，并利用所掌握的电台，将获取的情报源源不断的送到华中局。

因为陈达一开始南下，并没有与华中局约定好电台的联络信号，于是他又冒险返回长沙一趟。

更为关键的是，这时孟繁章又提出了一个更新的想法：

“我们不如伺机干掉白崇禧。”

图|蒋介石

1949年1月，蒋介石宣布下台，桂系的李宗仁出任代总统，白崇禧可以说是仅次于李宗仁的存在，如果能刺杀掉白崇禧，对于全国解放的形势，无疑能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老实说，以陈达当时所处的环境来讲，还真有这个可能。

为此刘万寿还制定了一个较为圆满的计划：

“我们作为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的官员，可以随意进出白崇禧的府邸，到时候只要准备一枚定时炸弹，趁机藏在白崇禧附近，就能神不知鬼不觉的要了白崇禧的命。”

考虑到这个计划太过冒险，尽管陈达一行人十分动心，但为保险起见，还是要预先通知解放军。

1949年8月中旬，陈达三人冒险回到长沙，与华中局代表齐一夫会面。

三人将想法说出来后，齐一夫略一沉吟，然后摇头：

“杀掉一个白崇禧，可能你们能办到，但还是不能解决白的几十万军队。我们寄希望于你们的是，及时将白的部队作战与撤退计划、兵力位置、动态等情况以及白在华中地区布置的潜伏特务组织等告诉我们，这比杀掉一个白崇禧有用得多。”

经齐一夫再三劝说，三人才放弃了这个冒险的想法。

不过从1949年中开始，陈达配合刘万寿、齐一夫并联合伍本森一起将白崇禧的军事情报秘密通过电台传送给南下的解放军。

一直到广西解放，三人的任务才算是完成。

1950年初，西南全境解放，陈达返回湖南，华中军区联络部第二联络站发给陈达一份立功证明：

“陈达（即陈显春）经我站派驻桂林工作，在我军向广西进军过程中，做出了有益于人民的工作，卓著成绩。”

新中国成立以后，湖南省人民政府也颁发给陈达一份起义证明书。

这年秋天，湖南省公安厅找到陈达，并委托他赴香港策反军统特务人员，要知道以当时陈达的情况，在军统（保密局）内部可以说是已经挂上号了，如果贸然前往香港，必然是很危险的一件事，但陈达并没有犹豫，先后两次赴香港工作。

遗憾的是，陈达的立功证明后来并没有保留下来。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陈达也受到冲击，为此他曾坚定不屈地予以抗争。

图|无名英雄纪念碑

1975年3月19日，陈达获特赦出狱，被安排到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工作。

可惜的是，陈达人生的大半岁月都已经虚度，他不止一次地对儿子陈卓感慨地说：

“很可惜，我年富力强的岁月白白浪费在监狱里，我是真诚的想为国家做点事情啊。”

值得一提的是，1981年，陈达获得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待遇。

一生历经艰难，晚年终于收获平静。

令陈卓感动的是，父亲陈达一生不爱言语，晚年除了对他道歉，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我一生中最不后悔的事就是娶了你母亲。”

2009年，陈达在长沙去世，临终前拉着儿子手说：

“我唯一遗憾的就是亏欠你们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