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如何让俄罗斯走出上世纪 90 年代的混乱局面作者：叶夫根尼・克鲁季科夫

整整三十年前，即 1995 年 4 月 3 日，俄罗斯国家安全机构获得了如今的名称 ——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当时，前苏联克格勃（KGB）留下的遗产处于怎样的状态？围绕这次更名展开了怎样的政治斗争？这对相关机构的实际工作又产生了哪些影响呢？30 年前，1995 年 4 月 3 日，鲍里斯・叶利钦总统签署了将俄罗斯联邦反间谍局（FSK）更名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的命令。这成为了俄罗斯国家安全机构恢复正常工作的起点。将俄罗斯联邦反间谍局（FSK）更名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并不仅仅是名称的改变，尽管令所有人惊讶的是，这次 “换招牌” 之后，并没有随之而来的任何结构或人事变动。甚至连对工作人员的正式重新考核都没有进行。原因在于，叶利钦的命令确认了一个既成事实。1995 年 2 月，国家杜马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法》，从法律层面废除了此前生效的有关国家安全机构的法律法规，而这些法规实际上早已未被遵守。到那个时候，俄罗斯的国家安全体系实际上已经被摧毁。自 1991 年以来，经历了几轮对前苏联克格勃（KGB）遗产的更名、裁减和分割。1994 年下半年，当新的国家安全机构法案正在起草时，对于这些机构未来命运的观点分歧极大。当时在俄罗斯掌权的自由派精英们的目标是彻底摧毁国家安全机构，清洗工作人员，对其工作进行外部监督，将机密数据交给西方国家，并像一些东欧国家那样无节制地掌控档案。他们还提议进一步降低该部门的地位，将其更名为 “国家安全局”。这使得国家安全机构的地位甚至比，比如说，林业局还要低。而从另一个政治阵营来看，他们强烈批评叶利钦此前解散苏联国家安全部（MGB）的命令，并要求恢复该部门的部级地位。在章程性命令中以 “局” 的形式确定下来，在当时看来有点像是一种妥协，但在新的历史时期 ——2004 年，仍然需要进行一次改革并扩大被削减的权力。但在 1995 年，就连鲍里斯・叶利钦及其身边的人也明白，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国家安全机构体系，是无法生存下去的。国家安全机构的工作人员数量减少了好几倍。许多人进入了私营部门，情报机构和驻外机构流失，与地方机构的垂直联系被破坏。在 1991 年至 1995 年期间，国家安全机构无法履行其直接职责：打击当时众多的经济犯罪、间谍活动、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走私、武器和毒品交易，抵御外国势力的影响、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此外，早在 1991 年，国家安全机构就被剥夺了调查权。实际上，这意味着苏联国家安全部（MGB）的工作人员，以及后来俄罗斯联邦反间谍局（FSK）的工作人员，不得不向警察或检察院求助，而他们往往对此置之不理。法院也极其缓慢且不情愿地审理涉及安全人员的案件。当时的俄罗斯联邦反间谍局（FSK）/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局长谢尔盖・斯捷帕申指出，这些案件只是形式上在处理，而且大部分案件的处理都没有考虑到反间谍活动的特殊性。卢比扬卡（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总部所在地）的声誉急剧下降。总体而言，到 1995 年，俄罗斯在安全领域维护自身利益的情况陷入了极度混乱的状态，这种混乱已经开始威胁到联邦政权的根基，因此必须采取措施加以应对。新的法律恢复了国家安全机构的调查职能。令人惊讶的是，这并没有引起第一届国家杜马议员们的强烈反对。围绕着行动活动相关条款展开的辩论则要激烈得多：在面临安全威胁时进入住宅的权力、在未经法院批准的情况下使用特殊技术手段的权力，以及开展情报（间谍）活动的权力。更奇怪的是，俄罗斯内务部（MVD）拥有所有这些完整的权力。尽管如此，一些自由派议员仍然主张限制国家安全机构的职能和权力。这绝不是所谓对斯大林时代的 “无端恐惧”，而是一种有计划地破坏国家统一的国家安全体系的政治策略。将俄罗斯联邦反间谍局（FSK）更名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直观地反映了 “新” 机构在权力范围和责任方面的变化。从狭义上讲，反间谍活动就是与外国间谍活动作斗争，仅此而已。也就是说，一方情报机构与另一方情报机构相对抗。这种对术语的操纵，从根本上使 “国家安全” 的概念脱离了法律范畴。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所有的安全职能都转移到了地方警察身上，这无异于一场灾难。例如，地方警察局怎么能进行调查，尤其是预防恐怖袭击呢？警察拥有进行这些工作的所有权力，但缺乏经验、专业能力、技术手段和情报网络。更不用说地方的腐败问题了。甚至反间谍人员和警察的思维方式都有很大差异。不得不说，1995 年 4 月围绕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在国家体系中的地位和角色的摇摆不定和暗地斗争并未结束。1996 年 8 月 14 日，该机构的官方名称从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改为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乍一看，这有什么重要的呢？但实际上，这导致了更大程度的中央集权，以及地方机构对莫斯科的更严格的垂直服从。地方政府失去了对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地方管理部门的最后一点影响力，这在 “主权游行”（地方势力追求更大自治权的时期）的背景下非常重要。定期向地方管理部门派遣 “外来者”（即来自其他地区的人员）的做法得以恢复。这使得国家安全机构能够保持或恢复对地方当局的独立性。“地方特殊性” 和 “对当地情况的了解”，尤其是在问题重重的北高加索地区，不再被过多考虑。此外，所有人都还记得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的惨痛教训，当时在一些加盟共和国，克格勃地方机构的领导层实际上与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运动站在了一起。每一次更名背后都有复杂的政治斗争，以前苏联克格勃（KGB）遗产的命运为例，这一点尤为明显。在俄罗斯的历史上，国家安全机构大约进行了十次改革，其地位、权力和名称都发生了变化。但是，考虑到上世纪 90 年代上半叶的所有复杂性，现行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法》几乎以最初的形式保留了异常长的时间。后续的变化并没有改变俄罗斯国家安全主要机构工作的本质。这本身就是一个积极的现象，因为这种情况巩固了稳定性和连续性，与上世纪 90 年代的混乱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1995-1996 年法律所确立的基本原则，至今仍在国家安全机构的工作中得以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