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规模生产活动中，树立起了两个特别的榜样，农业方面以“吴满有的路子”为标杆，而在工业领域，则是推崇“赵占魁的行动”。
【1、何谓“赵占魁运动”？】
“赵占魁运动”其实就是用边区里那个特别出色的劳动模范赵占魁的名字来称呼的一个“新型工人运动”，大家简单叫它“赵运”。从1942年到1948年这段时间里，“赵运”在工业领域那可是出了大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那时候，毛泽东对“赵运”的评价特别高：
国民党为了对付我们，停发了经费还实施了经济封锁，想把我们逼上绝路，那时候我们真是遇到了天大的难题。但好在，我们还是挺过来了。这不光是因为边区的老百姓支援了我们粮食，更重要的是，我们下定决心自给自足，搞起了自己的公有制经济。就是靠着这些手段，我们克服了难关。
从这段话里能瞧出来，毛泽东特别看重公营经济在大生产运动里头的作用，他甚至觉得它比农业生产还要关键。
跟吴满那身败名裂、最后郁郁寡欢的结局不一样，赵占魁这个被誉为“中国版斯达汉诺夫”的工人阶级楷模，解放后可是风光无限。他当上了陕西省总工会副主席，还做过第一届和第二届全国人大的代表。
斯达汉诺夫，这位前苏联的采煤工人，名垂青史。1935年8月31日那天，他一个人在上班的时间里，竟然挖出了102吨煤，这个数量是普通采煤工人定额的十三倍还要多。
到现在为止，他一直都是大家公认的，那种把工厂当家一样爱护，不怕苦不怕累的工人榜样。
但其实，大家可能都没咋留意到，这位“新劳动者”模范人物的发掘，是因为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在搞“整风运动”那会儿，查了查公营工厂里工人罢工、怠工的情况。原本是想严惩工会里那些偷偷摸摸的“反革命坏蛋”，结果意外地发现了这位模范。
这次行动的主要目标，就是要给工人们立新规矩，重组工会，让工会不再只是替工人说话，而是要变成工厂里管事儿、执行决策的角色。
今天，说到中国工人阶级对党的绝对忠心，还有那种只想着付出，不图回报的“新劳动精神”，其实是从大生产运动里赵占魁的故事讲起的。
【2、产业工人的招聘】
1938年底，日本鬼子一口气攻下了中国的好多大城市和铁路线，害得上百万的学生和工人只能跑到西部去避难。就在这时，红军来了，陕甘宁这块地方的人一下子就多了起来，大家对工业品的需求也跟着涨了不少。可你看看这儿，除了几个小手工作坊，哪有什么像样的现代工业啊，简直就是空白一片。
延安为了解决人才短缺问题，急需大量引进训练有素的技术工人。因此，他们在安吴堡办起了“战时青年速成班”的职工培训队伍，还在西安设了个招生点来吸引人。同蒲铁路被敌人占领后，榆次、太原、介休这些火车站的好多铁路工人都逃难到了西安。
在这儿，他们得知延安在招工人，很多人就打算过去。就像赵占魁，介休丢了后，他就来了安吴堡青训班的职工训练队。
那时候的记录表明，那个职工培训大队有一千多号人，他们是从全国好多地方来的，像山西、河北、河南、陕西、山东、江苏、安徽、辽宁、四川等十六个省市都有。这里面大都是大城市里的老手产业工人，另外还有一些是从泰国、南洋回来抗日的爱国华侨小伙子。
说起职业，延安那时候有铁路工、海员、矿工、军工、机械工、纺织工、裁缝、印刷工、电工等17种不同的工人。他们的到来，给延安的工业生产带来了急需的人手。
得说实话，那些决定跑到延安的青年工人，那儿经济落后，日子挺苦的。他们不只是为了找口饭吃，很多人心里头其实都揣着个热腾腾的抗日梦想。
但是，他们的思想境界不一定都能跟上党的标准。所以，党就派了刚从苏联回来的张浩，也就是林育英，来当大队长，还派了以前在国统区搞地下工作的曹瑛来做指导员。他们俩负责给职工训练大队安排课程，给这批青年工人上思想政治教育课，目的就是让这些城里的产业工人快点适应边区的环境。
【3、产业工人待遇有多优厚？】
为了吸引并留住这些优秀人才，边区给出了特别的福利。一个技术熟练工人的薪资，比边区所有政府工作人员的薪水都要高，哪怕是最高的级别也比不上。而且，跟全国其他地方比起来，他们的工资也是稍微多一点的。
在1942年之前的延安，要是比谁挣得多，那肯定是技术工人排第一，接着是知识分子，最后才是靠津贴过日子的政府职员。一个手艺好的技术工人，一个月能挣个18到38块钱，不等。
红军里头的领导们，他们每个月的补贴，顶多也就四五块钱。但那些从外面来的知识分子，像是当老师的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还有我，我们每个月能拿到10块钱的补贴。1938年到1939年那会儿，延安的东西可便宜了，猪肉一斤才两毛钱，十个鸡蛋也就一块钱。所以说，我们这10块钱的补贴，用起来可宽裕了。
从上面的信息能瞧出来，技术熟练的工人挣的钱是军队里干部的4到8倍那么多，而且还比知识分子多了一倍不止。
另外，工人们在工作之余的生活和活动也相当多彩：他们会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来放松自己。比如，有的喜欢运动健身，保持活力满满；有的则钟情于阅读学习，不断提升自我。还有些工人会参与社交聚会，增进彼此间的友谊。总之，他们的业余时间被安排得满满当当，过得充实而有意义。
他们有很多玩乐和运动的机会，厂里买了好多乐器和体育用品。下班以后，他们能像普通学校里的学生那样玩耍运动，经常能碰上热闹的晚会和运动比赛，这样工作累了也能放松放松。工人的日子也越来越好过，工资普遍比抗战前涨了两倍，待遇比政府工作人员还好呢。
工作时间定为八小时，年轻人六小时，严禁雇佣童工，男女干活一样拿钱也一样多。
工人去参加工会或政府的各类会议时，时间不算旷工，工资也不会少。他们每个月能休四天，遇到纪念日也会放假。要是生病了，或者妇女产前产后要休息两个月，还有工人每年固定的两周休养时间，这些日子里工资都会照发。
公营工厂的福利可不少，里面有医务室、幼儿园、洗澡间，吃饭也管，跟政府员工待遇一样。要是遇到困难，拿单位的证明就能找政府帮忙，或者领社会保障的钱。工人的孩子上学，学费、吃饭、住宿，全都是政府出。这样一来，工人和家里人的生活就都有了着落。
每年，工人们都会收到厂里发的两套衣服，一套夏天穿，一套冬天穿。公家的工厂还弄了个工人活动室，大家在里面不光玩乐，还学文化，聊国家大事。
边区工人们现在政治上身处宽松环境，能畅所欲言、自由出版、随便集会、随意组织社团。他们有了提升政治文化素养的好机会，并且还能获得边区抗日民主政府的鼎力支持。边区工人的日子也好过了许多，再也不用为失业发愁了。
在这种不错的福利条件下，工人们的心态都挺乐观的。
1939年6月份，陕甘宁边区政府给行政院写了份报告，里面说到工人们“自个儿提出要多干一个小时，支援抗日战争。”
1940年年底时，边区的工人们迎来了薪资的巅峰，跟延安那时候比，工资涨到了最高。边区总工会11月份时定了个规矩，专门针对公营工厂的，就是那个《陕甘宁边区战时工厂集体合同暂行条例》。里面说了，工人们每天干八小时活，星期天就休息，还有其他各种假期可以休，要是加班的话，工资还得翻倍。最低工资给到16元，最高的能拿到40元，那些有特殊手艺的工人，工资还得另外算。
工资的多少，得看技术咋样、熟不熟练，还有干活卖不卖力，这些都由估价小组来定，然后厂里的会议再商量一下，最后告诉大家。这个估价小组啊，是由工务科的领导、技术师傅、工会的生产委员、组织委员，还有工会头头这些人一起组成的。除了有时候需要临时估个价，估价小组一般每半年会给大家的工资估一次价。
那会儿，“职工会”这个工会组织挺有分量，管着工资怎么估和流程怎么走，自己说了算，不咋受党支部和厂方摆布。工会的头头们，很多时候也不太买工厂领导的账。说起来，这就像是那时候“三三制”民主在基层活生生的一个例子。
【4、缘何出现罢工潮？】
独立性肯定会带来利益上的碰撞和不和，特别是在战争时期那种紧张情况下，不光会让生产效率大打折扣，还可能会让双方的矛盾变得更尖锐，一不小心就可能闹出大乱子。
后来，在1945年9月29日，中央职工委员会出了个文件，名叫《公营工厂职工会问题探讨》。这个文件在回顾1943年厂长们开会之前的那些事儿时，提到了之前的教训：
由工厂的头儿、党支部书记，还有工会的老大，这三个人组成了领导工厂的核心小组。他们之间没有个明确的工作规矩，所以在干活的时候就出现了各自为政、各管各的、谁也不配合谁的情况。
有些工会的势力相当强……工会竟然在工厂里自成一体，不跟工厂一起齐心合力去完成生产任务。这时候的工会，大多不怎么关心生产，反而更工人的日常琐事。工厂要是没法满足工人的生活需求，那就会跟管理层起冲突，双方就这么杠上了。
两边一直闹别扭，这段时间里，矛盾是越来越大了。
1938年快结束的时候，延安那些难民工厂的工人们觉得工资给得太少了，特别是吃的方面，实在是太差了。于是，工会的头儿刘遐龄就站出来，带着工人们去找厂领导谈。到了1942年3月份，振华纸厂那边又出了问题。因为东西贵了，工资能买的东西少了很多，工会里的高承明和宋俊杰两人，就带着工会的人去找厂方，说要涨工资，还组织工人们放慢工作速度来表示不满。
1941年9月那会儿，有个《陕甘宁边区公营工厂工人工资标准》的规定出来了。工资嘛，就是东西加钱一起给。里面写得清清楚楚，要多少东西：小米得45斤（按16两来算），盐得一斤，油得十二两，肉也得一斤，柴火得80斤，新鲜蔬菜一斤，还有菜干四两。就这么定下来了。
另外，员工还会得到一年所需的衣物，包括单衣、衬衣和棉衣三套，总共要用到五丈五尺的布和一斤半的棉花。说到工资，那就要看你是轻工业工人还是重工业工人了。轻工业工人的月工资在15到50元之间，而重工业工人的工资则在25到75元不等。
可以说，跟军队干部的薪水比起来，这些收入其实还算挺不错的。
但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按照那时候的市场价格换算成钱来发的。要是碰上东西少，价格又疯涨的时候，工人领到的工资和他们能买到的东西之间，还是有挺大差别的。
到了1942年5月份，因为工资多少、工作时间长短这些事儿，延安那边开始大范围地出现工人停工不干的情况。
1942年5月5号到9号，公营工厂那些工会头头们开了个会。会上主要聊了聊怎么教育工人，还有工会得改改风气。另外，还动手改了改工人的工资和劳动合同，这些改动都是从上面开始推下来的。
新版的《陕甘宁边区战时公营工厂合同规矩》有了几个重要调整：
一是，工人们现在每天得干10个小时的活，比原来多了2小时，从早到晚忙个不停。而且，他们一年里原来能休息的14天也没了。这样一来，工人们的工作量直接涨了四分之一还多。
二是关于工资标准的评估，现在不再是由以前那个主要由工会人员组成的估价委员会来拍板，而是转由厂方直接决定了。
第三条改动是针对原来的《合同准则》没考虑到战时环境的艰苦，给工人定的福利待遇太高了，但却没说工人得对工厂承担啥义务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加了一章内容，专门讲工人得遵守劳动纪律和管理规定的事儿。
修改版《准则》一出，立马遭到众多公营工厂工会头头们的强烈反对。
首先站出来挑头的是中央印刷厂工会组织部的头儿孙铁林。这个印刷厂那时候可重要了，它得负责印边区和中央系统的报纸、书、文件、地图、日历、表格，还有各种钞票之类的有价证券，简直就是中共中央和边区的一个关键部门。
开完公营工厂工会的干部会后，孙铁林直接跟工人们说了他的不高兴，他批评厂工会太过“软弱”，没为大家争取利益。他还站出来，替工人们说话，要求厂里面履行之前承诺过但还没做到的劳动合同。
被拒绝后，孙就开始磨洋工。没多久，光华印刷厂那边也乱套了，在路明和江琳这两个工会头头的带领下，工人们就是不肯签新劳动合同，结果这大半年来，厂里的产量少得可怜。不光这样，难民工厂、边区机器厂、新华化学厂这些地方也都闹起了罢工。
最让人震惊、影响深远的是边区农具厂，也就是手榴弹制造厂里发生的“狄德建事件”。
狄德建这人特别努力，之前被大家选为了边区的劳动榜样。后来，因为他敢于站出来为工人们争取更好的待遇，又被推选为那家兵工厂的工会头头。
在1942年6月16日那天，边区农具厂的行政部门与工会聚在一起，热议起新合同准则的实施。狄德建对此持有不同意见，他认为这一新准则实际上是在剥夺工人的劳动成果。他愤慨地抱怨道，“共产党现在是一天不如一天了，竟然开始剥削工人；而总工会呢，也完全不顾及工人的实际利益。”
接着，召集工人们开了个大会，明确站出来说不。会上，大伙儿一个接一个地数落留守兵团怎么侵犯了他们的正当权益，还扯上了横幅，这事儿当时在延安可闹得不小。
那时候，蒋介石正带着胡宗南往陕甘宁根据地猛攻，局势紧张得不行。中央军委火急火燎地下令，要求兵工厂赶紧造出十万颗手榴弹，好用来对付敌人。可偏偏在这个时候，工人们闹起了别扭，军火生产被搅得一塌糊涂。留守兵团司令贺龙当时火冒三丈，气的直想立马把狄德建给毙了。
边区农具厂出事后，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派了两个人，李颉伯和边区总工会的章萍，他们到了厂里。接着，就开始动手查狄德建和那些所谓的“坏人”，这是群众自发搞起来的运动。
【5、发现“好人”赵占魁】
就在处理“不良分子”狄德建那会儿，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也发掘出了“模范人物”赵占魁。
赵占魁，1896年在山西定襄县张村呱呱坠地。他跟吴满可不一样，不是走投无路逃到陕甘宁边区的难民，而是边区政府为了发展工业，专门请来的技术能手。
赵占魁家里头穷，17岁那年就开始学打铁的手艺。之后，他跑到太原铜元厂做了个小徒弟，又在兵工厂里学起了做砂模。后来，他还去了同蒲铁路介休车站的修理厂，专门负责烧火炉。
1939年春天，大概四五月那样，赵跟着职工训练大队一块儿到了延安，进了桥儿沟那所工人学校开始上学。到了这一年的冬天，12月份，他正式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1940年6月份，赵占魁被调到了陕甘宁边区的农具厂，干起了翻砂工的活儿，还当上了翻砂股的负责人。他在那边表现得很出色，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农具厂都给了他模范工人的称号。到了1941年，他还被大家选为了边区参议会的候补议员。
他每天都忙活十多个小时，大夏天的时候，竟然会穿上棉衣来顶替石棉衣，站在熔铁炉前，汗水哗哗地流，但他从来没喊过一句累。他觉得，给革命多出一份力，那就是自己该有的奉献精神，为了抗战胜利和满足人民需要多搞点生产，那也是自己必须承担的责任。
关键是，狄德建那档子事儿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他愣是没跟着起哄，一直老老实实待在岗位上工作。
后来，为了树立“表彰好人好事，惩罚邪恶行为”的榜样，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跟边区政府，在农具制造厂搞了个挺热闹的颁奖典礼，好好表彰了一番赵占魁。
毛泽东赶紧拿起电话，拨通了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的负责人邓发，对他说：
表彰赵占魁这事儿办得真漂亮，不光是给一个人发奖那么简单，这可是咱们整个边区还有其他根据地提升生产、优化工作的一个新起点。我之前听说你们在找像斯达汉诺夫那样的人物，赵占魁同志，他就是咱们中国的斯达汉诺夫。你们得把他的长处都给挖出来，树他当个榜样，然后让各个工厂、各个生产单位都跟着学。
1942年10月10号，陕甘宁边区的总工会搞了个新动作，发了份通知，说要开始搞“赵占魁运动”。
通知里讲得很清楚，这次活动跟以前那些简单的生产比赛不一样，它更像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引导。主要是为了解决部分工人中存在的只看重钱、觉得啥工作都一样、心思不在工作上这些问题。这么做的目的，是要提升大家的政治意识，让大家在生产中情绪更稳定，干活更有劲头，产品质量也能上去，同时让工会的工作有个新面貌。
这说明，“赵运”从一开始就不单纯是为了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而发起的，它更像是对生产过程中“工人们的情绪反应以及工厂里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在“有明确条件和目标导向”的前提下展开的一次政治性质的行动。
【6、典型的影响】
研究者发现，到1943年5月25日那天，延安已经有了12个公营工厂在搞“赵占魁运动”。这些工厂包括农具厂、中央印刷厂、边区被服厂等等，还有工艺实习厂、中管局实验厂、光华印刷厂、八路军制药厂、难民工厂、新华化学厂、边区纺织厂、边区弹花厂以及华侨毛纺厂。参与这个运动的工人数量有好几百人。
后来，各地的公营工厂纷纷响应，到了1944年2月，整个边区的公营工厂都搞起了赵占魁运动。一共有1041名工人报名参与，这里面，出现了像袁广发、孙云龙这样的，将近300名像赵占魁一样的劳动榜样。
赵占魁运动的影响力可大了，不光在陕甘宁边区有名，还传到了别的地方。你看太行区搞了个“新劳动者运动”，晋绥区有“张秋风运动”，还有晋冀鲁豫区的“甄荣典运动”，这些都是赵占魁运动扩散开来的结果。
这个阶段，赵占魁运动主要是想让大家换个新的劳动观念，让生产效率提上去。
它的作用真的挺显著的。
从实际情况来说，很多工厂现在都在加班加点，产量往上涨，东西也做得更好了。就拿难民纺织厂来说吧，1942年搞了个赵占魁运动，从那以后，机油用量从每月200斤降到了70斤，废纱也从每天20到25斤减少到1到7斤。短短两个月，办公费用就省下了7000元边币。
从1943年5月开始，这家工厂每个月生产的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多了：
5月时，咱们做出了552匹土毛布；到了6月，产量提升到650匹；7月份，更是猛增到908匹；8月份，继续上涨，一共生产了1006匹。
八路军印刷厂这一年的产量涨了不少，大概提升了三到五成。中央印刷厂那边，排字部门的效率提高了三成，机器部门更厉害，提升了五成九。以前印1000张纸得报废8到10张，现在好多了，只坏1.5到3张。就拿1943年第二季度来说，厂里省下了1.8万张纸，这些纸值8万边币呢。
那会儿的报纸上说啊，好多工人都主动要求多干活，还抢着做义务工。就拿工艺实习厂分厂来说吧，1943年6月，有54个人多干了549个小时；到了7月，又有68个人多做了812个小时的工。到了1944年2月，整个厂子的义务工加起来，足足有3700个小时呢。
因为“赵占魁运动”带来了很大的震动和实实在在的好处，所以在1943年11月还有1944年12月，陕甘宁边区举办的两届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表彰会上，赵占魁都被选为了边区的劳动英雄，还获得了特等劳动模范的称号。
大会上，大会主席台红色帷幕上，不光有毛泽东的画像，赵占魁的肖像也赫然在列。边区的工人们看到这一幕，都觉得特别惊讶，反响特别强烈。
取得了两个挺关键的收获：
一是让工会从之前单纯为工人发声的角色，变成了党的政策和工厂管理决策的实际落实者。
第二点是要让工友们明白“要想着大家伙儿”、“干活得换个新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