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特朗普对中国再度加征关税，其“有保有压”的政策布局，引发了外界广泛关注。此次加税措施呈现出高度差异化：对针筒、锂电池等关键制造品征收逾200%的重税，而儿童书籍等消费类商品则完全豁免。这一组合拳式的策略背后，揭示了特朗普政府在经济、产业及政治层面的多重考量。而对全球各国关税政策调整背后，特朗普团队内部博弈的细节也开始逐渐浮出水面。

代表华尔街声音的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在与特朗普一同返华盛顿的专机上，明确提出了市场的疑问——当前贸易战的核心目的究竟为何？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从而为未来推动减税创造空间？是借此在国际谈判中获得更大的筹码？还是为了把制造业重新带回美国本土？不同的侧重点可能需要更为明确的有针对性的政策。而这一系列问题，正是华尔街与工商界亟待解答的焦点。

白宫随后也确实展现出更清晰的政策取向，开始将不同的贸易手段对应不同的目标。针对针筒、锂电池等关键物品施加高关税，显然意在通过强压手段促使相关制造业回流美国。而此前对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等电子产品关税上的差别化调整，也可以视为这一产业政策部署的组成部分。

可以预判，未来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及相关零部件等会被视为是高科技产品而不会被纳入与各国的谈判之中。而现在和几乎所有国家仍然存在的至少10%的加征关税所涉及的其他产品则仍然可以谈判。也就是说前者主要为了推动相关产业的供应链重回美国，后者则为了换取利益或直接收割关税。

另一方面，对于诸如儿童书籍等商品的豁免，则明显是为了缓解通胀压力，避免不必要的民众不满。可以说，特朗普政府在经历初期“乱拳出击”后，正试图调整策略，使其贸易政策更为精准，减少对金融市场的冲击——毕竟，过去几周的股市、债市和汇率波动已引发政策层的高度警觉。

而这一转变，也是由于贝森特和卢特尼克的小心机。此二人早就在酝酿稳定市场的方案，但考虑到所有他们的提议都可能被更为强硬的“关税派”纳瓦罗直接反对或驳回，他们瞅准了某天纳瓦罗去找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沟通事情而不在椭圆形办公室的契机，找到特朗普，对特朗普做了工作，尤其是指出了债市的风险给美国金融、美元体系等将带来的不可挽回的冲击。在特朗普被说服之后，他们还特地等特朗普发出了对绝大多数国家把加征关税降到10%的那条社交媒体资讯之后才离开，以确保木已成舟，纳瓦罗不可能再将其扳回了。

当然，特朗普做相关调整，对政策进行软化的更深层的动因还涉及他所面临的政治压力与时间窗口的收紧。正如外界所观察到的，特朗普可能曾设想在任期初期通过加征关税等手段“搞砸”经济，从而将责任归咎于前任拜登，以为未来的“经济上行”营造转机，先抑后扬。但现实已经发生变化。

CBS/YouGov的民调显示，3月时仍有38%的美国民众认为经济困境应由拜登负责，到4月，这一比例骤降至21%，反而有54%的人认为应由特朗普负责。这意味着，特朗普“甩锅”的策略正加速失效，其“保质期”远短于预期。

当然，特朗普可能仍然在赌美国民众的记忆有限。若能在2026年中期选举前创造一波明显的经济回升，许多选民未必会去计较复苏起始的具体时间。但现实摆在眼前，留给特朗普的时间不多了。他必须迅速完成“以时间换筹码”的阶段，开始撤回其对经济造成不利影响的政策，并适时推出刺激性措施，以兑现其“先抑后扬”的原始策略。

在此背景下，中国可能采取的应对策略也颇具看点。一种较有可行的我此前多次提及的方式可以是，中国不采取对美对等报复，而是选择单方面降低对非美国家的关税，实施非对称性战略反制。这一策略背后的逻辑非常清晰：过去的“修昔底德陷阱”假设是，守成国（如美国）试图维护秩序，而崛起国挑战秩序。但现实却是，美国已主动放弃其在二战后构建的自由贸易体系和市场规则，而中国此时只需守住原有秩序，就可能顺势完成权力转移。我们可以将中国面临的这一特殊的机遇及之后顺势崛起的过程概括为“代序崛起”（Order Succession Rise），也就是说权力转移是通过“继承原有秩序”完成的，而非通过塑造全新秩序去挑战守成国完成的。

更开放的贸易对中国而言是利大于弊的。而报复性地对美继续加税，不仅难以真正“惩罚”特朗普政府，反而可能只是一种情绪宣泄。相反，通过对欧盟、东盟等其他国家削减关税，反而有机会扩大中国的外贸空间。当前已经取得的诸多进展是非常积极的。虽然这种做法也可能引发其他国家对中国商品倾销的担忧，但这完全可以通过设置最低价格、配额机制等方式进行谈判化解。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政府最近确实在重新评估其整体关税政策，对大多数国家暂缓加税就是这一调整的体现。但特朗普个人对关税的偏爱仍旧强烈，一旦金融市场趋于稳定，他可能会再次依赖关税作为首选的内政与外交工具。

特朗普的新一轮加税并非简单的保护主义延续，而是其政治生涯关键节点上的一场豪赌。中国若能采取智慧的非对称回应，则可能在这场看似对抗的较量中，争取到更加主动和有利的战略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