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我起夜时看见母亲跪坐在月光里，正在给老六的校服打补丁。她的顶针在十五瓦灯泡下泛着冷光，脚边堆着七件不同尺寸的白衬衫，每件左胸位置都绣着朵歪扭的红梅，那是我们穿过所有补丁里，唯一鲜艳的颜色。

父亲矿难通知书送达那日，母亲正用红头绳给我扎辫子。她突然把红头绳咬断，七根等长的红线蛇一样蜷在搪瓷盘里。"老大到老七，排队。"我们懵懂地伸出右手腕，看着母亲把红绳系成活扣。后来才知道，那是矿区给遗属的标记，领抚恤金时要亮出手腕红绳。

菜市场路灯下，母亲在给人缝裤脚。老五趴在她背上咳嗽，呼出的白雾凝在睫毛上结霜。我们举着捡来的易拉罐排队，罐子里装着邻居施舍的剩饭。突然有醉汉踢翻铁皮罐，油汤泼在老三刚考满分的试卷上。那晚母亲第一次用冻疮膏给我们擦脸："抹这个脸不皴，明天上台领奖状才体面。"

大姐录取通知书到的清晨，母亲的首饰盒见了底。我们翻出藏在米缸底的檀木盒，里头只剩张当票：龙凤镯一对，银元三枚，翡翠耳坠......全是父亲当年给她的聘礼。老六举着当票要赎回来，母亲却往空盒里放了七颗鹅卵石："这些都是星星，等你们考上大学就亮了。"

我收拾阁楼时摔落个铁盒，九本献血证雪花般散开。最早那本写着1990年3月12日，父亲百日祭那天。最新那本停在2010年6月7日，老七高考当日。证件照里母亲的脸逐渐凹陷，唯有眼睛亮得瘆人，像燃尽自己照路的蜡烛。

家族群里炸开视频通话时，我们七个正散落在世界各地实验室。屏幕里母亲蜷缩在县医院CT机上，瘦得仿佛要陷进机器里。她手腕上的红绳早已褪成粉色，却仍死死绑着个香囊，里头装着七枚大学校徽。

"初步怀疑是尘肺病。"医生指着CT片上的阴影："长期接触煤灰..."我们这才想起，二十年来母亲总在凌晨去煤站捡漏，说是给老家表亲捎的土特产。

大姐冲进病房时，母亲正用针尖在氧气面罩上戳小孔。见到我们，她慌忙藏起缝到一半的婴儿服，那是给从不肯结婚的老四准备的。监护仪突然尖啸起来，晃动的波纹里，七件绣着红梅的旧校服正在赶来团聚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