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耀六年（263 年）。
刘禅坐在宫殿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面前那份投降文书，手指在羊皮纸上按着，都留下了湿漉漉的汗印。
光禄大夫谯周呢，穿着青色长衫，衣服上还沾着清晨的寒霜，他往前凑了凑，几乎要贴到刘禅身边了。
轻声说道：“陛下，当年微子离开殷商保全了百姓，如今您归降曹魏，也能保住益州十万百姓的性命。”
宫殿外，传来士兵拆卸蜀汉旌旗的声音，谁能想到，有这么个人，是诸葛亮亲自提拔起来管教育这块的官员。
谁又能想到，他花了整整三十年时间，悄无声息地织就了一张大网，而这张网最后竟把国家拖向了灭亡的深渊。
建兴二年（224 年）的时候，诸葛亮刚当上益州牧，就把谯周招到自己的幕府里做事了。
谯周啊，他是巴西谯氏家族的人。
他爹以前专门研究《尚书》，还精通各种经典著作和图谶纬书之类的，所以谯周从小就在儒家思想的氛围里长大。
可他做的事确实太过分了，当他走上太学的讲台时，却悄悄改变了教学内容。
他讲解《出师表》的时候，故意略过 “亲贤臣远小人” 的警示，反而大谈《老子》里的 “知足不辱”，对台下的学生说：“北伐连年用兵，百姓的负担实在太重了，不如休养生息，让大家过上安稳日子。”
蒋琬执政的时候，谯周升职为 “典学从事”，相当于蜀汉的教育部总长。
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太学教材里所有关于 “兴复汉室” 的内容都删掉了。
原本《出师表》中 “还于旧都” 的壮志豪情，被替换成了 “天命有常，守分而已” 的消极论调。
他的学生陈寿每天抄写《仇国论》的草稿，后来陈寿成了《三国志》的作者；罗宪担任巴东太守时，竟然禁止士兵阅读兵法，说什么 “学武不如学农”。
这种 “去理想化” 的教育改革，让蜀汉的年轻一代逐渐忘记了 “汉贼不两立” 的初心。
延熙十年（247 年），谯周的学生开始在官场担任重要职位。
陈寿做了观阁令史，处理公文时频繁引用 “量力度德” 的理论，反对姜维北伐；罗宪成为太子舍人，在东宫教导刘禅的儿子时，只讲 “明哲保身” 的方法。
宫廷的宴席上，官员们不再讨论如何北伐复兴汉室，而是攀比谁在蜀地的田庄更多，谁家里的歌姬舞技更精湛。
诸葛亮留下来的法治精神，就在这种所谓 “务实” 的氛围中慢慢消失了。
延熙二十年（257 年），姜维第九次北伐失败，谯周觉得机会来了。
他仿照《出师表》的骈文结构，写下了《仇国论》，把蜀汉称为 “因余之国”，曹魏称为 “肇建之国”，宣称 “大难将作，天人播越，不得复同”。
表面上看是在讨论小国如何自处，实际上是否定 “兴复汉室” 的合法性，把诸葛亮的北伐说成是 “贪功冒进”。
这篇文章很快在成都传开，甚至被刻在了城门上，百姓们开始议论：“或许曹魏真的是天命所归吧？”
刘禅读了《仇国论》之后，不仅没有斥责谯周，反而升了他的官，让他做光禄大夫，位列九卿。
这释放出一个明确的信号：朝廷不再以 “兴复汉室” 为目标了。
从此，蜀汉朝堂的辩论主题从 “如何北伐” 变成了 “如何自保”。
姜维请求出兵，被要求 “每年用兵不超过一万，粮草准备不超过十天的用量”；大臣们上奏，必定提到 “体恤民力”，却再也没人提起 “先帝遗志”。
曾经充满理想主义的蜀汉，渐渐被 “偏安躺平” 的思潮笼罩。
谯周在《仇国论》中反复强调 “天命有归，不可以力争”，把曹魏的强大归因于 “天命” 而不是实力。
这直接动摇了蜀汉的立国根基 —— 刘备集团本来是以 “汉室宗亲” 的身份号召天下的，如今自家的 “教育部总长” 却宣称 “天命已失”。
老百姓开始相信 “改朝换代是天意”，军队的士气一落千丈，就连姜维的北伐大军，也常常被后方以 “粮草不足” 为由限制行动。
景耀六年（263 年），邓艾偷渡阴平的消息传来，成都上下一片震动。
此时蜀汉还有姜维的五万大军在剑阁坚守，南中霍弋的三万精兵随时可以支援，甚至还可以迁都南中继续抵抗。
但谯周在朝堂上大声疾呼：“陛下如果归降曹魏，魏国必然会分封土地给您，百姓也能免受战火之苦，这是上策！”
他避而不谈君臣大义，只说 “保全百姓”，让反对的人找不到反驳的理由 —— 谁反对投降，谁就是 “不顾百姓死活”。
刘禅投降当天，谯周的学生们迅速投靠了新朝。
陈寿在整理《三国志》时，把谯周的劝降行为美化成 “全国为上之策”；罗宪镇守永安，接到投降命令后立刻归附曹魏，后来成了晋朝的重要将领。
这些曾经受谯周教诲的官员，早已把 “忠君报国” 看作迂腐的思想，把 “识时务者为俊杰” 奉为真理。
当他们穿着晋朝的官服在洛阳街头行走时，没有人记得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写过 “亲贤臣远小人”，更没有人记得 “兴复汉室” 的理想。
蜀汉的灭亡，表面上看是军事上的失利，实际上是理想的崩塌。
谯周用三十年的时间，在教育系统中培养 “务实派” 官员，在舆论场上传播 “天命论”，在国家危机时刻鼓吹 “投降有理”。
他的每一个举动，都在消解蜀汉的立国根基，让一个曾经充满理想主义的政权，沦为了精致利己主义的牺牲品。
当谯周在西晋朝廷接受封赏的时候，距离他入职蜀汉教育部已经过去了四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