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世纪，新英格兰是如何以城市为中心开始社会结构变迁的？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新英格兰殖民地港口及内陆市镇经济的日益繁荣，必然伴随着社会职业结构的快速变动，随着他们财富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其对殖民地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另外，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改变了很多市镇的家庭结构、社会组织结构，甚至是殖民地社会的整体特质。
新英格兰的职业结构首先，职业结构日益复杂，从事非农职业的人口增长，主要包括商人群体、工匠群体和其他专业人士，如律师、会计员、政府职员、牧师、教师、医生等职业。商人群体包括海外贸易商、船主、船长、小店主、小商贩，其中那些大的海外贸易商，组织和主持殖民地与外部世界的商业贸易，他们通常是当地最富有的人群。
以康涅狄格殖民地为例，商人阶层随着该地贸易的增长而增长。1680年，康涅狄格只有20名小商贩，一些人仅与波士顿和印第安人进行贸易，另一些人与波士顿和纽约进行贸易，其他人与波士顿、印第安人和纽芬兰进行贸易，而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几乎没有。
在18世纪中叶以前，康涅狄格的每个市镇都至少有1名商人或店主，大镇更多一些，可能有10或15人；到独立革命爆发时，在较大的商业中心市镇一般有40或50名商人，次级商业中心市镇一般有10—15名商人。
从事手工业或工匠的人口比例也不断提高。根据美国学者的估算，在1700—1729年间，康涅狄格最大的五个市镇中，成年男性中有60%的农民，只有30%的手工业者；而到1770年，农民的比例降为55%，手工业者的比例上升至35%。
在专业人员中，牧师、医生、律师等，在18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间，人数较少，但在18世纪的后几十年，人数激增。而且，律师越来越成为市镇当中最富有、最有影响力的职业群体。
很多时候，这些律师和地方官员、海外商人、内陆商人，一起扮演着一种企业家的角色，并不同程度的从中获益。他们通常是大产业的投资人，如造船业、酿酒业和冶铁业，而且他们还参与东北部、西部边疆的土地投机。
随着奴隶贸易的增长、家庭规模的扩大和耕地资源的紧张，罗得岛的年轻人也开始大量选择非农行业，特别是航海业等。总之，这些新的、日益增长职业群体，逐渐成为殖民地社会变迁的主力军。
其次，财富或阶层分化的趋势加强。新英格兰商业经济的繁荣造就了一大批富有的阶层，特别是大商人，他们的财富不断扩大，逐渐成为殖民地社会精英的主干，在殖民地的诸多事务中日益掌握更多的话语权。
到18世纪60年代，在波士顿，大约有30名富商，他们的财富在10000—20000英镑之间，拥有巨额财产和大批贸易。
到美国革命前，波士顿所有船只都为该地最富有的商人所有。1771年，波士顿90吨以上的船只，掌握在该地最富有的1/4的人口手中。马萨诸塞的第二大港口城市，塞勒姆也出现了同样的财富分化。在1759年，该镇最富有的20人，他们拥有的财富平均在2219—16738英镑之间，他们的财富总量占全镇财富的40.1%。
由此可见，在这些市镇当中，财富分化的趋势明显，即社会中最少的一部分人口却掌握着最大部分的财富。
富人阶层的生活这些富有的人群，在很多方面成为殖民地社会的标杆，包括他们物质生活的消费品味，以及各种社会礼仪都成为其他阶层人口竞相模仿的对象。这些富人阶层，他们通过消费各种新的高档进口商品来显示自身特殊的身份和社会地位。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富人阶层的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及身份观念的转变创造了一种巨大的市场需求。
那么，这种市场需求反过来成为推动殖民地经济商业化重要的内在动力。并且，在地方政府的各种事务决策中，个人的财富实力，而非宗教虔诚，逐渐成为政治参与和领导的基础。
也就是说，生活在市镇的这些富有阶层，已经与17世纪那种处处受到教会和政府限制的情形大为不同，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可以不再顾及来自教会或政府的反对，财富为他们提供了与所有势力进行博弈的资本。
或者说是，在决定个人社会地位的所有因素中，种族或是宗教的决定性差异已经让位于经济实力。
再次，家庭结构和社会组织结构发生深刻变化。随着出现在非农领域就业机会的增多，导致很多年轻人脱离家庭经济生产单位，成为独立的工资劳动者。那么，这对传统的家庭结构势必造成很大地冲击。也就是说，年轻一代脱离家庭，自谋职业，会造成对传统家庭依赖的弱化，特别是导致父权制的衰落。
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年轻的男性选择外迁，这会弱化父母的权威，推动子女更加的独立和自治。”更进一步讲，家庭作为维系社区团结的纽带作用已经大打折扣。
因此，在社会关系的构建中，主要是通过个人之间、个人与某个社会组织机构之间的互动来实现。而在这其中，经济利益关系逐步取代家庭间的、宗教间的关系而成为主导因素。
或者说，个人之间或个人与某个社会团体之间的经济关系重塑了市镇的社会关系网络。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各种世俗性质的俱乐部渐渐取代教会或政府机构，成为大众进行社会组织的重要机制。
俱乐部的成立1745年，马萨诸塞塞勒姆的一些商人组织成立了一个名为“公民社会”的俱乐部。该俱乐部会定期集会，以维系彼此间的友谊和商谈；并且，制定组织章程，明确禁止咒诅和争吵等不文明的行为；在新成员的准入上，实行全体一致同意的原则。
这样的团体或俱乐部意味着，它是一种“友谊、教养和商业利益的‘池化’，也是面对面接触的扩展，会促进社会的和商业的投资”。
在波士顿，有更多类似的俱乐部。1744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造访波士顿期间，就访问或参加了该地的多个商业俱乐部。总之，经济利益关系的强化及世俗的各种俱乐部的兴起，最终会导致个人减少了对所属社区和教会的依附，形成对原有社会组织结构的“碎化”。
最后，市镇社会变得不再像以前那样平静和谐，而是围绕着经济利益出现各种竞争和冲突。在个人之间、社区之间、地区之间都会因经济问题形成互相竞争，甚至矛盾和冲突。
与此同时，社会下层对于经济上的日益不平等表示不满，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关系出现紧张，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强化，不同利益和职业群体在土地、债务、货币政策等问题上产生分歧。所有这些都会侵蚀市民“认同”，削弱地方领导人和政府的权威，社会多元性逐步取代一元性，在此基础上推动政治改革和民主进程。
相比17世纪，市场经济的发达，增强了市镇社会的流动性，颠覆了以往恭敬的社会秩序，身份和地位变成了市场成就的奖赏，而非对社区服务的标识。
更进一步说，个体在寻求其存在的意义和身份认同的时候，他是处在一个可见的、明确感知的、商品的、物质的世界。强调个人奋斗和在经济事务上自主决策日益成为一种社会共识。
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经济本质的变迁在个人抱负取代社区精神的过程中发挥了一种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也并非意味着个人在公共道德和对社区奉献等方面的缺失或终结。相反，一种新的融传统主义和市场主义于一体的新精神日益显现。
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可以在一个合理的、大众参与制定的法律框架内实现共处、共生。有学者研究了那些后起的新英格兰港口市镇发现，商业繁荣并未导致社区团结或社区凝聚力的削弱。
在马萨诸塞的格洛斯特和马布尔黑德，这里的居民，他们的“获利动机并没有消除社区凝聚力的联结或清教主义的社会力量。相反，个人联系、习惯性实践和宗教观念塑造了商业活动的进行。”
清教主义理念或是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在这些市镇并未寿终正寝，商业资本主义与过去的文化模式实现了共存，并由其塑造。总之，因商业经济的发展，新英格兰殖民地市镇社会表现出更多的世界性、包容性、复杂性和多元性。
结语总的来说，在新英格兰殖民地的城市当中，发挥公共空间作用的只能是其他机构或设施。而在这些公共空间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每个镇的市镇厅。在波士顿、塞勒姆、普利茅斯等地都建有市镇厅。
